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一些政策在客观上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比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甚远。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贷款，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困户，大概是怕贫困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而且，王安石个性刚强，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复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起初最推崇他的文彦博以及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都成了他的反对派。连他自己亲自挑选的革新集团中的人物程颢和苏辙也背叛了他，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而革新集团中的中坚力量吕惠卿及章惇等人，人品都是有问题，只是看到王安石受到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想借助他的力量获得更多的权力而已。
因此，王安石在进行变法时，选人不当是他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很多人并非想真心进行变法，只是打着变法的幌子攫取各自的利益而已。在变法的这条路上，除了神宗皇帝的支持外，王安石可谓是单枪匹马，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失败了，为什么在他失势后大部分新法会在一夜间全部废除，虽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曾布是王安石推荐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元老旧臣，他本应该将变法进行到底，但当看到朝野有人反对、皇帝对变法有所动摇时，他的立场也开始转变了，随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公开诋毁变法。只此一点，曾布、魏继宗等人的人品可见一斑。首倡差役诸法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与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由于在市易司人选问题上与王安石意见相悖，韩绛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招致吕惠卿不满，双方时有摩擦。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知道后，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故友章惇，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王安石在变法中使用的这些人，看似拥护变法，实则居心叵测，心怀诡诈，目的不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最终禁不住反对派的疯狂打击，断送了改革。用人不当无疑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以至到最后，王安石几乎是孤军奋战，尽管有心力挽狂澜，却最终无力回天，变法的失败在所难免。如此松散的变法集团，怎能不让王安石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确实也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借机盘利勒索，扭曲新法，使新法变味的弊端。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告退，哪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蔡京、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曾经的改革者、重臣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人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欲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颇，以致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不会变味，成为某些人以变法之名行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之实的工具。
名臣们反对变法，恐怕很大程度与王安石的用人不当有关，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司马光当政以后，以为苏轼以前曾受到新党的迫害，这次一定会跟他站在一条线上。结果苏轼说：“新法之所以没办好，是因为所用非人。新法的内容大都还是不错的，只是没实施好，太急于求成并且没用对人。”
结果司马光大为恼火，两人不欢而散。苏轼回到家里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