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权臣多近儒”，这是东汉王朝的最大特色，也是光武帝刘秀探索的理想政治路线。全民“敬儒”，让国内形成一种长兴不衰的学习气氛。这都是光武帝刘秀亲手打造的结果。据传，刘秀每到一地，都会遍访名儒大雅，以示对学问的尊敬。在兴建太学、优待学者和修订典籍等方面的力度，想必只有忠实的儒家原教旨信徒王莽能与之相提并论。就中国历史来说，无人能超越刘秀对儒家的热衷，更无哪朝能超越东汉对儒学的普及。
在光武帝刘秀的一手努力之下，东汉帝国内出现了儒家学术繁荣鼎盛的局面。在光武帝时期，太学生在京城洛阳人口中的比例惊人。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就全国而论，每万名百姓中即有六位是太学生，顶级知识分子在国家总人口中的比重如此之高，世所罕见。
在东汉初年，由于光武帝刘秀的大力提倡，儒学得到空前繁荣；加上中央财政上的支持，朝廷内部的太学、国郡官学得到空前发展。官方政治文化的繁荣，又带动了民间私学的腾飞。在此基础之上，一门几代人研究一门儒家经学的士大夫家族处处可见。这些家族拥有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有实力教育一批学生。因此，社会上总是出现一个家族中的名儒教授数百，甚至上千名学生的宏大场面。据史书记载，这些广收门徒，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大事的大才鸿儒在国中的数量相当之多，譬如：讲授《尚书》的曹曾，“门徒三千人”；讲授《公羊严氏春秋》的丁恭，“诸生自远方而至者，著录数千人”；讲授《严氏春秋》的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去世时，“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讲授《颜氏春秋》的张玄，“著录千余人”；学通《五经》的蔡玄，“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一万六千人”……这都是东汉兴盛时的局面，而事实上，即便东汉走向衰败的后晚期，国内依然呈现出“尊儒学儒”的良好风气，再譬如：东汉末年，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而讲授《春秋左氏》的颍容避难荆州，竟仍然能聚众学徒上千人。
表面上看，这种学习氛围对国家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有人认为，因为大量人才的出现，使得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成为轻而易举之事。在此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参与国家政治，越来越多的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正面的观点，而事实上，刘秀宣扬的儒家政治思想与王莽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王莽尊重儒家思想经典著作中的原教旨精神；而刘秀主张的儒家思想则是在承认谶纬之学前提下铺展开来的。因此，东汉时期推行的“全民学习”运动，很难诞生出纯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更难以出现不剥离儒家教义的政治思想来。
谶纬之学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且无人能完全掌握，更不可能实现对未来的预测和控制，因此，相信谶纬之学就是一种生活乐趣，度过余光而已，但光武帝刘秀却将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并神圣地认为谶纬之学是政治思想的源泉，而学习谶纬之学的最终结果，是成为方士，甚至是算命先生。以这些人来治理国家，显然是荒唐可笑的，刘秀却认为这神圣的、高贵的。在此情况之下，“全民学习”就变成全民迷信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宿命论，认为自己的一生是有预定的，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可强求，甚至认为不可刻意努力。
光武帝晚年，为了将谶纬之学的“神圣地位”确立下来，刘秀下令全国上下，学儒学者必修谶纬之学。光武帝刘秀的这一诏书下达之后，全国上下一致响应，越来越多的名儒大才开始涉猎谶纬之学，并在学术上为其辩护。最终，越来越多的真才实学者沦为方士，成为国家政治教育的悲剧。
据传，东汉有个著名大儒仁安，《后汉书·儒林传》称，“仁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穷极其术。”还有一位著名儒家学者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九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好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旬》。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一书陈救灾变之术。”
《河洛》、风角杂书等书籍都是空洞的谶纬著作，绝无学术价值，甚至被今人认为是不学无术之书，而东汉著名学者仁安和景鸾都研习一生，可见当时学术氛围差到什么程度。经过毕生的研究，最终自己成为不学无术的方士，未免让人啼笑皆非。事实上，这也折射出另一个社会侧面，即“全民学习”带来的结果却是“全民迷信化”，甚至是全民精神大倒退。因此，一生学习之后，学者和百姓们竟感到自己什么都没学到，是在令人尴尬。
谶纬之学对东汉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它不但影响到学者的研究方向，且左右着国家政治思想的走向。最后，谶纬之学渗透到国家正规教育思想和内容之中。当时，民间的私学课堂上，也能经常见到谶纬之学的内容。由于谶纬之学对儒家经文的巨大扭曲，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儒家经典著作，而是沉迷于谶纬蛊惑之学之中。很明显，儒家思想中，将谶纬之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左右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想走访，成为东汉思想文明中最突然的特点。将谶纬植根于正规教育制度中，也是东汉帝国的首创。
当时，南阳有个学者名叫樊英，本是个著作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尤其擅长《易学》。此时，天下人都已学习谶纬之学，樊英竟找不到志同道合之辈，不得不改学大量“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异灾”之学。此时，樊英竟能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之后，他归乡隐居，因是谶纬之学方面的学者，竟收容了大量门徒，“以图纬教授”。换言之，如果樊英不学习谶纬，就不可能在学术界立足，更不可能收容一大批学生。
东汉学者们收容门徒越来越多，并形成自己的势力，即从“学者学阀”演变成军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早在西汉年间，学者们膝下的门徒极少，《史记》、《汉书》中多有记载。而东汉则全然不同，学者们小有名气，就会收容成百上千的门徒，甚至上万。由于门徒过多，有的学生一生都未与老师蒙面。郑玄是马融的门生，但由于学生太多，郑玄始终未曾见过恩师马融。
学者势力发展到东汉中后期，渐渐成为一个个实力强大的“学阀”，希声附光者越来越多。东汉末年爆发了著名的“党锢之乱”。东汉皇帝和宦官集团为了削弱学阀势力，将“党锢之乱”打击面无限扩大，最终株连了多种学阀势力。事实证明，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是学阀势力造成的，而不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个单纯的儒臣。
更让人惊恐的是，东汉末年的学阀竟一个个地演变成了“军阀”，其突出代表就是袁绍。袁绍七世祖袁良以研究儒家经典《易经》著名，由此起家，西汉时任太子舍人，其学术传至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做过西汉王朝的郡太守、司空、司徒。自此之后，袁氏家族成为东汉帝国的显官。袁绍曾任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后来，董卓发动叛乱，袁绍利用自家学阀的资源，很快聚集起一批人才于身边，形成北方势力，与董卓势均力敌。由此，袁绍便从学阀家族发展为军阀。
这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产生混战的根本原因。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学阀演变成军阀的现象，其源头依然是在光武帝刘秀身上。是他，让东汉王朝形成了“全民学习”，并形成以学习为纽带的社会势力关系。
东汉朝将谶纬之学定为“国学”，为后世历代王朝代来了深刻影响，并麻烦不断。汉末，谶纬之风渐弱，当政者不断禁谶。到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时，即颁布法令，禁止“内学、兵书”，所谓“内书”，即是谶纬之书；晋武帝司马炎曾“禁星气谶纬之学”；隋唐时期，隋炀帝即位时，就下令“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
在谶纬政治的左右之下，东汉帝国一天天地衰败，社会一天天地走向“全民迷信化”，使一个浩浩荡荡的汉帝国走到崩溃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