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我国的权益，在我东北境内发动了日俄战争。2月6日，日本舰队袭击沙俄占领下的我国旅顺口，10日，两国正式宣战。俄日在开战以前，日本派船前往旅顺、海参威等处，救出其侨民及别国洋人，其后转运至安全地带。迨开战后，清朝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也准备派船前往旅顺等处营救中国居民，但俄人称各口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然而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唯恐阻格中国政府坚守中立的立场，不敢力争。时清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仲礼），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官绅激于义愤，遂在3月3日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被难人民为事”。[747]3月5日，《申报》载文称：“普济善会，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748]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及官方的难民救济行为都遭到交战国的阻挠。上海官绅等各阶层人士担心东北“官幕商民欲逃无路，欲行无门，即不死于刀兵，亦将成为饿殍”，“亟思设法救援”[749]，于是即派沈敦和与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商量东北难民救援事宜。当时各国在东三省的传教士恰好在牛庄避难，沈敦和想借助教士们的力量在东北开展救援活动。李提摩太在听取沈敦和的建议后表示赞同，并即“电询牛庄教士可否助救难民”，得到传教士们的肯定回答。[750]因此，沈敦和等人遂决定舍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而另谋创设万国红十字会，试图“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方的要求”，允许中方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入战地实施救护。[751]
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等五国人士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举行会议，主席为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他提请李提摩太阐述成立万国红十字支会的缘由，并强调“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沈敦和在报告中描述了东北难民境遇的惨状，指出“旅居青泥洼之中国工商约二千人，因无轮船可附，不及言旋，并闻彼等粮食尽绝，颇受苦难；又闻牛庄先有告示，大旨谓租界周围一百里作为公地。由是观之，百里之外无从保护，彼处居民翘首望救。鸭绿江左近，有陆上战务，附近居民望救尤切；又由辽阳左近海域传来消息，知俄人颇苛待华人，勒令民间所有牛羊骡车马匹悉数供应，且有于道途沟壑闻目见妇女儿童尸骸无数者，种种情形，闻系俄兵经过所致。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预拟极力设法拯救”。最后安特生发言，指出“所议创设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现应现议开办各节，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且拟如何布告大众，共襄此举”。根据安特生与李提摩太的提议，会中提出预举董事及办事董事名单，举左手通过后散会。[752]这次集会，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的第二天，施则敬便邀请诸华董在上海盆汤弄丝业会馆开会，商讨会务及救护事宜。会议决定先由华董筹垫白银5万两作为启动经费，由传教士在牛庄设立医院，收容治疗难民。[753]3月17日，中西办事各董在英按察使署举行初次会议，西董威金生、安特生，华董沈敦和、施则敬等7人出席。会议推举李提摩太、沈敦和为司理文牍的中西方书记，并议定司理财务、代理银行、刊发捐册、接收捐款、申谢捐助、拨款救济、设牛庄分会和京津代理等事项。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盛宣怀、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吴重熹等人联署的“拨助捐款”通电发向全国各省将军、督抚、海关，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请各地给予协助。[754]各省督抚大员纷纷来电来函响应。4月2日《申报》登出劝捐启事，声明：“经费浩繁，议明中西分筹，并由海寰等先行筹凑，以上海丝业会馆为华董办事处，公同酌刊捐册，备函分寄各省官绅商富，务恳鼎力提倡，俾被难华人同登衽席，中立主义益明，国势民心两有裨益，不胜祷盼。”[755]4月10日《申报》又向社会各界发出《劝捐万国红十字会经费，申报馆协赈所谨启》，大声疾呼“俄日兴兵，生灵涂炭，旷日持久，尚无己时。两国受伤之兵，例由泰西红十字会救治。独我东三省黎庶，连天烽火，骨折心凉，去住两难，生死莫卜，昊天不吊”，希望“寰中义士，海内仁人，合解囊金，拯民水火，散财助赈”。[756]在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下，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据相关学者统计，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广东捐助2万元，盛京将军增祺助银万两，两将总督拨库银平银8千两，清江漕运总督3千两，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各万两，河南、陕西各5千两，天津2万两。[757]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踊跃捐输，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提供了后援支持和物质保障。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不久，在组织上以各省善堂为基础，初具规模，并积极开展了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活动，在国际上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国内也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清政府一方面派驻英公使张德彝赴瑞典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从经济上予以援助，5月24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此会医治战地受伤军士，并拯被难人民，实称善举。现经中国官绅筹款前往开办，深惬朝廷轸恤之怀，著颁发内帑银十万两，以资经费，传谕该员绅等，尽心经理，切实筹办。”[758]
在社会各界与官绅阶层的推动下，中西董事在7月12日公布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该章程称，“此会系中、英、法、德、美五中立国联合倡办，由中国政府知照两交战国政府，转告战国军队将帅士卒，皆知此会，其名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由上海公举中西总董主办，总董就近秉承中国钦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随时随事，电牍咨商中国外务部、商部、南北洋大臣、各省大府，钦遵中国皇太后、皇上旨意，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日俄驻京大臣商酌维持，有劝捐办事之全权”，并且指出该会的任务是“最重救护”。[759]由此可见，清政府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公开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手日俄之战的救护。1904～1905年，该会设分会于东北各地，从事救护灾民，资遣回籍，并于战后施放急赈。此次救护工作，得到教会和医院以及中国官方积极的支持，所以成绩比较突出。据1907年1月统计，总共救济（包括收容、遣送、治疗、赈济）467000余人，全部募捐收入银641900两，支出银597400两，余下银44500两，招商局及电报局捐送运费、电报费计银5000两，又洋60余万元尚未计算在内。[760]此项事业，当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中方同仁们也有一个自我评价：“溯自中外通商以来，万国一心，踊跃奔赴，能与我华合办大善事者，在上海当推此为第一伟举。”[761]
三、中国红十字会的演变
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屡有创设红十字会的要求，清政府也打算筹建一常设的红十字会，由于种种原因而遭搁浅，直到万国红十字会退出历史舞台后，成立红十字会的呼声再度涌起。1907年7月3日，王熙普在《申报》上发表《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悲叹“生命之贱，莫中国人，若死道之多，亦莫如中国人，若糊涂而死不得其所而死，莫中国人，若死数之最多，死法之最惨，亦莫如数年以来之中国人”，“以四万万民族之力不能自设医院”，反而外国传教士所办医院遍于中国，此“不但吾人可羞可耻，使一国国民群盛其崇拜外人之心，而为外人权利灌入之导线也。且生命权为外人所操，欲其生则生之，欲其死则死之，吾国人亦大危也哉。甲午庚子之一役，吾国无红十字军，万国耻之，始托英人代办，不能自救其生命，己耻不可言，不能自救，反使救济权为外人所操，嘤嘤乞救于外人，耻莫甚焉”。他把中国是否设立红十字会提升到国家耻辱与危亡的高度：“是则不立红十字会以拯救于平时，不成红十字军以救济于战时，不但为国民之耻，即亦国家之耻也；不但为国民之危，即亦国家之危也。是红十字会者，诚吾国今日之要图，吾同胞当尽之义务而不可一日缓者，”并且认为成立红十字会有救济灾难、防疫卫生、禁毒戒烟等好处，更重要的是“使我神明种族日见其强”，最后，他认为“救一个人，即培养一分元气，爱国诸公欲救吾国，必先救吾国之人民始，热心诸公欲保权利必自保吾民之生命始”。[762]
王熙普建议把红十字会设于上海，主要理由是：一是上海交通便利，消息传播较快，如办理有成效，即可以推广至内地；二是热心公益的人较多，募捐较易。王氏希望有热心人士发起创办，他甚至表示只要有人发起，他将效“蚊背负山”的方式，独出万金，作为开办红十字会经费。王熙普甚至将办理红十字会的“入手方略及办事秩序”都拟订草案：暂设红十字会所，组织会员，求请行政官之允许及其保护提倡，禁绝害人毒物，设立戒烟会、红十字会医院、红十字军医学堂、收生学堂及看护妇学堂、寄生院、娼妓检查所、卫生演说会及劝戒洋烟会等。[763]
民间人士的呼声，激起部分官员的同感。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向清廷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在奏折中指出，中国红十字会“事属首创，自无成案办法可援……臣等仰体德意，督率创行”，“一面参考日本初创赤字社情由，与西董定明，先就中国自筹之款酌拨以为基础，戒兼仿瑞士总会真奈尔地方之意，在上海购地，采取各国医院、学堂、医船、医车之式样，筹措经费，次第仿办。另选聪颖华童，一面在沪附设医学堂；一面出洋学习会医，考求会医与军医之如何区别，本国看护人之如何储备招致，务其悉臻详备，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局，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764]这份奏折说明清廷官员希望接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筹办中国红十字会，使红十字会蜕变为清政府自办的救护组织。
1909年（清宣统元年）吕海寰领衔，盛宣怀、吴仲熹联衔向清政府再度上奏，详叙世界各国红十字会实施日内瓦陆战、海战公约情况，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护东北日俄战灾业绩，并拟定了六条《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内容如下：
（一）上海为通商大埠，中外交通便利。前经中西总董创办万国红十字会，现仍于上海徐家汇路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院、学堂，附设事务所。应中国总董仿照日本赤字社，酌拟规则，核议施行，并妥定资入会章程，以垂永久。
（二）从前万国红十字会，由中西董会议合璧图记，钤用信守。现创设中国红十字会，拟请旨饬铸造中国红十字会关防一颗，须由会长执掌印用，以昭凭信。
（三）本会按照原则，制用白地红十字旗，在会员衣袖各缀白地红十字，以为标志外，又参酌日本等国会章，制备双龙嵌十字勋章，第一等金质，第二等银质，第三等铜质；均配用相称色带，拟定字样，并发给勋章凭照章程，呈请会长标明，请旨敕部核定，饬会制备通行。以上会旗、会衣、勋章，非在会人员，不得滥用，违者究治。
（四）上海徐家汇路总会设立医院，定章施医，又设学堂，定额招考华童，教习医学。
（五）本会谨守瑞士原约十条、荷兰推广约十四条，医伤救难宗旨，参酌《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程》《日本赤十字社章程》，因时因地，以制其宜，医车由总会陆续防制备用，医船与战地医院，临时商酌，设法实行，藉节靡费。
（六）以上系现在组织大纲。各项文件，中国自相往来，均用华文；有关交涉，配用英文，仍以华文为准，组织完备后，应否改良，或原约、推广约有所增删，及一切未尽事宜，随后由总董商请会长妥酌办理。[765]
在这份奏折中，三人一再强调此时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必要：“惟念中国与友邦合成会，得此基础，颇费艰难，似宜设法保全，俾无失坠。”“中国既设此会，又值海军新立，陆军已有成效之时，允宜及早规划完备。”[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