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逝于长安城未央宫，在位25年，终年42岁。弥留之际，宣帝任命外戚大臣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傅周堪三人为托孤大臣，辅佐其继承人——汉元帝刘奭治理国家。26日，太子刘奭即位，时年26岁。在皇权未稳之际，三位托孤大臣进行了惊人的权力斗争。
历朝历代皇帝驾崩之后都会有权力斗争，汉宣帝也不例外。武帝时期，“托孤大臣集团”份为两派，分别以霍光和桑弘羊为代表；到宣帝时期，则是以外戚集团史高与儒臣势力萧望之之间产生的政治斗争为代表。
一开始，两股势力就表现出及其旺盛的战斗力，但史高集团优势明显，并不把儒臣集团放在眼里。在不进则退的情况之下，萧望之、周堪等首先发动而来进攻。早年，萧望之、周堪二人即是元帝的老师，对元帝有深入了解，对宫廷事务也有所察觉，为他们进攻史高集团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史高控制着内廷势力和军政大权，所以迟迟不愿出击。
为了能打败史高外戚集团，并让朝廷和天下人认同自己的思想，萧望之不停地在朝廷活动。据《汉书·萧望之传》记载：“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从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由此可见，萧望之是个有个性思想，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念的政治思想家。他极力推荐元帝，施行“古制”，即所谓的“周政”。依然是这段史料，我们发现萧望之看到自己实力的不足，并着力为自己扩充势力，将宗室里的著名学者刘更生（即著名学者刘向）以及内廷重臣金敞等人，都纳入自己的政治集团之内。
这次，萧望之、周堪等将刘更生和金敞二人拉入儒臣阵营，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背景。元帝初年，萧望之、周堪以宣帝老师的身份被列入托孤大臣之列，元帝即位之后，萧望之、周堪的地位急速上升，增强了儒臣与外戚集团斗争的砝码。但此时，外戚集团的代表史高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牢牢地控制着军队，而且在朝廷内盘踞很深，朝中重臣许嘉、弘恭、石显等皆为其朋党。萧望之、周堪集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就朝廷而论，萧望之、周堪等声望极高，天下人敬仰，但却无实力，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并要求元帝复兴“古制”，实施“周政”。为了能实现儒臣们的治国梦想，萧望之等人不遗余力地努力着。
史高牢牢地控制着宣帝时期的王朝政治，其核心部位在内廷，其核心人物是弘恭、石显等人。他们长期供职内廷，掌握着宫廷内的一举一动。而萧望之、周堪等人只是控制了部分外廷势力。宣帝时期，内廷势力明显强于外廷势力，每每遇重大决策时，宣帝都要与内廷大臣商量解决，然后将决策结果交予朝廷，并实施执行工作。元帝继位之后，内廷的分量有所削弱，但仍然可以与外廷分庭抗礼。萧望之选择拉拢刘更生，目的是为了让刘更生的家族宗室来对抗史高的外戚集团。而选择金敞为侍中（内廷要职，类似于最高参谋），意图就是改变史高在内廷一手遮天的局面。但选用刘更生和金敞的首要前提，是他们都喜好儒学，是儒家政治的忠实拥趸。
公元前49年，宣帝驾崩，史高、萧望之、周堪三人担任皇位继承人的辅佐大臣。次年，萧望之施展手段，任命刘更生为宗正，金敞为侍中。萧望之集团成员成功打入朝廷高层，与史高外戚集团势均力敌。从此，双方对立起来，势同水火。之后，萧望之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将大批名儒安排到朝廷高层，担任外朝谏官之职。
在萧望之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史高有所察觉，但始终不愿冒进，认为萧望之在施展雕虫小技，不可能动摇他的地位。正因此，萧望之有了更多运筹时间。史高的实力在一点点地被萧望之侵蚀。导致史高产生决定性变化，并主动进攻的原因，是长安令杨兴与史高之间的对话。杨兴走到史高面前，意味深长地道：“将军以外戚势力治理天下，尊贵可谓天下无双，但为何今天下人不赞扬将军？据我来看，原因在于，将军的幕府本事海内贤士大夫所仰望之处，但将军举荐之人不过是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这就寒了天下士大夫们的心啊！”杨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认为史高虽然位高权重，但始终得不到人心，原因就是他对萧望之集团的妥协。儒臣集团渐渐控制了朝廷职能部门，而且还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仰。史高顿悟，要求杨兴出谋划策，对萧望之等实施反击。杨兴要求史高，竭尽全力举荐在野多年的大儒学家匡衡。
早在汉宣帝时期，匡衡就以儒家学术权威著称于天下。当年，萧望之竭力向宣帝举荐过匡衡，但宣帝认为匡衡属“俗儒”，是古非今，很难做为政治成绩，其思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予以重用。而今，杨兴请求史高向元帝推荐匡衡，无疑又其深层次的政治目的：如果推荐成功，那史高将得到一员儒学干将，让天下人明白，从前萧望之举荐不了的人，竟然被史高推荐成功，说明史高能力更强，势力更大。天下人都动了投奔史高的念头。果然，史高成功推荐了匡衡。这样，天下儒生开始对史高产生新认识。更重要的是，史高从此得到高级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
史高的出击，让萧望之感受到压力，但没未曾退缩。在举荐儒生入朝事宜上，双方展开了残酷的争斗。这让一些投机小人有了可趁之机。当时，会稽人郑朋为了获得萧望之的宠爱，便上书园地，称史高家族派遣门客到地方搜刮不义之财，而且还有另一大外戚势力许氏家族，其成员在地方上无恶不作，搜刮民脂民膏。萧望之、周堪得到消息，很快接见了郑朋，并收其为集团成员。
一段时间之后，萧望之发现郑朋品行不端正，脸上时时露出“邪异”之气，便不再与之交往。最后，俩人竟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郑朋心生恨意，毅然离开萧望之，又倒向史高一派。简单接触之后，史高收纳了他。郑朋为了表明心意，决定施展计谋，将萧望之打败。一天，萧望之正好归家“休沐”（即回家休假洗澡）之际，郑朋告发萧望之企图谋反，意图罢黜车骑将军史高，擒拿许、史两家子弟。
元帝得知，十分震惊，下令由弘恭处理此案。弘恭是史高的死党，其审理结果可想而知。萧望之被定罪，一干人等悉数被审判。元帝再次提出，将萧望之交予廷尉审判，最终，萧望之锒铛入狱。史高认为萧望之是其心中最大的敌人，出于嫉妒痛恨，他想出一个以退为进的方法，请元帝将萧望之释放，说明利害关系。元帝听完，认为史高果然是百官之表率，钦佩不已，很是惭愧，解释道：“我知交予廷尉就要下狱，我失言！该死！”就这样，元帝一道口谕，即将萧望之释放，收其前将军光禄勋玺绶，周堪、刘更生等人被贬为庶民，而那小人郑朋则被加授为黄门郎。
元帝称“自己不知将案件交予廷尉就要下狱”，显然是托辞。其目的是讲这件事的罪过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换来外戚集团史高与儒臣集团萧望之之间暂时的和解。事实上，元帝的目的达到了，史高也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数月之后，元帝打算再次重用萧望之，赐于他爵邑，请其担任丞相，以平衡双方的实力。就在元帝召旨下达到萧望之家中之后，萧望之之子萧伋要求就其父萧望之下狱之冤案重审，追究当事人责任。就个人情感而论，萧伋的举动是感人肺腑的，但上升到政治层面，萧伋的做法显然是愚蠢的。元帝将责任揽到身上，今萧伋要求重审，就是拿元帝问罪，属大逆不道。
史高得到消息后，认为置萧望之于死地之机已到。他一边在元帝面前说微词，一边在朝廷制造声势，使得形势对萧伋越来越不利。最终，满朝文武义愤填膺，要求抓捕萧望之，以惩罚其“大不敬”之罪。元帝本不愿意，但史高集团的中坚人物石显安慰元帝道：“萧太傅性格刚烈，岂肯听小吏将其二次下狱。”元帝很踌躇，石显等人又安慰性地道：“萧太傅所犯之罪，不过是言语小罪罢了，不必担忧。”这时，元帝才稍有宽慰，点头执行。很快，石显等人雕工大部队将萧望之府邸团团围困，营造出一种抄家灭门的境况。萧望之顿时绝望，当即饮鸠自杀。
萧望之之死，意味着元帝朝具有成型儒家政治理念，并希望成就“复古”政治的儒家势力集团土崩瓦解。元帝对萧望之之死至为悲痛。为此，他身后的同事周堪等人大受提拔，但依然未改变元帝时期的政治格局，儒臣集团始终超越不了外戚集团。但就是这一系列的斗争，使得汉元帝时期彻底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社会地位。事实无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