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兴办农业试验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为植棉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传统农业不重视农业科技进步，专门的农业科技书籍匮乏。对中国仅存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少量的几本古代农学典籍，张謇认为多是“士大夫之农”，“张其利而不能执其事，状其器而不能其功，执书与田父野老言，辄格格不相入”[16]，所以必须学习西方的农业科技知识，用现代农业科技装备农业。张謇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技的运用肇始于棉种改良。他在提倡“推广纺织厂，必先推广棉产”的同时，倡行改良纺织品，必先改良棉种、土壤和培植技术。[1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良棉种主要就是引种品质优良的美洲棉花。对于引种美棉，中国人早有尝试。之前，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杨士骧、东昌太守魏家骅等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由于不注重科学试验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均以失败而告终。有此前车之鉴，张謇在引种美棉之初即着手兴办学堂和棉业试验场，以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进行科学试验。张謇先于1902年在自己开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内开办农学堂，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后又于1906年在私立通州师范分设农科。由于受当时国内发展职业教育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影响，1909年通州师范农科改称高等、初等农业学校。随后高、初两等农业学校又改为甲种、乙种农校。不久，乙种农校停办，只办甲种农校。在甲种农校的基础上，1919年张謇创办南通农业大学。无论是先前的农学堂还是后来的南通农业大学，棉科都是其主干课程。除了重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外，张謇还注重农业科学实验。早在创办甲种农校时期，张謇就于其中设有棉场等实习和试验场所。南通农业大学创立后又创设棉作物实验室。同时，为了解决大田实验问题，张謇在阜宁购置垦田11万亩作为南通农大的试验基地。为了加快棉种改良的步伐，张謇还于“民国四年特聘美人周伯逊氏（H.H.Johson）为顾问，设立试验场于正定、南通、武昌等处。民国五年更设试验场于北平”[18]，以从事棉种的改良工作。农学堂的兴办培育了大批的棉花种植专业技术人才，而棉业试验场的兴办则为农业科技人员提供了实验场所，这些为美棉的引进、改良和推广创造了必要条件。1907年底，张謇从清政府农工商部获得一批美洲棉花种子，然后交由通州师范农科和第二棉作试验场试种驯化，获得了成功。美洲棉种驯化成功之后，张謇又积极地在苏北盐垦公司予以推广，着手良种的推广普及。改良棉种是中国近代植棉业能否适应近代棉纺织业的关键，也是中国植棉业能否摆脱传统农业束缚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张謇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三）创办农垦公司，建立植棉基地，推行公司+农户（佃户）的新经营模式
苏北沿海滩地原先是江苏著名的盐场，只是在清朝后期由于海岸线不断东移，产盐条件恶化，原先的盐场变成了荒芜的滩涂、荡地。1901年，张謇“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为供求自助之虑”，“足纱厂进货之用，不待外求”，减少棉纺织业的后顾之忧，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毅然从事垦荒，“复营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19]张謇首创的通海垦牧公司实行的是一种融合中西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公司实行股份制，以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土地所有制，靠发行股票筹募资金；另一方面，公司又沿用了明清以来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省流行的永佃制。公司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即田底权），负责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所需人工则优先雇用佃户，并由公司向国家纳田赋；公司将绝大部分土地按一定标准出租给佃户，佃户交纳一定数额押金（顶首）后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和一定的处置权（即田面权），享有自由处置所佃田地的典押、转租、传与后代以及土地升值等权益。收获季节，由公司派人估产（议租），收获物（主要是棉花）按一定比例分成，一般是四六开，公司得到收获物的四成，佃户得六成。公司成立后致力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广农业新技术、改良农产等，为棉花生产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同时，由于佃户对土地享有永久使用权和一定的处置权，公司与佃户之间有“所产之棉，应归公司收买，以充厂用，不得外溢。至花价自以厂收当时市价为衡，不得令佃人吃亏”[20]这样的约定，棉农生产的棉花有稳定的销路，棉农的利益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垦牧公司的这种经营模式一方面较好地克服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户无力采用新的耕作技术，改良土壤和品种，也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弊端，为植棉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垦区生产的棉花为大生纱厂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原棉，保证了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经营模式的优越性得以发挥出来。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至1911年，经过10年艰苦创业，垦区生产的棉花已能为大生纱厂等提供优质原棉，公司也开始赢利，给股东分红。之后，“通海垦牧公司产棉总量基本是逐年提高，从1918～1925年期间，除个别年份外，每年产棉均在10万担以上。”[21]公司+农户（佃户）这种经营模式的推广，建立了新农村的经营体制，显示了蓬勃的生机，使苏北千里盐碱滩成为我国一个重要产棉区。
三、张謇推进植棉业发展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考察张謇对我国植棉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来着手。从显性的方面来说，一是民国初年，张謇在正定、南通、武昌、北京等设立棉种改良试验场，进行美棉驯化工作，推行棉种改良并取得了成功。美棉引种成功之后，华棉品质低劣的局面得以改变，中国出产的棉花也能纺三十二支、四十二支细纱了，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因此获益颇丰。之后，在他的提倡、鼓励和示范下，各地纷纷效仿设立棉场，如江苏、山东、浙江、山西等地，使得棉种改良事业逐步推向全国；二是他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在1911年以后逐渐取得成效，在其影响下，一些官僚和商人也相继在苏北开设垦牧公司。“自1913年起，在短短数年中，淮南地区兴起大办农垦公司的热潮，至1921年在黄海滩涂上先后办起了40多家农垦公司，”[22]使植棉业发展到整个苏北地区。根据《远东时报》1923年8月号刊载《中国棉业情况》：“棉产地之区域，分布全省各地，就中以通州、太仓、嘉定、常熟、上海与江阴六大区为最有名。先从通州一区而论，该区植产之地，占全州地亩总数十分之六、七，包括南通、崇明、海门等区，合计东西三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幅员极广，故该地区不但为江苏一省出棉之要地，即综全中国产棉之区域计之，亦当首屈一指矣。该区平均产棉之额，约有一百五十万担之多，就中产额之大部，皆为崇明与南通之大生纱厂所吸收，其余则概运至上海销售焉。”[23]这些描述仍可见当年苏北地区植棉业发展的盛况。虽然，在张謇去世前夕，“他的南通企业一落千丈，特别是大生几座纱厂出现了他所极不情愿见到的一幕：被银团接管。”[24]但并不能借此抹杀他所开创的垦牧事业的辉煌成就。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迄今为止，苏北沿海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棉产区。
从隐性的方面来说，张謇为推动植棉业的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努力，对中国近代植棉业的发展乃至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张謇在任时颁布的奖励植棉的政策措施在他离任后并没有人走政息，而是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对农业的干预还有愈益加强的趋势。据《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8月载文《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介绍，“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既组织棉业统制委员会，负全国棉业改进之责。半年以来，该会已着手调查全国棉业，改良棉种，提高棉价，并组织中央棉业改进所。”对此，《中华物产改进会刊》第三卷三十四期合刊也有介绍“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棉业推广，可算是兴高采烈，改良棉种的试验场、育种场、棉花仓库的建立，新棉种的推广，银行资金的流通，各种合作社的创办，无数的植棉专家、推广员、调查员在忙碌着，这确是一番新气象。”[25]后来的政府对植棉业的扶持干预可见一斑。而由于张謇奖励植棉的政策一直在延续，中国棉花种植面积和棉花总产量都大幅度的提高了。1914～1937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和棉花产量。
对于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张，当时的报刊也都有相应的报道。据《农商公报》载：“晚近机械纺织之术进，海外输出之途开，农民亦颇多注意植棉，年来日呈增加之象，长江一带、汉水流域，以及各铁路道线附近之地，海滨淤泥积涨之土，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北迄燕、齐、豫而竭乎满、内蒙，西届秦、晋、蜀而宜乎甘肃、新疆，多见产出；即原来产棉之区最著者如江、浙、闽、广等省，近亦扩充棉区，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矣”。“棉花之主产地，本为扬子江流域，近来北方奖励植棉，以代罂粟，其产额骤增，故今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亦以著名产地矣。”另《钱业月报》也有人著文称：“四川原以种植鸦片为主要农业，迨吾国禁止种烟之命令下，而昔日种植鸦片之地，今皆一变而成产棉之区，如成都、绵阳、奉节、忠县、富顺等县，相继皆成为植棉之区。云南依然，凡昔日种植鸦片地方，今皆代之以植棉之职业。至广东、广西两省，乃吾国南方棉产额最有起色之省份也。”“东三省植棉之发祥地，为锦州、锦西一带之砂土，经十载之推广，始遍及各处。”从这些报道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张謇之后植棉业在全国各地发展的迅猛之势。
植棉业的发展也引起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棉花品质的提升和棉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农业以种粮为主，以解决“民食”为根本目标的种植结构，促进了我国农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据马札亚尔调查，我国主要棉区“农村经济的商品性达到60%～70%”。另外，在长期从事植棉业生产的过程中，从我国主要棉区的棉农中还孕育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棉花生产的亦商亦农的“小资本家”。“小资本家具有农业专门知识，从事植棉事业者，年来亦颇有其人。如正定、河南，均有此等小农场之设立，资本多者十万，少者二万，纯用新法种植棉花。”
四、结语
在清末民初国势颓废的情形下，张謇勇敢地擎起了实业救国的大旗。在践行其“棉铁主义”，大力发展植棉业的过程中，作为“勉为其难的早期现代化主导力量”，他积极引进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强调国家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重视农业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引入资本主义公司制，其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促进了棉花生产面积的扩大和棉花品质的提高，其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他用以促进植棉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开启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先河，促进了我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对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起了导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