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皇帝，他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个王朝盛世——“文景之治”。正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让文帝找到了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从小，他受母亲薄氏夫人的教育，不能有过多欲望，否则会招致杀身之祸。虽然这不是让文帝刘恒产生“无为而治”的主要思想源泉，但对他的影响是可以看出来的。
就学术方面来说，“无为而治”思想可追溯到黄帝尧舜时代，那时，很多有学识的人都提出清静无为的思想。之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代代地继承，无限地追求中国人理想的社会面貌，即中国式乌托邦。大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事实上，这是秦始皇实施无为而治的行为上的错误。可以这样理解，秦始皇渴望民间无为，但政治家和统治者可以有思想、文化和欲望。这两者看起来不矛盾，实际上矛盾复杂。现实中，政治家和官员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由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是平民出身，这是一种自然成长，但秦始皇不容许这种成长，实施高压政策，使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泾渭分明。因此他实施“焚书坑儒”的政策。显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秦朝强迫民间“无为”，甚至是让民间死水一潭的做法很难实现。中国历史上，真正被称为“无为而治”时代的，就是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很多学者认为，说到无为而治思想在政治上的成功施行，是从汉惠帝和吕后时代开始的。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吕太后本纪》末尾“太史公曰”中就有很精辟的记载，答题意思是说：汉朝发展到惠帝和吕后时代，黎民百姓刚刚摆脱战国时代的征战之苦，全国上下，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百姓都畏惧欲望，渴望清静无为的生活，所以才出现惠帝恭敬吕后，让吕后称制，处理政务几乎不出寝宫，天下一片宁静局面。残酷的刑罚极少使用，犯罪者天下难找，民众一丝不苟的耕作，衣食住行资料都很充足。
由此可见，汉朝无为而治政治局面是从高祖刘邦之后就形成的，这与历史有着紧密的关系。之前是战乱的战国，然后是残酷而短暂的秦国统治，最后是楚汉争霸，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环境之中，这是促成民间自发形成无为思想的历史条件。但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当时的高级官员内部也形成了这一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思想代表的民间思想，同时，民间思想会深刻地影响皇帝治国理念，因此，民间无为，很大程度上是与皇帝治国理念互相交融的结果，而官僚集团的思想往往是影响皇帝的思想，然后强加于民间。
到汉朝，长期征战了上百年的中国大地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是普天同庆的事。官僚本书hi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群体，他们的心中本充满欲望，无限制地吃喝玩乐，过天堂一般的生活。认真研究汉朝历史的人会发现，汉朝开国功臣清一色是平民出身，就是刘邦自己，也只是的乡里的游侠的背景。他们建国之后，与百姓靠得很近，体恤民情，深刻体味到普通人的苦。这就让官僚集团与民间产生近距离的接触。两者互相影响，最终让官僚集团形成无为思想。这就是汉朝初年无为而治思想形成全方位影响力的原因。在普通人眼中，皇室或朝廷与民间之间的无为已为很多人了解，在皇帝的命令下，国家少动用残酷法令，少劳民伤财，少征调徭役等等。还有一条也很关键，那就是官僚集团与皇室之间的无为。
在汉朝初年，军功大臣代表着政府行政官僚，他们是国家的主干。没有他们的支持，皇帝的无为思想是无法实施的，细细研究一下便能发现，汉朝初年产生了一种明显的时代特征：那就是群臣之间的无为治国理念达到了融为一体的地步，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没出现的。
千百年来，中国流传着一个成语——萧规曹随。这个故事很能说明皇帝与官僚之间形成了统一的无为而治思想。
早在汉惠帝时，曹参担任丞相。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心中很不满，于是就借与曹参之子曹窟单独见面的机会，请他回去提醒一下曹参。曹窟回家之后，很严肃地向曹参提出惠帝的不满。曹参非常生气，下令侍卫将皮鞭拿来，在儿子身上抽打了两百下，然后拖着他来到惠帝面前，称“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后来，在朝会时，惠帝就此事责问曹参，他却反问道：“陛下自比先帝（汉高祖刘邦）如何？”惠帝惊道：“朕怎么能跟先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道：“如果陛下拿臣与萧何相比，哪个更有能力？”惠帝张口就道：“我认为萧何比你强。”此时，曹参才大声地道：“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与萧何一起定管理天下的制度，陛下要是垂拱无为，臣等尽心尽责，遵循成例即可。”曹参说完之后，惠帝再没责难。
曹窟是曹参的儿子，但他的身份是宫廷中大夫，是皇家集团的人，而曹参是官僚集团的代表。曹窟敢于不顾父子关系而怒斥曹参，可见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很容易看出，军功官僚势力是皇室集团不能撼动了，所以才有了曹参斥责曹窟“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惠帝无法控制军功官僚的行为。他的想法是：官僚集团不能无为，否则会腐化官僚系统，但曹参就是坚持无为。他愿意终日碌碌无为，也不愿整天为事务所劳碌，这是最不自由的生活方式。
在地方诸侯王的国中，这种现象也是普遍的。早年，曹参任齐国国王刘肥的丞相。当时，齐国一切大小政务都由曹参处理。刘肥是刘邦的庶子，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处理政事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朝政全部被军功官僚把持。在文帝登基之前，他的代国也是同样的局面。由此可见，军功官僚是无能接受什么思想，皇室集团也无法阻止。本来，皇帝是不希望官僚集团接受无为思想的，但到曹参时代，官僚集团不但深入实践无为而治思想，而且还欲影响皇帝，一旦官僚集团无为思想成熟，那全国上下都会为之动容。本来，百姓已渴望这一思想的实践，皇帝更渴望享受，官僚集团也在追求无为和享受。
文帝登基之后，本想打破官僚集团的无为思想，从而在国家形成一种新的气氛：即全民修养，官僚内部思想真空，拼命处理公务，为全国百姓的无为局面提供支持。但这一计划实施起来很困难。首先，刘氏诸侯王认为代王刘恒是“下山摘桃”，完全是机会主义，没有权威，不能让他们信服。因此，他们虎视眈眈，想与刘恒发生一场宫廷械斗；其次，军功大臣认为文帝对自己的干预政策过于浓烈，如果不在军功官僚集团中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那他的皇位很可能坐不稳。
文帝刘恒左右权衡，决定放弃剥夺军功官僚集团实施无为而治的政策，赢得军功官僚的支持，与皇室侯王产生对抗，这样自己的江山就稳固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帝积极推行无为而治思想，就是官僚集团，也可以追求一种“无我”的境界，顺从自然，让一切自然发展，不强调人的因素。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平定吕氏叛乱的两位功臣陈平、周勃分别担任右丞相和左丞相。后来，有许多大臣给文帝暗示，陈平称病不入朝，文帝问其缘由，陈平上谏道：“先帝时，周勃功劳不如我；诛杀诸吕之后，我功不如周勃。臣愿以丞相相让。”文帝当即下旨，任周勃为右丞相，陈平降为左丞相。这是陈平在提示文帝，必须恢复以军功爵为背景的官僚制度。之后，文帝废除吕后制定的左右丞相制，设单一丞相职。
后来，灌婴担任丞相。他也是军功老臣，之后是张苍为相15年，再之后是申屠嘉。申屠嘉虽是军功老臣，但却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没什么威望。当时，张苍推荐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为丞相，文帝紧张，认为不能让外姓皇戚染指朝政，否则是走吕后的老路。迫不得已，文帝任用申屠嘉。依然可以看出，这是文帝对军功官僚的重视，站在军功集团一边，就能稳固皇权。因此，当军功官僚集团也要坚持无为而治的思想时，文帝只能无奈接受。
当时，西汉著名政治家贾谊就责问过文帝，为什么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让国家没作为。文帝回答虽然有理有据，但同样能看出他对军功官僚的妥协，是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