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莉[281]
甲午战败给中国一个沉重撞击，国人寻求救亡图存方案，各种社会思潮纷呈迭起，尚武思潮应运而生，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清季至民国前期（以1928年为界）的尚武思潮，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取向和态势，即一个是由于国人对外战争失败的反思而推崇德武并重，这是一种爱国的潮流。学界对这一方面研究有颇为丰硕的成果。[282]另一个明显的取向和态势是尚武思潮的逆流得到一个时期的发展，清季中央势力弱化，地方主义升起，尚武精神意涵的军国民主义、军事主义演变为军阀主义，形成所谓的“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而学界对此较少涉及，笔者试从尚武思潮异化历程及其根源作为视角进行探讨。
一、尚武思潮发展轨迹
近代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战败给中华民族强烈震撼。民族精神的沉睡是整个国民自尊心的迟滞与钝化，用军事方式唤起民众、唤醒国家已成为当时一种坚决有效的途径，也表明社会的疾病只有靠军事强力才能割除，清末尚武思潮应运而生，并成为引领时代之先声。德国素有尚武传统，是西方诸国中以武立国的典范。而军国主义思想则在日本颇有市场。所以，吸纳了深远军事文化传统的德意志政体和符合军国主义发展需要的日本宪政模式当然堪称清廷的最佳范本。[283]
其中有许多仁人智士崇尚并呼吁尚武精神，其中梁启超为之作出很大贡献。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尚武精神：1899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祈战死》和《中国魂安在乎》两篇文章，随后又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斯巴达小志》《论尚武》《中国之武士道》等文章力倡尚武精神。他的一系列尚武雄文在国内和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响应。其时，在留日学生中，蔡锷、蒋百里、蓝天蔚等大力宣传尚武精神。
蓝天蔚在《军解》[284]一文中特别强调军人的地位和作用、军队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军人意识、军人精神的重要性。此后，陆续形成以军国民主义、尚武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主义，并逐渐步入高潮。在以“习洋操”、“购炮”、“兴海军”、“增兵饷”为内容的“尚武主义，”只有“军国民”，方能“牺牲个人之利益以求多数之幸福，掷头颅，流鲜血，以扬祖国之光”[285]，故军国民者，以国民而兼为军人，有尚武之精神而有国家之思想者也”。[286]随之各种团体、举行各种活动、创办多报刊相继出现，宣传和实践尚武精神。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中，《浙江潮》《江苏》《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对尚武精神的鼓吹颇为用力。在国内，从影响较大的《东方杂志》到地处浙东一隅的《萃新报》，都对尚武思潮作了较多的回应。正如《申报》主笔杨荫杭说，以前“中国人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与欧人接触，始自觉其文弱。自为日本所败，始欲矫其文弱之弊。于是爱国之士，乃大声疾呼曰：‘尚武！尚武！’”[287]自此社会上形成一股尚武风潮。
经过多方面的宣传，使尚武精神已开始植入人心，且不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上，开始转化为内动力。一方面，政府开始加强国防、整军尚武；自鸦片战争始，不少忧国忧民之士呼吁整军经武、加强国防；随后洋务运动也是以注重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革新为主要内容；不断出现类似北有袁世凯，南有张之洞，加强编练新军的局面。同时注重培养军事人才，如派人出洋学习军事，设立军事学校。可以说尚武思想确立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家的军队建设，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军工贸易的发展。
另一方面，民间兴起尚武热，不仅仅是出现大量团办，更主要的是改变了时人对当兵的看法，摒弃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兴起一股从军热。例如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即为实例，他在辛亥革命刚爆发后，不顾其母的反对而积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即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颇受尚武精神影响之故。[288]
此外，1904～1905年与1909～1911年间，新兴的知识分子们发动了两次尚武高潮，它为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准备了大量激进青年，这为辛亥革命奠定组织基础。尚武思潮是由维新到革命的过渡思潮，其实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助推器。由此可见，尚武精神已渗入到全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一种巨大潮流，势必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皆为清末民初尚武思潮的影响和实质收获，而在它作为一种进步的爱国思潮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尚武思潮也出现了逆流，发生异变。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全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北洋军阀攫取政权，实行封建武人统治，使尚武思潮中的逆流得到一个时期的发展。其实际的表现在于，自晚清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始，各地方中心人物趁中央权力弱化，利用国家练兵图强的机会，通过种种方式建立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军事集团，并由此产生军阀割据及至互相混战的局面，即“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封建军阀凭借武力实行强权统治，对外实行妥协，对内实行专制统治，直至上演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袁世凯死后，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凭借武力盘踞各地横征暴敛，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产生以个人为中心掌握军队和地盘从而形成各种军事集团、军阀割据及至互相混战的局面。虽然有人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可他们的军队尽管有很大的权力，但还是听命于朝廷。陈旭麓对这个时期的“军阀”做了一个准确的界定：“一、在他们手里，本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的武装、军队变成了一己私有之物；二、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盘。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统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289]此乃不待言而明者，袁氏即为军阀体制形成之关键人物。
袁世凯自编练新军起，就开始网络门生，培养自己的羽翼。袁世凯多次在奏议中为北洋人士请奖折，如在将弁学堂在事出力人员请奖折中奏：“为遵保将弁学堂在事出力文武各员，缮具清单，恳恩给奖，恭折仰祈对鉴事。”又如在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分别请奖折：“臣于光绪二十八年间，在天津创设北洋大学堂，业经奏明在案。兹查该堂预备科学生吴敏向等一百一十名，均已先后疑业期满。……又，此次毕业生内颜景岚一名，系壬寅科补行庚子辛丑科河南乡试举人。祝毓英一名，系北河候补知州，应如何酌量给奖，听候部议，合并陈明。”他不断为老乡、学生向朝廷邀功请赏、要官要帽，实乃扩大与巩固自身地位，使得新军上下只知袁宫宝，视他为衣食父母，这些即是他此后逼清宫退位，得以攥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的基奠。
又或“二品衔署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分省补用道冯国璋，学术精通，精娴武备。前经调赴武卫右军委办督操营务，随臣治军十余年，深资臂助。上年复委督办武备各学堂事宜，创始经营，不遗余力。……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分省补用道冯国璋，交军机处存记，出自鸿施逾格。”在武备速成学堂在事出力文武各员请奖折中“为遵照定章，酌保武备速成学堂在事出力文武各员，缮具清单，恳恩给奖，恭折仰祈圣鉴事。”署副都统冯国璋请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片，又为总兵段祺瑞请以副统记名片[290]，又如“世凯深器其人，于教练新军之事，一以委诸棋瑞”，由于“藉项城之左提右掣”[291]，从袁世凯给清廷的满是溢美之词的褒段、冯的奏折中，也不难看出，袁氏对其亲信的提拔实则是为营造他自身的权力网络。
随着袁氏力量的不断膨胀，段、冯二人实力也不断得以巩固和壮大，因则袁氏对此是即利用又不信任，至此，他们彼此在袁氏尚存就已相互争斗、分崩离析。而正是这样，他利用上下级、门生关系建构了他的北洋体系，而他的下级也同样运用这种体制构建自己的网络。可见，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所编练的湘军、新军，即是军阀形成的物质条件，军阀体制得以建立，从中解读出，北洋军阀体制这个新生儿孕育于清廷的母体之中。正是这样，尚武思潮也逐渐走向异化之路，20世纪近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即是明证。
从护国战争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改旗易帜”，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重，自成派系。各派军阀相互勾结，合纵连横；或矛盾冲突，明争暗斗。大军阀往往网罗小军阀以壮声势，小军阀常常投靠大军阀以求自保。“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大小兵变连绵不断。据统计，在民国初年，光是四川内部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即达400余次之多。在军阀的烧杀劫掠之下，百业俱废，民生凋敝，人民流离失所。控制中央政府的军阀头目，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从1912年至1928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1930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现象，战乱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292]
二、尚武思潮异化的渊源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给人们心中的烙印，却并不以王朝的一朝宣告结束而瞬间化为空白，这种“忠诚”与“封建”相连的隶属关系长期束缚着人们。因为臣属的忠诚并不是对于国家的一种义务，而只是一种对私人的义务——所以事实上这种忠诚是为偶然机会、反复无常和暴行所左右的。这种对个人依赖和对于个人负有义务的制度，所以只有义务的形式构成了公平的方面。这却为尚武思潮的异化提供了土壤与养分。人人为了保护自己，使之随侵略而舶来的尚武精神显现得异常活跃，一半是因为过度的虐待，一半因为个人的贪图和野心使麻痹性振作起来。当然，此时表现的勇武，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更多地是为了私利，至此尚武思潮走向以军阀主义为表征的异化之路，正是在这种深厚的思想渊源下悄然演变。
维系中国封建纽带最关键的内核即是儒学，它仍然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在以文官为主的官场中盛行，随着尚武的影响使得军队在中国兴建，同样也渗透到军队之中。儒学精神实质在其生存的样态中又发生了异化与变质，渗透到部队产生了不利于军队建设的另类。因此，封建社会中，在官场上最体现异质儒学精神的是网络庇护制[293]，这种纽带关系是中国政治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成为中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滋生派系纷争的温床。
“乡曲主义”正是这种体系的具体表现，“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故商业有帮、政治有系。“大率党同伐异，皆由地方习惯不同；而召集徒众，皆以‘乡谊’二字相号召。若是者，谓之乡曲主义。”[294]地方主义亦是乡曲主义的进一步实践。[295]它兴起于晚清时期，晚清因受外敌入侵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接二连三的冲撞，出现日益严重的外忧内患，致使中央政权对全国的财政、军事、行政权的控制力日趋弱化，直接导致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地方主义崛起。庇护制还有更多的表达方式，大多为门生关系、姻缘关系、同乡关系而结为纷杂的派与系。有因乡土的关系而结合成为某派，也有因姻缘结合而成为某派，因为这层关系而巩固其地位，同样也会因这些而引起纷扰不息，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关系的出发点是由于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军事上，就造成了地盘的思想，割据的局面。[296]由于交通不发展，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终无法予以消除。[297]即是尚武异化之物质力。尚武精神所蕴涵的军国民主义、军事主义，应是一种凝聚力而非离心力，但这种力量一旦脱离国家掌握而与地方主义结合起来，就必然意味着一种强大的离心趋势。因此，清末由于军事主义、地方主义的离心作用而造成的分散化态势延续到民初，便演变为强权政治和军阀割据。[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