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封印》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巅峰之作，1956年，他以35天的激情创作成就了这一电影史上的伟大作品。影片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中世纪，曾经背负着宗教使命、东征十字军中的一员——骑士安托纽斯·布罗克与他的侍从琼斯踏上回乡的漫漫路程。他在海边遭遇死神。骑士与死神约定，如果他能在对弈中获胜则可以活命，追寻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卖艺人约瑟夫一家及朋友斯卡特表演着关于生活、死亡的种种通俗剧，谋生、嬉戏，一路向前。一天，骑士主仆与约瑟夫一行相遇了。14世纪中期的瑞典，瘟疫肆虐。骑士却在与约瑟夫一家同行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宁静与快乐。在骑士的掩护下，约瑟夫一家穿越疾风骤雨，劫后余生，迎来黎明。而骑士带着一行人回到了家乡，见到了妻子卡林。众人在静听卡林读《启示录》时迎来了死神，他们跳着庄严的舞蹈，走向永恒的黑暗。在伯格曼如梦如幻的影像世界，这与其说是一个骇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生命史诗。在充满寓意的情境中，伯格曼不断地发出形而上的追问。
在《第七封印》中，我们自始至终感受到浓浓的宗教气息，在伯格曼内心深处的宗教困境，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是“现代人内在的宗教需求与实存的宗教观的抵牾”，正如西美尔在《叔本华与尼采》中所写的那样：基督教丧失了它对无数人的吸引力与权利。然而，生命对终极目标的需求却并未失去；相反，若这一需求在以前长时期内获得了满足，则每个人对终极目标的需求已然根深蒂固。如此，生命保存了对绝对目的的深刻欲望，特别是因为这个目的中的内容已经被排斥了，而它习惯于这种内在生存的形式。对终极目标的欲望是基督教的遗产。它遗留了对生命运动终极的需求，而这一需求继续成为一个永不能达到目标的空洞的强烈欲望。
在《第七封印》中，约瑟夫一家可谓是伯格曼“宗教价值”的隐喻式的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伯格曼一生孜孜以求的一切美好品质：单纯、快乐、善良、平和、富有爱心、谦卑等等。在整部影片中，约瑟夫一家并没有沉浸在基督教的庄严程式中，相反，他们是再平常不过的卑微杂耍者，但是他们却让骑士在“整个生命的无意义的探索中”找到了意义，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一个辉煌”。我们来看影片中的那个经典片段：
骑士与玛丽娅母子在长满野草莓的山坡上相遇。第一次，痛苦而深沉的骑士露出了由衷的微笑，一屡神圣之光在他的脸上驻留。之后，约瑟夫、琼斯、“哑女”一起坐在草地上用餐，约瑟夫唱起了《春天的歌》，和谐美满的气息，驱赶了“死亡”的阴霾。骑士感叹道：“我会记住这和平时光。草莓、这碗牛奶、黄昏中大家的脸、迈克尔在沉睡、约瑟夫在弹琴……我会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我会用双手紧握住记忆，犹如这碗牛奶……我无比满足。”让这个痛苦沉思、不断探寻生命意义、不断质疑上帝的骑士“无比满足”的不仅是一个日常的温暖场景，更是在这场景背后隐藏的伯格曼的宗教价值观，也是这宗教价值观所承载的生命的深刻欲望与终极追求。
《第七封印》诞生于人类世界的多事之秋：朝鲜战争、越南抗法之战、第二次中东战争、世界的两极对立日益加剧、冷战正酣。在这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面前，在人类世界经受着最为严峻的现实拷问的境况下，伯格曼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以他敏感的触角感受到了世界的丝丝缕缕的震颤，他说：“《第七封印》是一个隐喻，它从题材到情节都与当代现实、与未来原子战争的威胁相联系。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因瘟疫而产生的恐惧中，如今，人们却生活在原子弹带来的恐惧之中。”人类越是发展越是进步，却越陷入更大的毁灭的恐惧之中，那么，科学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呢？我们应该走向现代还是应当回归古典呢？现代性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交错运动、纠缠不清的呢？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普遍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和失望。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给西方各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产生了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端。《第七封印》作为大师的现代寓言，表明了寻求宗教价值的意义所在：人类要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纷争，要在飘忽不定中寻找可靠的基石，要在酷烈的生存中找到正义与依托，在纷繁芜杂的多元中寻求整合，需要一种超验性观念的支撑，需要满足人的精神天性中献身于更高存在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