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王安石（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了，同时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
王安石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
“名篇鉴赏”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法，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富弼、欧阳修等都曾经是王安石的推荐者，至此，也均言其不便，相继罢去。三年初，司马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反复劝之”。后来作者撰此文答复，文中辩明侵害、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思想表示不满。全文简明严整，措辞委婉而有骨力，不卑不亢，尤见骨气。
“经典句章”
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原文”
某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译文”
安石启：昨日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意以为跟您友好相处的日子很久了，但讨论国事往往意见不同，这是由于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和方法不同的缘故。我虽然想在你耳边啰嗦以强行作辩解，恐怕结果一定不会得到您的谅解。后来又想到您待我一向很好，对于书信往来是不应简慢无礼的，因而我详细地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谅解我。
我们读书人所要争论的，特别是在名称与实际是否符合上。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明确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确的认识了。现在您所用来教诲我的，是以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诽谤我。我却认为接受皇上的命令，议定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交给主管官署去执行，不算是侵官；发扬前代贤君的治国原则，以便兴利除弊，这不算是生事；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算征利；排除不正确的言论，批驳巧言谄媚的坏人，这不算拒谏。至于怨恨毁谤的很多，那是本来早就该料到会这样的。
“原文”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守旧之风已经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为国家大事操心，以附和旧俗之见来讨好众人为美德。皇上却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又不顾政敌的多少，想尽力去帮助皇上抵制他们，那么，众人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过去商王盘庚迁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他考虑理由正当，然后去做，他认为正确，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责备我执政很久了，没有能够帮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业，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着老规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会面的机会，实在诚心仰慕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