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宋朝的政治家如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等都是以道德、学问、文章著称。而在宋朝文治传统的熏陶下，王安石更是他们之中最杰出、最完美的代表。
据说，当他初见神宗时，宋神宗问他，『唐太宗如何？』他答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费稷契，彼魏征诸葛亮者何足道哉？』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这番话未免大言欺人，狂妄无忌惮。殊不知这确是他多年来的根本主张。
北宋王朝立国后，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更加上太祖赵匡胤为强化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基本国策、军政体制和政事设施上出现的种种错误和存在的致命弱点，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发展，便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出现了日益深重的危机。
一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特别是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至北宋中叶，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日甚一日。王安石描绘当时的社会状况是：“节义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满布州城，贫困者不免于沟壑。”另一方面，在国家军政体制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一支不断扩大的腐败无能、鱼肉百姓的官僚队伍，和一支不断扩充着的、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没有战斗力的庞大而腐败的军队。正是这两支队伍，日益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所以，当时有人忧心忡忡地指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这样两支队伍的存在，更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农民破产、社会动荡，国家财政经济日益走向崩溃，并导致日益深重的统治危机。而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为了摆脱这一困境采取的办法是，加重赋税和加强盐茶的统制官卖，即加紧对广大人民的勒索。于是，社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统治危机更为严重。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北宋帝国的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王安石更指出，不仅国家陷于贫弱，而且社会道德风气也“日以衰坏”。
国家的日益贫困，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北宋政权中的有识之士逐渐觉醒。他们意识到若仍旧采用现行政策维护统治，国家必将陷入混乱之中。
其实，早在王安石登上北宋政治舞台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不断提出改革的建议和要求，都是围绕裁减冗兵冗吏，整顿军队和官僚机构，以节省财政开支的目标，以求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文彦的“省兵”，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最终都失败了。于王安石变法前施行的“庆历新政”，登场之际虽然颇具声势，但是由于仁宗动摇不定、支持不力，再加上变法方针和策略上的失误，以及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不到一年即宣告流产。
范仲淹“新政”的夭折，当然是北宋改革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改革并没有终结。这是因为当时的赵宋王朝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尚有改革振作的余力。同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更加之朝廷笼络文士、重用文臣的基本国策，宋朝产生了一批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王安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深受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积极方面的影响和熏陶，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因此，在范仲淹“新政”流产大约15年后，王安石面对封建国家艰难困厄的时局，于嘉祐四年写下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变法图强。嘉祐六年，他在《上时政书》中，进一步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的主张。他的建议虽未被仁宗采纳，但在封建士大夫中却引起了共鸣和赞赏。这也是王安石在北宋政坛上第一次崭露头角。
公元1067年，神宗赵顼的即位给王安石施展变法提供了契机。神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正好与他的富国强兵的愿望不谋而合，于是神宗很快就将王安石加以重用，命他全权负责变法。这就为王安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在王安石受重用之前，他长期担任地方官，每任一处，他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爱民如子，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每次他把自己的改革措施付诸实施取得成效时，都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王安石就任地方官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他的变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和实战经验。可以说，王安石确实已为变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主持开展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的大事，对北宋王朝的影响尤为深远。此次变法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很多内容在当时那个年代都是具有超前性的。从熙宁二年（1069）到熙宁六年（1073），五年之内，先后颁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重大法令。在此，仅就王安石变法指导方针和变法的重点所在，作些许简单的探讨。
首先，王安石对于整个变法的设想，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依据他在地方官的职位上所掌握的理论和实践。王安石不断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和概括。到了一定程度，他的这种思想开始变得成熟，变法内容应该说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产物。因此，他对变法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提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他在嘉祐六年（1061）《上时政书》中提出的：“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的建议。在王安石看来，封建统治之所以出现种种危机、种种矛盾，主要原因是人才得不到重用，律法得不到完善；国家要安宁、要巩固，关键一点在于是否能有一部合适的律法。然而，仅仅有明确的政策、法令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些毕竟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必须通过贤才来贯彻执行，才能真正起到威慑百姓的作用。因此，律法与人才二者不可偏废，应有机地进行统一。
所谓“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曾有所阐述。
“大明法度”的基本要求是：第一，国家的政策法令，必须做到“合乎先王之政”，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必须要坚持的；第二，对所谓“先王之政”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关于“众建贤才”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所谓“贤才”的标准和要求。王安石对“贤才”的要求和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能从国家根本利益的全局上，考虑和决定国家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二是能够正确理解国家制定的总的指导方针，正确贯彻执行国家颁行的各项政策法令。对于后一条还有更具体的要求，即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时，要善于把符合“先王之意”与具体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最高标准。而最低标准也要能推行朝廷法令，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分清轻重缓急，认真执行，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能够安分守己地生活和从事生产，享受应有的权利、承担应有的义务。
其次，王安石对变法不仅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且在他的方案中，更把理财作为变法的主要环节，放在突出位置。
理财、育才和整军，是王安石在“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的原则指导下，所制定的改革方案的三个组成部分。他把理财作为重点和主要环节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当时财政危机严重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只有有效地解决了财政问题，才能为其他问题的解决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很早以前，王安石就把理财问题作为“治国养民”的重要环节来考虑。
王安石把“治国”和“养民”结合起来考虑，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如何才能巩固现有的统治。如果肆意剥削百姓，不顾人民死活，在荒年搞一些有名无实的救灾，封建统治是不可能得到巩固的。因此，他建议朝廷要先让老百姓有饭吃，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要求老百姓接受封建政治道德规范，扭转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形成安分守己的社会风尚，老老实实地接受地主阶级的统治。
正因为这样，王安石认为理财是“治国养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把理财提到了“义”的高度。为了使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他对孟子的义利观，作了新的解释，并打出了周公和《周礼》的旗号。他说：
“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总之，理财是关系到巩固封建统治的大事。通过理财要达到的是“富民化俗，以兴起太平”这一目的。因此，王安石不满足于过去仅仅着眼于节省财政开支的办法，而把重点放在开源方面，着重于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只要能够动员全国劳动力，积极发展生产，在财政经济上就不会有不足之患了。
王安石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理财的首要任务，而发展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是减轻农民负担，限制豪强兼并特权，帮助农民克服困难以不误农时地从事生产。在熙宁五年的《上五事书》中，王安石写道：
“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已行矣。
“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流，而国用饶矣。”
从上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王安石的意图就是运用国家权力，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的特权，一方面帮助农民解决生活和生产上的一些困难，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同时，以保甲法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补充手段，维持一个社会安定的局面。这样，使农民能够“农时不夺”地安心生产，达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目的，并进而加强巩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
王安石描绘的当然是一幅富国利民、天下太平的美妙画卷。不过，这里王安石没有提到的是，通过青苗法、市易法等年利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国家贷款，通过免役法收取高额的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为国家增加巨大的财政收入。这确实是一件“富国”的美事，但对农民（包括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则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至于保甲法，即使真的有可能造成一个有利于生产的安定环境，但对于必须承担保甲义务的广大老百姓，难道不是套在脖子上的又一个枷锁？由此可见，王安石的“理财”方案，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为了加强巩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从他制定的各项法令来看，即使不考虑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种种流弊，对广大劳动人民以至中小地主，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至于保甲法，更不过是维护地主利益，企图为巩固封建统治，在内政和外交上造成一种强势地位的手段。这难道不正明显透露出王安石“理财”方案的阶级实质？王安石打算实现“富民化俗”、“治国养民”等儒家传统理想中的“王道”政治的实质，仅仅从上面有限的考察来看，不过是他的美好梦想而已。
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运动，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创举。改革不仅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自成体系的理论基础，更有鲜明的实践依据。在变法运动中，王安石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变法。因此，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许多改革家的水平，其理论依据和政治主张已经走在了变法改革的前列。
早在熙宁变法以前，王安石就曾经十分明确地提出：“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的主张。在王安石看来，北宋政府一贯尊崇的“祖宗之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欲从所谓的已经阻碍社会发展的祖宗成法中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已是不可能。实际上，王安石已经向传统的“祖宗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挽救深重的统治危机，只能采取更加长远、重大的行动和步骤才能解决，否则只在已经过时的“祖宗之法”内旁敲侧击地小修小补，一切只能是枉然。然而，王安石深知，变法的成功需要有一套足以指导全局的、深刻的理论，没有理论作依据，仿佛建房无地基一般，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因此，他把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自己变法思想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王安石作为中国古代史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安石的理论基础，就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新学”体系。作为“变法”主要理论依据的《三经新义》，就是它的重要的代表作。
《三经新义》成书较晚，但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早在变法之前就已形成。王安石对儒家经典著作中所透射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并非一味继承，而是经过自己的推敲打磨，结合自己从政后的具体实践经验，参照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的各家学说，最终定稿完成《三经新义》。书中所透露出来的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和怜悯，对统治者的贪赃枉法，敲骨吸髓般的剥削行为，都表现了极大地愤慨和不满。书中还提到了他对传说中的纯朴、平等、安宁的古代社会的向往，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变法以及考虑采取的诸如贷钱、助粟、赢收等措施，来加以实现。这些极富人情味的理想与政策在《寓言》《感事》《发廪》《兼并》等诗篇和有关文字中都有所体现。这一切都说明王安石从政后，对他所接受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传统，认真地体验着、探索着，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尽可能付诸实践的可贵努力。他的这种努力、抱负和思想，在他的《兼并》和《寓言》两首诗中，有较集中的反映。
总之，王安石确实以巨大的精力，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即使在他执政实施变法以后，尽管政务倥偬，也从未放松过。这正是王安石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能够超越中国古代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一大特色。但是，由于他的变法运动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施行的，加之在变法过程中，失误很多，问题凸显，以致在他的“新学”体系正式完成并立于学官的时候，变法高潮已成过去。熙宁九年冬，王安石不得不在种种矛盾交迫下罢相引退，他的“新学”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荆公新学”却仍以它特有的革新精神和气魄受到人们长期的推崇。王安石去世后，作为反对派的苏轼，在他代哲宗赵煦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辞”中曾称颂王安石，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地概括了王安石善于在传统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