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臣光曰91）
人生中常有宿命性的邂逅，历史也一样。作为历史人物的李世民焉能逃脱得了如此。
李世民以非常手段夺得太子之位，而后他的一生，不管明里还是暗里，都在极力抹淡“玄武门”遗下的惨淡记忆。在立太子一事上，李世民煞费苦心，然而回报他的，依然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武德九年（626），唐太宗继位不久，即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李承乾在公众场合装得一本正经，私底下却声色犬马。尤好突厥之俗，手人下人都扮成突厥的干活。一次李承乾突发奇想，倒地装死，命手下人以可汗之礼来哭他。于是众人号哭，跨马绕圈奔跑，临近太子身体时，学突厥人以刀划破自己的面孔。一来二去，太子的失德渐为李世民所耳闻，转而喜欢第四子魏王李泰。
魏王好文学，有文才，李世民曾特许他在家开文学馆，自选学士。因此有《括地志》一书的问世。这是一部极好的地理书，备载州县建置沿革、山岳形势、风俗物产、历史遗迹。其中就包括《史记》中全部地名的解释，唐玄宗时人张守节注《史记正义》，就依据《括地志》解释古地名。南宋时全书亡佚，清嘉庆年间，藏书家孙星衍（1753－1818）有佚文辑本八卷行世。
于是，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宠爱竟然超过东宫。而寝食难安的太子李承乾，分明感受到火烧眉毛的危胁，不得已举旗造反，事败被废。在立魏王与立晋王李治之间，李世民又举棋不定。而李泰竟图谋通过耍手段来取得太子之位。李世民伤心欲绝，几个儿子都是这个样子，实在没意思，要去自杀。最后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劝说下，立仁柔的李治为太子。
而仁柔，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软弱。
李世民解释了之所以立李治为太子的原因。他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他，借人谋鬼谋来“经营”得太子之位。如若这样，无疑会引起杀戮。他担心李泰一旦当上皇帝，必要铲除异己，李承乾、李治之命必不保。而李治相对好脾气，断不会拿自己的兄弟开刀。
因此，李世民给子孙重新立了家规：“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藩王如有窥伺之心，虽太子失道，也不能考虑立此人为太子，这是我唐太宗说的，凡我李氏子孙必得照办。
李世民的皤然悔悟于此见之。或者不能说“悔悟”。但李世民确实是想通过努力，来消除“玄武门”所带来的影响。司马光“臣光曰”第91篇，便是基于此而言。整篇评论就一句话，很浅显：“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册立太子，历来是王朝的头等大事，也是皇帝最为头疼的大事。比如掩有四海的秦始皇，平民起家的汉高祖，也算雄杰的隋文帝，最后都卡壳在立储的问题上。秦和隋选人不当，王朝旋即灰灭。刘邦萌生废立之意，导致赵王如意不得善终。齐桓公，那么聪明的人，身后却大乱。晋武帝也不傻，却立了一个傻儿子，乱了天下，亡了西晋。史书无数次记载说，皇帝死了，都不能如常人家老人的故去，却要秘不发丧，等太子顺利登基了再来办后事，担心内乱故也。历史的经验表明，司马光的话是对的，李世民在极力做他的深谋远虑。
李治上台果然没有大起腥风血雨，“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史称“永徽之政”有贞观遗风。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治不好杀，并不等于武则天就不好杀。李世民要保存后代子孙的命，大家享福，武则天却杀得李氏子孙差点绝种。
李世民的本意是要子孙们和平共处，不要杀来杀去，所以选了李治。但无手筋的李治碰到有头脑的武则天，不但他本人败北，李氏王朝一度也败北。武则天要是男儿身，要是权臣，保不准李唐也是短命鬼。理乎，数乎，命乎？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因缘吧。
李世民手下有个高人，叫李淳风。不必介绍了此人，坊间极出名的，比如《推背图》。他的本事是能预知三百年前五百年后，坊间形容这样的高人是“天地都在一掌中”。
李淳风对李世民说：三十年后，必有武姓女子抢了李唐政权，此人目前已在后宫。李世民大惊，要把所有嫌疑人全部杀掉。李淳风劝说：“天命不可违，再说三十年后，此女子已老，或可手下留情。但如果现在杀了她，上天再生一个出来，青壮则杀气必重，李氏无遗种矣。”李世民这才没有动手。但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还是杀了武将李君羡，家人全部沦为贱人。
李君羡小名五娘。洪迈说，这是“无望之祸”。
附：臣光曰91：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通鉴》卷197）
见鬼不可说人话
——司马光评唐太宗绝薛延陀婚约（臣光曰92）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句话时下很流行。当年褚遂良在如何对待薛延陀的问题上，亦如是劝唐太宗。
薛延陀是继东突厥之后，雄起漠北的北方少数民族。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封其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四年，夷男助唐平定东突厥。薛延陀成为北方唯一的主宰。换句话说，唐朝来自北方的危胁换成了薛延陀。
贞观十五年（641），薛延陀进攻迁居塞内的突厥人残部。唐太宗命兵部尚书李勣率部出击，同年十二月，击败薛延陀。
夷男自知不是敌手，于次年九月派其叔父来唐谢罪，献马请婚。房玄龄建议，国家初定，不宜再大动兵凶，许婚是保持边境安宁的上策。唐太宗表示同意：“身为百姓父母，如能对百姓有利，岂吝惜一女。”
也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名将契苾何力瞧出夷男的底牌，劝唐太宗以聘礼未备为由，毁婚。因为夷男一旦得以新兴公主为妻，势必扛大旗作虎皮，以大国女婿自居，威服各部，到时更难办。
褚遂良认为，许婚一事，尽人皆知，“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但唐太宗绝婚的理由也很有战略眼光：今吾绝其婚，必杀其威风，夷男部众知我弃之，必成分崩之势，不信你们走着瞧（卿曹第志之）。
果不其然，贞观十九年（645），夷男去世，二子不和，内乱遂起。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唐朝乘机大举出兵，平定了薛延陀部。于其地设立府州，隶属燕然都护府。
司马光对此事的评论（臣光曰92），着眼在一个“信”字。他说，唐太宗既然知道“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当初就不应当许婚。既许之，这会又自恃国力强大，弃信而绝之。虽是灭了薛延陀，这个做法也不值得肯定。
司马光援引孔子的话说：“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
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就是饿死也不可沦丧信誉。在孔子那，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北周大臣于谨，曾任太傅之职。为人谦和，又有智谋，深得皇帝信任。他也有过相似的话：“为国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所以有众志成城。众志无信如何支撑得了？以故《通鉴》开篇写智伯水灌赵襄子的晋阳城，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堂成了青蛙的育儿巢。城内百姓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做饭。粮食也吃光了，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志，最后赵襄子联合韩康子、魏桓子，灭了智伯。结恩取信于民故也。
不管是孔子，于谨，还是司马光，他们的观点都无可挑剔，没什么瑕疵。“民无信不立”，有谁无信而能做得了大事呢。
但我以为，讲“信”，得有一个前提，也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无法怀远人、怀鬼人的情况下，见了鬼而说人话，只能说明二点：一是自己的迂，二是根本不是鬼人的对手。
小日本攻占东三省，国民政府跳着脚找联合国说理，当年叫“国际联盟”。人家动武，我们动嘴，结果东三省结结实实地给小日本统治了十四年之久。因此，唯一的办法也只有一个字：打。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再坐到板门店慢慢谈。
李世民之所以挨批，是因为大唐有足够的势力吃得了对手，却还玩欺诈，这就不厚道了。
附：臣光曰92：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通鉴》卷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