——司马光评齐武帝祭祀违礼（臣光曰73）
建元元年（479），萧道成逼迫宋顺帝禅位，建立南朝之齐，是为齐高帝。建元四年，萧道成驾崩，太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
永明九年（491），齐武帝明文规定了太庙四时祭祀的供品，都是先帝先后平常喜欢吃的东西。比如供奉祖父的是面饼和鸭肉羹；祖母的是嫩笋和鸭蛋；父亲的是细肉和肉酱粥；母亲的是清茶、粽子和烤鱼。
齐武帝又梦见父亲对自己说：“老宋家的皇帝常跟我抢东西吃，你另找一个地方祭祀我吧。”于是，命弟弟、豫章王萧嶷的妃子庾氏，春夏秋冬四季，在清溪旧宅（萧家故居）祭祀祖父母和父母，祭祀时所使用的祭品和服饰，都随民间的礼节。
司马光“臣光曰”第73篇批齐武帝此举不合礼数，理由有二：
其一，战国时楚国大臣屈到喜欢吃菱角，遗言死后就用菱角做祭品好了。但他的儿子屈建认为，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嗜好而冒犯国家的祭典，因此祭祀时把菱角撤掉了。
其二，卫成公打算祭祀夏朝第五任王姒相，大夫宁武子责怪他不该这么做，因为不是卫国的祖先。
可是齐武帝身为皇帝，却用平民的礼仪去祭祀父亲。而且竟把祭祀的规格降到在私宅里进行，还让“庶妇”主持其事（旧时祭祀，由长房主祭）。司马光认为，这两者都是齐武帝违背礼制的表现。
齐武帝用家人之礼来祭祀祖先，在时人看来，是极平常的事，有必要专论来评么？问题是古人不这样看。《左传》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而“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司马光是不想看到皇帝带头破坏基本面，然后上行下效，全体皆坏了。《通鉴》的开篇批周威烈王“天子自坏礼”，亦是此理。司马光是警戒领导者，做事必得有基本的规矩，不管是礼法还是纲纪。
台湾的柏杨先生就此论写有“柏杨曰”。他认为，司马光批齐武帝用家人之礼来祭祀祖先，“从这项责备，可以看出官场文化，本质上是势利眼文化。”这话值得商量，至少我个人不大同意。领导人就如司机，如果开车也跟开坦克似的，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孔子说，老虎从笼子里跑出来害人，是谁的过失？显然是动物管理员的责任。而约束领导人，就如约束动物管理员，担起你的职责，站好你的岗，莫使老虎有出笼的机会。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出自《论语》。孔子是以老虎和犀牛比喻难填的欲壑。
然而司马光目庾氏为“庶妇”，这问题就严重了。齐武帝和萧嶷是同母所生，但齐武帝是嫡长子，萧嶷则是庶出，萧嶷的老婆自然就是“庶妇”了。
立嫡以长，本是为了避免竞争，避免诱发非分之想。历史上因为兄弟阋于墙，而导致败家亡国灭身的事，数不胜数。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尚未登基，皇室甚至要秘不发丧，以确保政局的稳定。以“立嫡以长”来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确实无可厚非。
然其末流，在民间也引起相当强烈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从立嫡以长，到嫌庶之分，再到庶出的受歧视，其间也是一本沧桑史。
南北朝之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一书，其“后娶篇”就详述了嫡庶之间的恶斗。从他记载的情况来看，不亚于时下的父子兄弟，为了资产而闹上法院，大打出手。
颜之推，字介，原籍琅邪临沂（山东临沂）。先世随东晋南渡，寓居建康。梁武帝时侯景作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颜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北去。南归不得，遂留北齐。隋代周后，又仕于隋。《颜氏家训》一书成于隋灭陈（589）以后。
《颜氏家训·后娶篇》说：江东一带，不顾忌妾媵所生的孩子，正妻死后，多以妾媵主持家事。这样，小的摩擦或许不能避免，但很少发生兄弟内讧的事。
而河北一带，瞧不起侧出，家庭事务从无发言权，更遑论继承权了。这样，男人在正妻死后，就必须再娶，甚至三娶四娶，以至后母的年龄比前妻的儿子还小。其结果是，当老父亲死后，因为后母管家，后母所生的儿子，自然享有继承权，而同是嫡出的前妻的儿子，小至服装饮食，大至婚配做官，竟然像庶出一样，得不到应有的地位。
于是乎挤破衙门打官私，互相诽谤互相辱骂。前妻之子诬蔑后母是小老婆，后母之子贬斥前妻之子为佣仆。争得没便宜，就到处宣扬先辈的隐私，“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直。
至此，我才发现，“后娘生的”原来是很牛气的，通俗用“后娘生的”表示委曲，看来得改成“后妾生的”，这才妥当。
《颜氏家训》另载一事。梁武帝一次问一个来自中原的士人，你是北方人，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历史呢？那人回答说：“骨肉易疏，不忍言族矣。”嫡庶之争竟至如此。
附：臣光曰73：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为不可以私欲干国之典，况子为天子，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违礼甚矣。卫成公欲祀相，宁武子犹非之，而况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妇尸之乎。（《通鉴》卷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