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最的政治特点就是实施谶纬国家制，即以谶纬之学主宰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在这一前提之下，东汉帝国才坚持所谓的“儒教化”社会制度。谶纬就是一种儒家预言，政治上运用它，很容易让国家走向停滞不前、愚昧无知的境地，但光武帝刘秀并不在意这个，他认为，认真执行谶纬政治，帝国将万无一失。
以身作则，刘秀自己终日研习谶纬著作，遍览天下谶纬著作。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初，军旅间贼檄日以数百，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由此可见，刘秀是个对谶纬知识如饥似渴之人。在战事紧张的军营里，中军帐灯火通明，主帅不是在研究战法和地图，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算命卜卦的迷信鬼神之书，沉迷于古代神话和预言中，犹如置身于封神榜中，姜太公决战闻太师。
在刘秀的亲自带动下，军营里处处都是学习谶纬之学的军人。打仗归打仗，学习神圣的谶纬之学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迎合主帅刘秀，从而为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在军事上越来越有主动权，使民间对刘秀的支持度越来越高。刘秀一度成为百姓的精神领袖。在此时基础上，民间对谶纬之学的研习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民间谶纬之学研习风俗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央朝廷人才更重视谶纬之学。就当是情况来看，要想获得光武帝刘秀的认可，并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必须研习谶纬之学。这样不但能与刘秀产生政治共鸣，而且能与刘秀之间产生良好的个人情感关系，从而一路顺风顺水，高枕无忧。就制度方面来看，谶纬之学已成为“国家学说”，代表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央政府中研习之专才数不胜数。
光武帝刘秀用人标准很简单，即追随谶纬之学的朝臣一律大加重用；相反，坚持古文经的学者们则一律搁置一旁，甚至是被无情迫害。在刘秀的一再倡导之下，谶纬之学的地位到东汉初年几乎处于神圣的地位，无人敢撼动。因此，招致一些古文经学派学者的非议。著名大才鸿儒、古文经派代表人物桓谭就曾站出来批评光武帝的政治信仰问题。据史书记载，桓谭是个古文经派的杰出人物，曾有人这样评价，“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不得不说，桓谭是个实实在在的古文经派学者。
为了对蛊惑人心的谶纬之学进行彻底否定，匡扶大汉正义，桓谭曾提笔书写一份奏疏，请求光武帝刘秀放弃对谶纬之术的迷信，回归到儒家经典教旨上来。其中这样写道：“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感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盖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其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桓谭是个极为成为的儒家思想家，他能清楚地看到，真正了解“天命”之人是没有的。就是孔子本人恐怕也很难有这样的造诣。自从子贡以来，无人敢称自己已掌握“天命”的规律。现在的形势是，国家思想形态研究必须回归到以仁义正道为本，而不妄谈怪力乱神之类的空论。子贡都不能“参透”“天道”，如今的薄学浅儒又能有什么造诣呢？试图掌握“天道”之人动机都不纯，是想以“天道”为幌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能，有的奸佞们能说对一两次“天道”，但这都是无稽之谈，像猜数学上的单双一般，纯属偶然。
刘秀坐在案头，认真看完了桓谭奏疏的开头，便心生烦躁，通篇读完之后，刘秀怒不可遏，认为桓谭是对自己思想权威的挑战，打算寻找机会将其制服。一段时间之后，刘秀修筑灵台，明知桓谭不擅谶纬之学，故意将其请出，问道：“吾欲谶决之，何如？”桓谭很不自然，深思良久，然后硬着脖子称“臣不读谶纬”。刘秀马上暴怒，大声呼唤左右，要求将桓谭处决。万般无奈之下，桓谭拼命叩头谢罪，头破血流，最后才保全了性命。自此之后，桓谭再也不敢在光武帝刘秀面前提出谶纬之学的任何弊病。
在光武帝朝，有一位著名经学专家，名叫尹敏，由于博学多才，受到朝野上下一致推崇。在此情况之下，光武帝刘秀下令尹敏去校正图谶书籍。尹敏见光武帝刘秀心情迫切，出于国家前途着想，尹敏诚恳地告诫刘秀道：“谶书非圣人所著，其中所近陋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光武帝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小事，了解其中思想才是要旨，因此，坚持要求英敏校正图谶。
在校正过程中，尹敏看到很多荒谬之处，被认为是对未来的预言，顿时心潮澎湃，觉得有趣，于是就在其中加了一句缺文：“君无口，为汉辅。”校正完毕之后，刘秀亲自审阅，看到这句话，很疑惑，便将尹敏请来询问。尹敏很谦恭地道：“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其意思很明显，就是尹敏见前人胡乱编写谶书，设置预言，蛊惑后人，自己也就心血来潮，给自己添了一条有利的谶言，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后人的重视（“君”无“口”就是“尹”，意思就是说，尹姓人氏应做朝廷的辅宰）。刘秀听完，认为尹敏是在亵渎谶纬之学的权威，但看到他校正的图谶已全部完成，大有功劳，便未惩罚他。但就此，尹敏未受重用。
在朝廷上，谁敢公然反对谶纬之学谁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有一次，光武帝刘秀与大臣郑兴谈论郊祀之事，刘秀很坦然地问道：“以谶纬的方式来决定用哪种方式进行郊祀好吗？”郑兴却很尴尬地道：“臣不为谶。”刘秀当场大动肝火，翻脸大声喝道：“你不为谶，难不成是反对谶？”郑兴吓得坐立不安，满脸大汗地诠释道：“臣只是不曾学会谶纬之术，并无反对之意。”根据史书记载，郑兴虽然获得全生的机会，但却因一生不懂谶纬而未获朝廷重用。
在刘秀的一手倡导之下，朝廷学习谶纬之学的权臣越来越多，专业学者就更不必说，数不胜数。当中央朝廷设立太学之后，太学生们每天不但学习一般经义，而且，还根据刘秀的安排，特别将谶纬之学纳入必修科目。一时间，整个中央内学习谶纬之学的学子们处处可见，讲授谶纬的学风日盛一日。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除一般学者和官员之外，还有大量博士官，甚至是一般性官员，也对谶纬之学孜孜以求。官员朱浮即在其上疏奏折中这样指出：“臣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
中央朝廷已形成成熟的谶纬政治与学术风格，但刘秀并不满足，每年，他都会以中央政权的名义招揽民间研究谶纬之学就成就者，进行谶纬著作的校正和修订。当时，有位名叫薛汉的民间谶纬专家，被招揽至朝廷之后，名噪一时。“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订图谶”。在东汉初年，像薛汉这样的民间谶纬专家被招至朝廷做博士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东汉初年谶纬政治文明的发展已达到一个巅峰。
光武帝刘秀坐在皇位上，全力推荐自己的谶纬政治，在此几次话之上，在全国范围内宣扬谶纬之学，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较之西汉后期和王莽政权时期更具有规模、更具普遍性。就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来看，未有哪朝能像东汉初年这样普遍，几乎是全国与全民谶纬。
一切工作就绪之后，刘秀在其当政的倒数第二年，即中元元年（公元56年），终于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又将谶纬之学的经典专著校订出炉，即《河图》、《洛书》（合四十五篇）与七经之《纬》（合三十六篇），总计八十一篇。从此，谶纬成为东汉王朝的“国教”，上升到与国家生死存亡相并论的至高地位。
东汉朝廷由此控制了谶纬的解释权，并严格控制私造谶纬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