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汪百万的商铺店勾结衙门稽查巡丁，依仗着“德不饱”知县的支持，对肩贩们肆意欺压，肩贩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尤其是横泾村张潮青等人。
张潮青是一个肩贩，但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平民。
他为人和气，买卖公平，在乡民中有着较好的印象，在肩贩中也有较高的威望；在县署的补充规定下发之后，他也从不逃税，守法经营。
张潮青总是认为，自己是不应该受到诬陷和野蛮对待的。
每逢遇到巡丁或吏员刁难、虐待、处罚之时，张潮青凭着实是缴过盐税的事实与之理论。在论说中又针锋相对，依理辩说，在公众场合上常常搞得寻衅找隙的巡丁与吏员难以下台。
张潮青凭着自身干净，无辫子可抓的底气，还多次上宁波城，向县衙控诉巡丁和吏员们欺压乡民，刁难肩贩，以及盐商汪百万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也曾多次与肩贩们一起到县署衙门，去请愿要求恢复原有的“盐业补充规定”，不让“商引”盐铺侵占“肩引”之地。
张潮青个性耿直，喜抱打不平，又善于辩说，不愿服输，因而常被稽查巡丁注目，又常被吏员寻隙所抓。
被拘禁期间，张潮青也是不畏强暴，敢于抗争，一有机会就与衙门官吏论说不停，以表示不满和抗议。
他不是申辩自己已缴了盐税还要被拘捕的冤屈，就是论述官府改变历来原有的盐业规定不符合情理；不是指责官府不虑及东乡百姓疾苦，不为挑担卖盐小贩生计着想，就是直截了当地指摘官府只顾滥捕无辜，却不去制止盐商提高盐价而为害百姓的行为等。
张潮青的这一不愿向官府与巡丁示弱的硬汉个性，使他常吃苦头，屡进县狱，成了衙役和官吏们常见的“熟客”。
久而久之，县衙上下之人均将他视为东乡的“刺头”人物了。
三年过后，已是道光二十八年了。
这一年年初，即1848年初，汪记盐铺店遍设东乡各地，原有的肩贩引地已名存实亡，被“商引”盐铺店所占领。
在德知县的默认和汪百万的金钱作用下，巡丁和官吏不仅对肩贩们“多设缉捕，骚扰难堪，屡成巨案”，还常将“非购自盐铺店而买用食盐的居民，以食私盐罪诉之、捕之，捕而治之”。
民间社会对盐政非议日甚，诉讼繁多。
东乡片内的肩贩与巡丁，百姓与盐铺之间的磨擦火花更是日趋激烈，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同年旧历三月间，宁波府台换任，杨知府走了，徐知府来了。
百姓大众见知府换任，就利用正当渠道再次进行民事诉讼。六七月间，以张潮青为首的肩贩们在东乡百姓们的声援下，向县置提交了申诉状，与盐商汪百万打起了“诉争引地”的官司。
新上任的徐知府见“诉争引地”一事事关朝政盐业大政，为敏感案例，还涉及鄞县县署的官方施政行为，处之颇难，心下极不愿理睬此案。
但他虑及到省巡抚大人此时正在宁波阅兵，学宪也因“按试”（即巡视考试事宜）而到了宁波，唯恐在此期间会因此案而出现麻烦，闹成乱子，引起社会骚动，在省巡抚大人等要员面前不好交代，影响到自己的声誉与政绩。
徐知府经过多次慎重思索，决定施作拖延之计来应付局面，以平缓民情，安抚民心，不使事情闹大，闹僵。
他向社会和民众虚以表明态度，公开申明，在盐案的处理上将公正廉明处置，而决不偏袒任何人。
为表示承兑诺言，展开行动，徐知府决定以“许以委员采勘”的方式，选派与鄞县知县关系不熟的慈溪县令段光清，以府台委派大员的身份前来实地作采勘，即作勘查。
徐知府的这一决定作出之后，被勘查地的鄞县知县德竹楼听到段光清前来鄞县采勘“诉争引地”一案时，倒是并不感到惊慌与担忧，并还有着一种不屑一顾与冷眼相看的感觉。
德知县凭着对官场行事规则的熟悉，已是看到这次府台大人之所以派员前来采勘，不过是一次新官上任之时虚作的亲民之姿态，说到底也不过是一项作秀计策而已。其结果顶多是走走场次，敷衍一下，让告状的刁民们空欢喜一场，最终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德知县感到更为放心的是，这次派来的采勘官员并非别人，而是自己有所了解的慈溪知县段光清。
说实话他是不看好这一段光清知县的，更是不看好这次所谓的采勘行动。
他知道这一段知县，字明峻，号镜湖，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于四年前，即1844年以大挑一等用为知县，发往浙江任官的。
此人已任过建德知县一职，刚于年初调往慈溪任职，是个刚涉入仕途不久、资历不深、声誉不高的地方官员。
说白了这一段光清知县非是正牌的科班出身，而是以杂牌身份上任的，其资历与层次，比以拥有进士、赐进士，或赐同进士的身份而为官的官员逊色得多了。
德知县看到这个段光清虽是奉命前来作采勘，又被冠以府台委派大员的身份，然能作勘查的权力却是十分有限的。
虽然这一府台委派大员的称谓煞是好听，然因是府台临时加封的，所以是一个虚职，是没有任何的实际官衔和可行使权力的，到时也只能是到鄞县来走马观花地巡查一番，是根本发不了任何威的。
再说自己所在的鄞县，位列于大县、望县地位，比段光清所任职的慈溪县这一县属排位还要高上几分。
德知县认定这一段光清知县的前来勘查，是不会怎么为难自己的。而自己更是硬气得很，也是不会容忍让这位资历比自己还要低几分的官员来说三道四的。
让德知县觉得自身硬气的也不仅仅是段光清的非科班出身身份及鄞县地位高于慈溪县的这一点，重要的还在于自己是不怕这次任何勘查的。
德知县知道这次段光清知县的前来采勘，是由府台徐知府的指派，是为应付“诉争引地”一案而来的，而“诉争引地”一案的实质，则源于自己所采取的盐业新政令，其核心的问题是“肩引”之地上能否允许“商引”盐铺的进驻。
对于这一点他是有恃无恐的。
要说德知县在听到徐知府要派员前来采勘“诉争引地”一案的信息时，没有一点放在心上那也不是事实。
毕竟这一案件发生在鄞县，且这一案件又被闹得沸沸扬扬，民情激愤，在社会上和官衙中均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面，不由他不得不进行过一些反复的思虑与认真的对待。
德知县想到自从颁布实施盐业新政令以来，因民间反响过于激烈，肩贩、乡民与盐铺之间的摩擦火花不断，有时还甚为激烈，自己也因此而牵制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说自己是无时不在思考着穷于应付的方法与对策。
不过他对自己颁布实施盐业新政令的行为并没有感到半点的后悔，尤其是当他想到那白花花的银钱在不断地滚进自己钱袋里的时候，心中的欢愉还是压倒了烦恼的滋生。
尽管如此，德知县的心中还是明白的，白花花的银钱是到手了，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但这毕竟是属于违法乱纪行为的，是不能以此来说明自己颁布实施盐业新政令是正确而富有成效的。
要应付这次勘查，德知县心知还是得重新思虑一番自己与汪百万一起用于赚取银钱的工具，即以县署名义颁布实施的盐业新政令能否站得住官脚？经得住公开舆论检验的？
尽管这一问题在颁布实施之时，德知县已经思虑过了无数次，并早已有过明确的答案，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而当听到徐知府将派员前来采勘的这一信息时，德知县还是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认真的思虑，着重对颁布实施的盐业新政令的内容能否经受得了勘查，并能安全通过这次采勘予以了重点思索。
他想到盐业新政令的依据是《大清律例·盐法》中所规定的内容，也是符合“部案”的律例条文所定的。不说其他，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顶得住这次采勘了。
再说为照顾民间过于反响的情绪，给那些抵触严重的肩贩留有活路，自己也曾作出过让步，在后一个颁布的补充规定中，允许缴税后的肩贩在原有的“肩引”之地上贩卖食盐，这也可以说是有所照顾到了东乡地方民情习俗与当地百姓利益的。
想到这一些，德知县坚信这一盐业新政令的颁布实施是能够摆得上官场，说得上官话，站得住官脚，经得住任何查验的。
一句话，上——通得了天，下——站得住地，是没有任何问题存在的。
德知县还因此而想得更远，他想到在当今社会，天国朝廷与外夷英国开战刚停，五口开埠、战争赔款，国难深重之际，朝廷上下正处在穷于应付日益加重的财政危机之中。
此时对于会损害国家税收收入的行为，朝廷与上厅官府是不会予以任何支持的；相反的对于能增加税源征收，开征新赋税，杜绝偷盗税漏洞的政令，却是会很感兴趣的。
他还想到在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巡视期间，面对盐商“踊跃急公捐输报效”，竭诚豪奢地接待，使得浑身舒服，在身心十分欢畅的情况下，曾是多次上喻，或嘉奖、或赏给盐商官衔，自此以来，“肩引”之地渐改“商引”，不仅形成了气候，更成了“部案”律例的规定。
自己在鄞县之地上所推出的盐业新政令的内涵，及允许“商引”盐铺进驻“肩引”之地的做法，恰恰属于增加税源收入，杜绝偷盗税款的范畴，也符合“部案”律例的规定内容。
尽管这一盐业新政令的实施遭民反对，受民怨恨，自己大可高枕无忧，是不用去怕任何勘查的。甚至还可以这么说，自己所推出的盐业新政令不仅是无罪的，反而会是有功的。
德知县认定自己有着《大清律例·盐法》的规定与“部案”律例这一尚方宝剑在，有着朝廷为应付财政匮乏危机这一时间机遇在，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懈可击的。
他清醒地看到东乡片内的刁民尽管已是闹了好几年，要想将“商引”盐铺逐出“肩引”之地，眼下又在以打官司的形式在向盐铺店和官府施压，然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德知县相信在涉及“部案”律例之规定的面前，没有一个官府衙门敢于来拍板恢复原有的盐业旧政令，也是没有任何一级的官员能有胆量来支持刁民的这一诉求。
他更是认定在打这一“诉争引地”的官司中无论怎样来折腾，如何去打理，又无论是谁来采勘，怎样勘查，或是勘查些什么，其结果只能是一个，也就是维持现状，难以作出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改变。
德知县也曾私下揣摩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徐知府，也曾是猜测过徐知府选派段光清知县前来采勘的此举意欲为何。
他想到若是徐知府真的不管“部案”律例之规定的内容，要想支持刁民诉求的话，还“肩引”之地给肩贩，就可动用府台的职权来自己定夺，作一决断，尔后吩咐属下执行就行了。
若是如此的话，那徐知府大可不必大老远地从慈溪县选派段光清知县前来，并以一个“许以委员采勘”的方式来处置。
德知县已隐约地感到了徐知府的城府较深和办事的奸猾；也从省巡抚大人在宁波阅兵，学宪在按试宁波这一情况联系中有所醒悟，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徐知府大人所施行的一个缓兵之计，否则的话怎的会派遣这么一个低级别、低层次的官员段光清，前来鄞县作此勘查呢！
经过反复的思虑，德知县已猜想到徐知府的这次安排与举动除了暂作安抚民心之意外，是不会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动出现，其结果必是会不了了之的，自己是大可不必去理睬这次采勘的。
至于派低级别的官员段光清前来勘查鄞县，使自己蒙受了耻辱一事，德知县觉得自己是可以采取相对应的补救措施来挽回面子的，至少可以在段光清的到来之后，或在勘查之中给点冷面冷脸的颜色看看。
再说慈溪县令段光清吧。
接到采勘任务令后，对这次受上峰派遣安排前来鄞县勘查之事，初时是心怀高兴之情，却又带着忐忑不安。
说高兴之情，是段光清看到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县令，而这次被派往采勘地的鄞县，又是宁波府的首县，从大县、望县的地位来看，比自己任职的慈溪县还要略高一些。
如果说这不是上峰在看重自己，肯定自己，让自己在勘查处事中有意地崭露头角、为日后提携作些亮相准备的话，那么从身份与职任的角度来看，以一个知县的身份去勘查另一个大县、望县，去勘查另一个首县的知县大人的任职所为，这实是非正常所派，也是难以理解的。
他觉得此次的派任，是有着上峰在抬举自己、重用自己的内涵在，这是应该值得高兴之事。
说忐忑不安，也同样是因段光清看到了自己只是一个县令的身份上。
段光清深知自己的官员身份并非是科班出身，在一般受朝廷派遣的同级别官员面前，资历与声誉相对较低。眼下受此重任，不算论资排辈排不上，单以同行去勘查同行论处，实是有着极大难处的。
段光清已是想到自己的此行前去，祸福实是难以预料。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定，在朝廷派遣的官员中，一般多是出自科举考试中的顶级佼佼者。
从为官之道来看，其正常的途径是，只有通过州县级的院试，省城级的乡试，京部级的会试，及皇帝主持的殿试，从童生到秀才，从秀才到举人，再从举人到贡生，然后从贡生到进士，才能进入为官行列。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试，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的跨越和身份的变化，最后才能获得进士及第（即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三人）、赐进士（即二甲若干人），与赐同进士（即三甲若干人）的身份。
也只有到了这个层次上，待拥有了进士、赐进士与赐同进士的身份，那才能有资格直接进入到候补官员的行列，才能具有被朝廷下派为官的正牌身份与声誉的资历。
段光清知晓自己进入官员之列的入官途径是与正牌官员不同的，因为自己只是具有举人的身份，并没有达到进士、赐进士与赐同进士的这一层次。因而自己入官后在官场上的资历当然也是有所逊色了。
他想到那是在四年前，由“成皇帝胞弟惠庆王为政”时所主持的那次应试中，自己按照自乾隆朝始起的定制规定，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名落孙山之后，以举人的身份在吏部作了注册，按照每六年举行一次的选官时间前去作应试为官的。
段光清十分庆幸自己在那次应试中，凭着临场的表现和内在素质的发挥，外加年轻强壮和容貌姣好上的帮衬，再凭关系的找靠、金钱的铺路和命运的安排，经过吏部大臣等权臣们的面试挑选，通过了这种官场上被称之为“大挑”的形式，方才获得了一等为官的资格。
每当想起这一往事，段光清常会感到激动和后怕。
他知道若是在那次“大挑”中，自己未被选为一等而是降为二等的话，那只能是为“学馆取师长”，前去当个教师匠而已了。自己的这一生也就难以踏上仕途，难以与当官有缘了。
段光清还是为自己能当上知县且官途通顺而深以为傲。
他知晓大凡进士等出身具有为官资格的人，若被朝廷派任官职，也并非能立马坐上知县之位，有可能在初任时也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
段光清看到自己虽然以“大挑”一等杂牌为官的身份到浙江上任，然所委任的已是七品县官了，并还连任了建德、慈溪两地的知县大人之职，实已达到甚至超过了进士等出身为官之人的任职进程。
但段光清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十分清楚自己毕竟是与进士等出身为官之人的身份与资历不同。
不说在官员间的论资排辈看法上，单说是在官员的履历表上，人家记载的叫为两造（榜）出身的身份，而自己所具有的仍只是一造（榜）出身的资历。
说白了，也就是说凡是当官的在资历与声誉上是有着正牌、副牌之分，或说是有正牌、杂牌之别的。而自己当属于副牌、杂牌等这一类，在官场人员的眼中看来，自己的资历与声望也就低了许多。
对于这一次的派遣，段光清认为从有利采勘和能解决问题出发，所派出的勘查官员应为宁波府的府台级，或是府台以上的宁绍台道级，至少也不应该派到与鄞县同一级别的官员，更不应该派到自己的这一类非正牌出身的官员身上。
再若是要用同一级别的官员前去采勘的话，尤其是对像鄞县如此的大县、望县，那么在采勘之前，至少得让这同一级别的官员，另封上个哪怕是比原有级别再高一丁点儿的官职，那才能镇得住局面，才能说话有人听。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采勘真正具有威慑力和起到作用。
段光清想到自己的这一次前去采勘，上峰并没有给自己增封一丁点儿的官职，只是以府台委派大员的虚职身份前往，说到底自己所拥有的慈溪县知县的身份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虽说是府台委派大员也有着一点冠冕的光彩，但要以一榜出身的官员身份去勘查同一级别的两榜出身官员，甭说要有权威与威慑力，就是在说话和处事的行动上，要有人来听，能使人服帖，也还是有着相当的难度。
段光清在临行时还获知，自己的这一次委派并不是省抚台大人的意见，也不是宁绍台道长官的所为，而是宁波府台徐大人的临时所派。段光清知道府台大人徐知府也是一个初到宁波府任职的官员，与自己过去不怎么相熟，非同乡，非亲朋，更没有过相知相处的历史，似乎对自己也没有需得格外看重的缘由。
自己的此任前往是徐知府的提携重用之举，是想将自己视作为亲信来栽培？还是草率从事之为，暂时想指派自己来敷衍一下民众？抑或是另有意图所在？均实是不可知的。
在前往鄞县采勘的途中，段光清心中的滋味是好不了多少的。
上峰为何不派级别高一点的官员前去鄞县采勘呢？又为何不派进士出身的官员前去，而派上了自己这个举人出身的人呢？
是上峰想对鄞县发生的事件，以采勘名义应付一下百姓民众与社会舆论，以走过场的方式来临时敷衍一下，还是真的是想勘查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对症下药地作些解决呢？
对此不明之事由的不断思索，越发加大了段光清心中的不安程度。
经过一路上反复的思量，段光清对此次的派遣所任已感到难以理解，迷雾重重，同时感到了此次前行的艰难。
在接任初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的那么几分沾沾自喜之情，早已被那心中不断泛起的丝丝忧虑所冲淡，所替代。
他已隐约地感到鄞县境内所发生的盐业“诉争引地”之事，可能是块烫手的山芋，也可能是团理不清的乱麻。
级别高一点的官员不想去插手，以免惹上麻烦；进士出身的官员又不愿去得罪自己的同行；而新上任不久的徐知府也可能感到处理此事的棘手，不愿亲自决断，想让自己去虚挡一下，以观事态的发展。
如此说来自己的这个倒霉蛋真的是交上了倒霉运。
这一前景不妙呵！
段光清已有所明白这次前去鄞县采勘，并不是一件值得荣耀和轻松之事，而极有可能是遍布着荆棘与陷坑。
然上峰所派不执行采勘命令是不可能的，自己的为官之路走得着实不易，且路还长得很。
唯有一点可以安慰的是，从就事论事来看，上峰的此任安排也有着对自己委以重任，加以重用的外部光环在。
段光清怀着矛盾和不安的心情来到了鄞县。
他一到鄞县，就十分谨慎地投入了勘查事务。
事实上鄞县所发生的盐业政令变动与“诉争引地”一事，尽管事呈复杂，延续数年，然也并非是复杂到不可参透之程度。
段光清到了鄞县之后，通过宁波府对以往颁布的、实行有百余年历史的宁波地区盐业政令及补充条款的熟悉，以及带着几个精吏能员到鄞县的东乡一带转上一圈之后，已是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勘查中，段光清本想提请德知县一同前往东乡作些情况了解，以便于双方间的熟悉和路途上的沟通。
然而对此采勘本有想法，又自恃底气十足不怕被勘查，且又嫌段光清资历与声誉比自己低，陪同前往会掉了身价的德知县，以一句不愿“同去受乡民闹耶”的冷漠说辞，一口作了拒绝。
段光清只得自带随员下乡巡察勘查了。
不过在临行之前，段光清还是与德知县作了些礼节性的交谈。
他从德知县处了解了一些鄞县盐业政令变动与“诉争引地”等事的原委，以及德知县对此事件所抱的态度和想法。
在德知县那充满着奸笑的面容和暗含着不怕被勘查的冷光霍霍的目光投射下，在德知县那神情傲慢、语言诡谲的谈话中，段光清似乎已是意识到，这一德知县不仅对自己前来采勘一事是持严重抵触情绪的，且对鄞县所颁布的盐业新政令和在“肩引”之地上作“商引”之举，是持有恃无恐态度的。
段光清在翔凤、丰乐、万岭老界、万岭手界等东乡各乡村内走了一遍，先后花上了一个余月的时间。
下乡途中，段光清专门安排了时间与盐商汪百万，及已递了状纸正在告状的肩贩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分别见了面，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也找了一些乡、里、村等地方人士，了解了不少情况。
阳堂乡境内，段光清还与闻讯后找上门来的监生李芝英见了一面，并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
直至多年后段光清在返任鄞县知县之职时，虽则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等人见面时的情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然唯独与李芝英的相见却仍是记忆犹新。
那一次的接触，给段光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有了这一次的接触，使段光清在处置这次担任的采勘任务中，方才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也从而能使他凭着圆滑处事、应付过场的方式，得以顺利脱身。
那一日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暖，段光清在乡间勘查中来到了阳堂乡境内，正在乡部喝点茶水，憩息片刻。忽听乡部接待书员报说有一名为李芝英的当地监生前来求见。
闻听之下，段光清没有采取德知县的做法拒而不见，反而采取了热情接待的态度监生李芝英生得文质彬彬，身材瘦弱，虽说是谈不上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但也显得慈眉善目，令人敬重。
段光清深知监生的身份，实是比自己为官前原所拥有的举人身份还要略高一点。“大挑”为官前自己原所拥有过的酸楚与经历，使他对李芝英少了些鄙视，多了些同情。
不过段光清之所以热情地接待李芝英，除了心有同情外，也是有着自己的意图所在。
段光清在勘查中发现，德知县所颁布的盐业新政令和在“肩引”之地上作“商引”之举，显然是鲁莽之极，草率从事，从已造成的民心反逆与激化的程度来看，实是一个不可取的施政行为。
随着走过的乡村与接触到人士的日益增多，段光清对此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有了这一点的感觉之后，段光清却是越来越感到糊涂了。
他想到这一“诉争引地”案的内情并不复杂，是非曲直也不难辨清，知府徐大人到宁波府任职时间虽则还不长，难道他真的是对此尚不知情？难道他不能凭着知府大人的这一手中之权，进行直接的干涉来加以纠正，却非要让自己从慈溪前来作此采勘呢？
段光清对此心存疑虑，他觉察到这里面可能是藏着一定的玄机，或是一定的奥秘，至少是有着不可知的因素在的。
他想借助与监生李芝英面见的机会，听听这一当地人的意见，为自己对这一尚未完全悟透的采勘事件，能有个较好的处置方法。
这次监生李芝英的前来求见，原也是带事前来。
李芝英虽则拥有监生身份，但也是个落第秀才，未能登上做官的阶梯，只能在家乡以教书育生为业。
李芝英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着一股儒生的傲气，不愿与当地的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因而他虽然深受当地父老乡亲的信任与爱戴，但也遭到当地邪恶人物的厌恶与憎恨。
前文所提到的那个五乡碶盐商汪百万，与李芝英同处在阳堂乡境内，为乡邻乡亲之辈。
然而这个五乡碶的盐商汪百万，心地龌龊，为人凶悍。他不仅在经营食盐的买卖中短斤缺两，以次充好，干尽了欺瞒拐骗的勾当；还怂恿打手、欺男霸女，丧尽了天良。
尤其是当汪百万的儿子得了科名，其儿子的房师也正在宁波府内为官之后，汪百万更是觉得财大气粗，自感又有官员靠山所在，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起来。
当汪百万新娶了一房小妾事后，为安顿这房小妾，他看准了自己院落临近的一处朝向极好的房舍。
汪百万虽知这所房舍是自己远房族亲子弟的祖传房舍，而且也是这一远房族亲子弟赖以居住的唯一住所。
但他看到这一远房族亲子弟眼下已沦为贫民，不仅无钱，更无权势，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与势力，就想出点小钱低价购买该所房舍。
结果，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这一远房族亲子弟的一口拒绝。
恼羞成怒之下，汪百万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完全不顾祖上的那点族亲关系，伪造了一纸买卖契约文书，声称这所房舍是上一辈已办过买卖手续，早已转让给了自家的房产。
而现住的这位远房族亲子弟是因上辈看在族亲面上而借住给他住的。现在自己娶小妾了，住房不够用了，远房族亲子弟就该搬家了。
他想以此为理由，欲想利用官府衙门关系将这户沦为贫民的远房族亲子弟强行驱逐出屋，夺房舍为己用。
同处一地的李芝英实在看不下去了，当那贫民夫妇俩满脸泪水、既愤恨又惊惶地找他诉求并请帮助之后，就多方动用关系，找寻证据，落实关键证人，在官府衙门的当堂对证中，揭穿了汪百万伪造买卖契约文书的勾当，挫败了汪百万侵占族亲房舍的企图，使汪百万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自此一来，汪百万对李芝英怀恨在心，结下了梁子，成了对头怨家。
有一次，李芝英带着学子从村外教育实习回来，经过路巷狭道处，相遇上了汪百万。
乘在轿中的汪百万见是李芝英之后，不但恶言相向，对李芝英破口辱骂，还吩咐轿夫与随从，蛮横地不让李芝英带着学子侧身而过，非要让李芝英带着学子从来路退回去给自己让路前行。
而李芝英呢？虽则袋中羞涩，然有着一股豪侠的正气所在。此事发生之后，他对汪百万给予自己的亵渎行为展开了反击。李芝英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在私塾教育中对汪百万的欺行霸市，赚取黑心钱，与伪造买卖契约文书，欲图侵占族亲房舍等不良行为作为贬义教材来教学，在社会接触中更是对汪百万的恶行作了广为揭露和泛泛宣传。
他还通过平民好友俞能贵与学子家属等人，搜集了一些汪百万在盐铺食盐买卖中私进食盐，偷漏税款，及殴打贫民等证据。李芝英原准备在德知县的上任时，向这位德大人进行举报，请求德知县出面管一管这一不法的盐商。
另外，李芝英虽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官无望，然而他的雄心仍在。
他认为自己具有监生的身份，虽则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之后，在六年一遇的“大挑”选官中又因无钱铺路等原因，未能进入“一等”行列而未被录用，但离那能当朝廷官员的距离就差那么一丁点儿。
李芝英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识、能力及谋略等方面比一些在职的官员逊色。他所感叹的只不过是自己在官场内无人，口袋内无钱，及加上没有被官府要员赏识等机遇出现罢了。
李芝英觉得凭着自己的才学，当个地方知县是完全能胜任的，至少是当个县令的幕僚绰绰有余的。
他也想通过与德知县的接触，议议当今的局势，说说治政处世之道，表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以期能引起德知县的重视，以得到德知县的赏识和提携，从而为达到能进入县府幕僚层的目的而寻找机会。
李芝英绝未想到那德知县竟然在接见了与自己一样同为监生身份的周祥千之后，又以托词而拒见了自己。
更使李芝英感到气愤和屈辱的是，德知县通过师爷拒见自己的理由是“县爷接见人多，事忙，已没有时间了”，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虽则他也看到那德知县接见监生周祥千的时间也只是一会儿的时间，符合“县爷事忙”的说法。
然而他绝未想到“事忙的”县爷竟在拒见自己之后，又吩咐将那同在一地等候接见的、携带有一大包银子的盐商汪百万叫了进去。
望着那刁师爷的白眼和那携有重金的、前去接见时脸呈洋洋得意之色的汪百万，李芝英的心都快要碎了。
他似乎已明白了没有带银子的监生周祥千为何在极短的接见时间内退了出来，且其脸上又为何而明显地带有着惊骇和恼怒的神态。
刹那间，李芝英的心中已是清楚了那新来的德知县的为人及所怀的“德品”如何了。
绝望之下，李芝英不得不放弃了向德知县举报汪百万不法行为的想法，更是冻结了自己欲想通过德知县而进入到县署任幕僚的希望。
此后的日子里，想是汪百万太迷信金钱的魅力了，也可能是汪百万毕竟是出身于山野村落之人，属于小人得志便猖狂之类。
汪百万凭借着在金钱作用下受到德知县青睐的那点资本，不仅四处嘲笑李芝英枉读多年书，不懂世态事，被拒官府门，可悲又可怜。
汪百万还常喜在人前炫耀，说什么进县署大门自己可以不通报而进啊；与知县大人也可坐在一起说说家常话啊；与衙门内的刁师爷等官员更是称兄道弟啦等等。
这些看在眼里，听到耳中的信息，及加上汪记盐铺店的伙计中传出来的“盐铺常有送大钱给县太爷”的说法，使李芝英感到了迷惘不解，也感到了不可思议，更是有了愤慨心情的出现。
尤其是当李芝英看到鄞县县署颁布了新的盐业政令，在鄞东一带禁起了已延续百余年的允许肩贩贩盐活动，让汪百万的“商引”盐铺进驻了“肩引”之地以来，他对德知县的到来之后能在鄞县的职任上秉公办事、勤政为民已是彻底地失去了期望。
汪记盐铺店人员抢走俞能贵的盐箩，俞能贵在百姓民众的帮助下砸了汪记盐铺店事发之后，李芝英着实为这个平民好友担心。
此后李芝英虽见事态平缓，官府也没有采取大的动作，下乡前来抓人，但凭着自己对事物洞察力的认识和潜意识的感觉，总是感到眼前的状态是一种假象，此事远未完了。
李芝英深知凭着现任知县大人的行为和汪百万的那副德性，是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的，那来自官府与汪百万的报复将会是随时的，也必是会十分的严厉与残酷。
正是有着这份担心的存在，又因有着德知县愿意接见汪百万而拒见自己，作为有着监生身份的李芝英，实是久久地有着一种被凌辱的压抑感的存在，并在无奈之中期望着有新的转机出现。
当李芝英听到宁波府已派官员前来采勘之时，李芝英带着一丝新的希望找上门来。一则想为贫民朋友俞能贵等人说些公正话；二则想通过与段光清县令的接触，找寻点与之接近的机会，以使自己能施展才华，并企望能得到勘查大人的青睐和提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