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论民国初年四川报业的发展及特点(2)

由于报纸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民国初年出现了政府重视报界、优待报人的现象。各官厅都允许新闻记者访问，都督府总政处每次开政务会，也要请新闻记者列席，并令管电处将各处来去的电报，油印清楚，送给各家报馆刊印。报上的论说、新闻，也允许记者畅所欲言。而且，经过报界人士的争取，总政处、临时省议会开会也允许女记者列席。“那时侯公认报界势力和优待报界这两件事情，可说是算得报界的黄金时代。就是女界，也由报界的势力，发展出些新天地来。”[561]由于报界势力强增，1912年初，樊孔周倡导成立了四川第一个报人组织——“成都报界公会”。当时入会的有《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天民报》《公论日报》《进化报》《女界报》等几家报馆及其记者。公会为报馆公共机关，对内有公法自律的作用。例如，民国初年有些士大夫出身的记者，爱坐滑竿轿子出去采访新闻，晚上回家轿子前还要一个人提灯笼，灯笼上用扁体字写明“××报记者”，像旧社会的官僚出门拜客一样。公会开会时，有人提意见后，这种习气得到纠正。公会对外与官方起交涉作用，多次力争访事和言论自由的权利。1914年，四川实行袁世凯的报律，规定当编辑记者要35岁，并且要交800元押金，公会代表与官方据理力争，终于把押金和年龄限制取消。

总之，民国初年的四川报业较前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四川近现代报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其发展历程证明它不仅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还与整个中国国内的局势紧密相连。它是四川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既“为章身之具，与国家威仪、民族精神、国际观瞻所关至巨”。[563]又“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一切动态的关系存在，脱离了特定的关系，服饰审美便无从下手了”。[564]而且“这种社会共同的审美愿望和审美倾向，集中地体现在一定时代、一定民族和一定阶级的审美理想之中……任何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趣味是根本不存在的”。[565]而女装则是这种审美倾向的集中体现。

女装如时代的一面镜子，总是受社会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向被称为“自古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近代，在风尚嬗递的疾风劲雨中，使女装出现了大跨度的变革：突破了传统服饰的宽大重长，由反映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的审美倾向演变为追求曲线美、阳刚美和个性美的审美倾向。

一、时政的变迁对女装审美意识的冲击

女装的改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反映。服装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其中时政的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大批屈辱条约的签订，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租界的设立，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加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大肆掠夺，人民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各地暴动、示威活动此起彼伏，这对服装及其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给中国女装的审美意识以前所未有的冲击。

首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作为满制的旗袍，因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清代流行的女装，而太平天国运动使服装更是外显化。太平天国政权极端鄙视清朝衣冠服饰，“发誓一定要破除‘强加给人民的奴隶标志’——辫发制度，废蟒袍而服龙袍，这是对清廷的反叛和对汉民族传统的继承……太平天国的妇女穿着也以便于征战为前提，有圆领紧身阔下摆长袍，并在腰间系一红色或绿色绸绉。为与满制相区别，特将衣襟开在左边，下摆开叉，同时，她们不穿裙，多着大脚裤，天足，着布鞋，从而挣脱了中国妇女千年缠足之陋习。这是农民革命对残害妇女恶习的扫荡和旧风俗习惯的否定，表明太平天国政权包括审美在内的认识上的飞跃。”[566]太平军的服饰在南方曾风行一时，这无疑使中国妇女耳目一新，使女装开始突破传统的束缚而产生了新的审美倾向。太平军在服饰上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对清王朝的服饰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打击，这对后来维新运动中的服饰改良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其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出现了同治中兴，使统治者恢复了对传统的自信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却使他们又一次暴露了自身的虚弱。自信力要求清廷恢复传统，虚弱却告诫中国必须有致用之术。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以‘差距体认’为特征的文化选择刚刚兴起，但还没有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时候，它就让位于‘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潮了。”[567]因此，“清末的服饰改革是在‘以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以派往各国的留学生剪发改装的先声中开始的。”[568]这些思想敏锐的学生们，对服饰的改革起了带头作用。据《申报》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三日报道称，上海出现了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国长人（巨人）及几个西装女子，受到市民的围观争睹，成为一时备受关注的“焦点”人物。此巨人即为留学归国人员。既而为了建立海军，改练新军，采用西式操练，学生也采用西学。因而军队和学生的服饰也采用西式的操衣，操帽，军帽，军装。这样一个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式样，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实施，是观念变革的重大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的回应。洋装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继而在内地，一些买办的家属也开始追随于后，并在广大女性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纷纷效仿，对女装审美意识的改变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

再次是戊戌变法运动。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力提倡维新变法，康有为非常注意风俗变革的重要性，他在1898年9月5日曾向光绪帝递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首次提出废止传统服装，改穿西服。西式服装由于能显示人体自然曲线的美态，其传入对中国服装改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对爱美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阵清风，因而其推广较快，也容易被广大的爱美女性所接受。

最后是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因此，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回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真正结束了衣冠伦理政治化的观念。特别是随着女子参政运动的兴起，简化女子服饰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一般城市女性的服饰也朝着自然、简便、开放的方向发展。民国初期风行的高领衫到1917年已经过时，开始流行一种无领、袒臂、露胫的服装，“近来沪滨女郎，多著不领之衣。”[569]“在新旧思想的反复较量中，女装一马当先，冲破旧礼教的禁忌，把素来遮掩的胸臂展示出来。”[570]这股潮流颇受非议，保守者悲叹：“妇女界渐渐欲以肉体示人，如裤短之渐露其胫也，袖短之渐视其臂也。今既秃颈，则不久将呈其玉雪之胸背，是乌可哉，是乌可哉！”[571]一些地方当局也认为短衣有伤风化，通告严令禁止。江苏南通某女校发布通告，对在校女学生的衣着（包括样式、衣裙、鞋袜、束发绳、戒指等）均有规定[572]。然而禁止时髦女装收效甚微，窄小袒臂露胫的女装实际上体现了妇女个性解放、展示自我美的心态。同时，受到西方男女平权思想影响的新女性们，往往以抹掉脂粉，女扮男装来表现自己与男性一样的权利。西装革履，马裤皮靴成为时髦女性的宠爱。然而，旧的社会文化观念，并不会随着旧体制的坍塌而消解于无形。“旧的社会文化观念与新体制运作间的交互影响，既可能迫使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发生嬗变，也可能挤压新体制令其变形。”[573]因此，这一时期的女装既有传统服装的舞台，也有新款的萌生，而服饰洋化成为各阶层追逐的新时尚。其审美意识也表现出对传统的扬弃和多样化的倾向，她们对于服饰的要求，不再是“女为悦己者容”的单方面的审美标准，而是更趋于真善美和科学的标准。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女装审美意识的推动

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价廉物美商品的大量涌入，科技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繁荣，对中国的服装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女装的促进作用不可估量，从而也使中国女装在审美意识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方面由于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大量商品的涌入，为中国女性服装的革新带来了新信息。上海是最早的通商口岸，“其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574]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北京、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575]同时，西方人士的大量来华和商品的大量出售，为中国女性的服装审美意识作了最生动和直观的活体模特广告，通商口岸的大量开放又为这些新的时尚的传播开辟了更为快捷的途径，从而加快了中国女装审美意识的转变。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新工艺、新机器的运用，生产出了款式花色品种不一的新产品。西式服装的花色、品种和工艺远远精于中国，其价格也远远低于中国，所以，大量的中国人着西式服装，用西式布料，致使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大量破产。由于西方布料及工艺的精良，着于身上有轻盈飘逸的美感和垂坠的质感，这无疑为中国女性的服装审美意识提供了新的倾向。20世纪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市场的极大繁荣，促使服饰行业的大批量生产。特别是1889年电动缝纫机的发明后，1910年人造纤维开始其商业化生产等带来与服装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成衣化生产、丰富的面料市场等课题的完成，为服装效果的多样化、服装生产速度的大幅提高、服装生产成本的降低、设计师设计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为女装的现代化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营者从每一位消费者的心理入手，探索如何生产适销对路的服饰，研究如何穿戴打扮能更准确地体现出人的美感。这为服装审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人民追求美和体验美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西式服装对中国女装审美意识的引导

洋装的特点在于收腰长裙，淡装素衣革履，彰显女性形体的曲线美，反映了西方以自然为美的文化内涵。这与中国古代以柔弱为美，甚至不惜扭曲女性的形体人为地制造柔弱美是迥然相异的。但西方的服饰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被中国人认同，认为“夷服太觉不类”[576]，并嗤之以鼻。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大批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风俗、察吏的书籍、画报的出版刊行，以及大批留学生的归国和大量西洋女子的来华，给中国千篇一律的女装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对中国服装审美意识的影响是前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