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省土匪猖獗的原因
四川出现遍地皆匪，匪患如此猖獗的局面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四川军阀的长期混战造成农村经济落后，流民大量产生，这是土匪蜂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社会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在任何一个以农业（包括畜牧业经济）为基础，并且由大部分受地主、城市、政府、律师甚至银行的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及无田雇农组成的社会中”，都可以发现“社会性土匪”的存在。这就是说土匪产生与农业社会及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中国便开始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各个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进行着长期而残酷的混战，这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有不少记载说，自民国初年到1935年，四川境内发生的大小规模的军阀混战不下四百次。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泸州、自流井、贡井以及成渝之间的广大城乡由于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和财富区，军阀之间攻城略地，反复争夺，直接夺走了不计其数的无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战争的频繁及延续时间之长，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掠夺财富和支付高额的战争费用，除了正常的田赋收入，军阀们还通常采取田赋附加和预征、设置苛捐杂税、贩卖烟土、摊派军费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当时的四川田赋，较之外省，约为四倍，较之日本，则为十倍，较之美国，竟达二十一倍”。[852]辛亥革命失败后依然如故的封建土地制度，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由此而造成的大量农村剩余人口，加之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得大多数处于绝境的农民“终于铤而走险沦为流氓之匪，以及一切罪恶行为矣”。[853]
四川军阀派系之纷杂，混战次数之繁剧，延续时间之长久，人民被祸之惨烈，“甲于全国”。造成这一局面的最终原因则是四川在民国初年开始推行的防区制。四川的防区制萌芽于护国战争时期，正式开始于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时期。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各军阀反对全省统一，杜绝其他军阀兼并，确保自己地盘和军阀势力的一种割据手段。各个“防区”构成四川这一独立王国中更小和更分散的独立王国，各防区的军事头目就是主宰一切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俨然古之封建诸侯”。[854]对于防区制的弊端，时人称它为“四病”之首[855]，可见其祸患之深。“防区制”一方面造成了军阀长期混战，另一方面又给土匪活动提供了条件。军阀混战也给土匪队伍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兵员的补充，每当战争之后，“溃军过境，疲病之兵，多伙聚于匪以安身，所荷枪弹亦皆接济于匪”[856]。因此每次大战之后，也即匪势嚣张之时。“防区制”造成了长年军阀混战，使得民生凋敝，经济一片萧条，这给土匪的大量滋生提供了土壤。
第二，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泛滥是四川土匪泛滥的又一重要原因。袍哥就是指四川的哥老会。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啯噜会。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党势力相结合，他们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857]清代时，参加袍哥者绝大部分是下层社会人民，尤以游勇流民为多。民国以后，袍哥中人遍及社会各阶层，最初时袍哥组织内部规章制度要求严格，还有许多戒条，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党人利用袍哥组织这些规章制度和戒条，加入袍哥组织，随时打击清军，声势极为惊人。因此，人们评价说：“四川之独立，哥老会与有力焉”。[858]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袍规对袍哥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他们以赌博和匪盗活动来维持袍哥组织。他们还招集流亡，暗收炮弹，组织武装，在偏僻地区，霸占要隘，强征货税，暗中贩运私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盘踞一县或数县，称霸一方。进入民国以后，四川的袍哥组织向军界政界以及其他各行各业普遍渗透，有记载表明，当时“全川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重庆的袍哥人数亦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从省主席、参议员、县长、乡镇保甲长，没有袍哥身份的几乎难以寻找”。[859]可见袍哥组织在国民党党政军中势力极大。袍哥组织的种种恶劣行径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袍哥势力的保护，一些处于绝境的老百姓便加入袍哥组织，依靠袍哥势力。于是便走上了匪盗的生涯。
第三，灾害频繁，绝望的农民落草为寇。由于地域辽阔，气候地理极为复杂，我国自古既是一个多灾之国。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割据混战，各自忙于对地盘的争夺，政局动荡不安，对于水利设施漠不关心。水利设施的失修，植被遭受破坏，导致水灾、旱灾、雹灾等接连发生。这些天灾肆无忌惮地袭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老百姓。1923年夏，川西各属大水灾，广汉、新都、什邡、新繁、金堂、崇庆、郫县、温江、双流、新津、安县等县受灾极其严重，各县“淹人民以数千记，淹没田亩多达数千亩，淹坏禾苗豆梁房舍无算。发现之尸，有子尚负其父，母尚抱其子者，手牢不可开，多并置一棺，合计大小河捞获之尸，以达三万条尚有继续发现者，诚可谓浩劫也”。[860]由于灾民大都十分贫穷，缺少钱财和粮食积储，而当时的川政府因灾民众多，且财力匮乏，救济不力，或不予重视，因而大多数灾民只得在死亡线上挣扎，亦有一些灾民流而为匪，四处抢劫。“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土匪群中，日甚一日”。[861]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连年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与黑暗，外国势力的渗透与扩张，自然灾害的流行和社会经济的萧条致使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一大批城乡劳动者流离失所，无法继续从事原有正当的职业。其中有些人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陷，开始了他们的土匪生涯。土匪队伍的日益扩大，以致出现“民匪不辨”，“匪多于民”的境况。整个四川，几乎成了匪的世界。
二、国民政府对土匪的政策及措施
由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四川土匪成灾是与地方军阀的乱政、残酷剥削以及广大老百姓处于极度贫困是分不开的。由于土匪的四处劫掠、绑架、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甚至攻打县城等胡作非为的行为，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不安全与不稳定的因素。面对如此棘手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实施立法打击土匪活动，改革机构人员，实行招抚政策等。四川派系纷杂，混战次数之繁剧，延续时间之长久，人民被祸之惨烈，“甲于全国”。土匪势力的蔓延，不仅威胁着广大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威胁着军阀的割据势力。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于11月15日召开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正惩治盗匪条例》。该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凡虏人勒赎者，啸聚山泽抗拒官兵者，溃兵游勇结伙抢劫或扰害公安者，结合大帮，肆行抢劫者，聚众抢劫而执持枪械者一律处以死刑。[862]这就为各省当局清剿匪徒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民国政府为了治匪而制定了一些法律，但国民政府的四川军阀政府对土匪主要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方针。大批土匪队伍被军阀招安成军。如四川军阀杨森就曾招抚过土匪关子久、王凤岗两部，并以两部为基础建立了他最初的基本队伍。[863]军阀们大量收编土匪队伍完全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意图，即让他们打头阵去消灭对手或打击那些不肯就范的土匪，在这过程中自然消耗他们的力量，达到“以匪制匪”、“一箭双雕”的目的。土地革命兴起后四川军阀利用土匪镇压革命。1933年11月四川“剿匪”第三路军到达营山蓬安后，总指挥李家钰起用蓬溪、南充匪首何志远，联络当地袍哥土匪组织“剿匪”游击队，给各旅配置一连游击队，共同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864]蒋介石在刘湘统一川政后不久设法将自己的势力打入四川，为了加强控制，维护治安，自1935年起采取了土匪从军、土匪从政和邻县联防等方法来缉匪捕匪。1936年新津著名匪首袁树江、李元亨被县政府招安，并委以公职。然而大量土匪被收编后，由于军阀本身的反动性及其对土匪收编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其不可能对土匪进行有效的改造工作，因此被收编的土匪仍匪性十足，使得本来素质就不高的川省军阀部队受到严重影响，逐渐同化于土匪，军队匪化，造成兵匪莫辨的局面。如1923年间，成都驻军的盗匪行进层出不穷。“据调查，成都附近一带被匪兵奸污之妇女在二百六七十人以上，被杀害之良民在二百以上”。[865]军队匪化情形，在战争发生时更严重。如广汉在历次战争期间，“四方各场驻军与溃军践踏沿途各处居民，无一家不被奸淫抢劫，损失财物甚巨”。[866]当时人民之对于兵和匪，都是深恶痛绝而恐惧不安的。军阀们对土匪收编入伍的政策并未解决匪患，反而对普通民众的心理形成一种错误导向，认为当土匪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最便利的方法，因此又导致了川省土匪越演越烈，对整个四川地方民众心理起了恶劣的影响。
三、结论
民国时期的匪患猖獗是与民国时期各个当权者对其所采用的政策措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四川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军阀派系林立，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长期混战以及在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其影响的减少，使得四川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土匪或招或剿。军阀们以为此两种方法都是置土匪以灭绝之招数，然而其招抚政策对广大的民众起着迷惑作用，并没有达到要剿灭土匪的目的，反而越招抚土匪越多。招抚的土匪匪性不改，使得素质本就不高的军阀部队的军纪涣散，祸害百姓，军队匪化。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后，更把招抚政策作为对付土匪的重要措施，这种措施政策实际上造成了造匪、养匪、纵匪局面。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还培养了以袍哥、土匪为核心的军事力量，打游击把枪口公然对准了人民解放军，到处组织暴动，发动反革命事件，最后被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一一平息。最终四川的土匪、袍哥成为了蒋家王朝的陪葬品，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崩溃而被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