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桑蚕作为人们衣被的重要材料，其养殖生产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专家考证，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发现了蚕茧和麻纤维的利用价值，至夏商周三代，植桑养蚕和种麻织布已成为整个社会重要的农事活动，进而成为古代居民谋取衣被材料的主要手段。最初桑蚕养殖主要集中在关中、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区，秦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桑蚕植养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养殖区域也逐渐向邻近及周边地区扩展。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植桑养蚕及丝织业已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要冲，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古代河西地区，植桑养蚕及丝织技术自西汉传入后很快得到长足发展，至魏晋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隋唐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桑蚕丝织品曾一度成为封建国家租调征收的重要对象。宋元后由于种种原因，河西的桑蚕丝织业才逐渐趋于衰落。
一、河西桑蚕丝织业的兴起和发展
秦汉以前，河西地区一直是众多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其经济活动主要以单一畜牧业为主。河西归汉以后，由于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和发展农牧业良好的自然条件，汉王朝曾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力经营和开发河西。其间，为改变匈奴败亡后“河西地空”无人的局面，汉政府一方面派大量的军队戍守河西，另一方面为解决军需又采取强制与鼓励并行的措施从内地陆续迁徙大量的人口到河西，实行屯田，即所谓移民实边。上述措施的实行不但解决了河西劳动人手的不足，巩固了边防，而且大量移民在移居河西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从而有力地促进河西的经济开发。就在这一时期，内地的种桑养蚕技术也传到了河西。河西出土的汉简中就有记载本地生产蚕桑绢帛的信息。如居延汉简中有：
干桑一分半
正月禄帛一匹，二月辛已自取
禄帛十八匹
四月禄帛一匹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一寸……
简文中“禄帛”就是汉酒泉郡禄福县所产的丝帛。1972年武威县柏树乡旱滩坡汉墓出土的近百枚医药简中载有“桑叶”，“桑蚕矢”等药名。研究表明，该简册是当时当地医疗实践的记录。故简中“桑叶”，“桑蚕矢”应是河西本地所产。由此证明，在汉代河西就已开始种桑养蚕。
魏晋时期，中原板荡、战乱不息，但偏远的河西虽处割据之中却社会相对安定。史载：“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因此，“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仅太兴三年（320年）一次，上邽军民“散奔凉州者万余人”。这一时期，流入河西的人口，不仅有大量流民，而且许多内地的豪强著姓、世家大族也迁到河西，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庄园经济的兴起。而蚕桑养殖作为封建庄园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为求自存，割据图强，也纷纷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牧业经济，并把发展桑蚕丝织业放到了与农业同等地位。如前凉张轨就曾颁布了“课农桑”的法令；南凉秃发乌孤也曾实行“务农桑，修邻好”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河西的植桑养蚕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史载前凉张天锡亡国归于前秦后，会稽王道子曾问河西所出特产，张天锡很自豪的回答：“桑葚甜甘，鴟鴞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说明河西不但种桑，而且品质很好。当然，更能反映这一时期河西桑蚕丝织业繁荣的是河西嘉峪关发现的魏晋墓葬砖画中有关桑蚕的内容。画像的内容主要有桑园、驱鸟护桑图、采桑图、丝束图和绢帛图等，此外还有许多养蚕缫丝的工具和器皿，如放置蚕茧的高脚盘、扁笼、方盒、缫丝的锅、斗、奁，罩滤等。从具体画面看，当时从事桑蚕业为的主要是一些妇女和儿童，其中有衣饰较好、长衣曳地的富家女子，也有披短衣褐、赤跣双足的婢女；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此外墓葬中还发现了丝织品实物。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古代人们种桑养蚕这一重要的农事活动，而且也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河西桑蚕养殖和缫丝业的繁荣。
在这一基础上，至隋唐，河西桑蚕业规模不断扩大。据敦煌文书P.4638号《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碑记》记述，吐蕃时期沙州大姓阴伯伦其家“瓜田广亩……更有山庄四所，桑、杏万株”，蚕桑养殖成为其庄园经济的支柱。与此同时，以桑蚕为原料的丝织业开始兴起，技术也不断提高，河西自产的绢、练、凌等丝织品已成为政府所征贡或征庸调的重要物资。《新唐书·地理志》载：
凉州武威郡，中都督府。土贡：白夌、龙须席、毯、野马革、芎。
“白夌”即白凌，就是当时武威自产的丝织品。《武威县志》此条按曰：
《唐书·地理志》凉州武威郡有白凌，是其地宜蚕织，后或历燹，失其业。
又火谷2836号《长安三年（703年）董文彻牒》是一件武周时候沙州官吏令检校营田吏督百姓从事蚕桑生产的牒文，其中有“其桑麻累年劝进，百姓并足自供……”的记述，这说明桑蚕丝织品是庸调征收的重点，否则，不会以牒文的形式督令地方官以强制的办法敦促百姓种桑养蚕。此外，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唐仪凤三年（678年）中书门下支配诸州庸调及折造练色数处分事条启》亦为这一时期政府在河西征调绵绢提供了旁证：
[前缺]
4、 诸州庸调先是布乡兼丝绵者，有□
5 、情愿输绵绢絁者听，不得官人、州县公廨典及
6、 富强之家僦勾代输。
7 、拟报诸蕃等物，并依色数送□，其交州
8 、都督府报蕃物，于当府折□用。
……
17 、秦、凉二府者，其绢并令练□
18 、其州县官人及亲识并公
19 、并不得僦勾受雇为□
[后缺]
此文虽残缺，但从中可窥知，凡是布乡兼产丝绸之乡，均田户所输庸调，愿交纳帛绵者听其自便，而秦、凉二府正是属此类型，这两地不但产棉麻，而且也产蚕桑。因此，有桑蚕丝织的人家便可以绢、练折纳，州县不得强制。由此可见，隋唐时期河西桑蚕养殖和丝织业的发达。对此，在唐人的诗句中也多有描述。如：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麻稠。
——元稹《西凉伎》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
——王建《凉州词》
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
仕女上梳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
——P.5007号无名氏《敦煌》
因此，《资治通鉴》在描绘唐天宝年间陇右、河西经济繁荣局面时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二、河西桑蚕丝织业的衰落
安史之乱后，孤悬塞外的河西先后陷于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的统治。各割据政为了争夺土地、牧场、人口以及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不断进行战争，致使河西“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正如马端临所言：“河西之地自中唐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与此同时，这些“逐水草迁徙”的民族在占领河西之初大都推行其传统畜牧业，把许多农田桑园辟为牧场，遂使河西部分州县“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人们的衣被材料主要依赖于毛裘，白居易《缚绒人》诗中云：“自云乡管本凉原（凉州），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着皮裘系毛带。”经济结构及衣被材料的改变，最终使魏晋以来河西繁荣的桑蚕丝织业从此走向衰落。
明清以降，河西经济虽再度复兴，但河西的桑蚕丝织业却再也没有恢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自宋元之际开始种植棉花，在明代经朱元璋大力提倡，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棉花种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河西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棉花种植从西域传入后，其生产也因此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加之棉纺织工艺较丝织工艺更为简单，一般百姓的衣被材料也逐渐由棉布、毛褐取代了麻布和丝绸，河西的桑蚕丝织业从此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第二，明清赋税制度相继改革后，封建国家的赋税只征钱粮，工商税纳银，赋税中取消了“布帛之征”这一项，致使整个西北的蚕桑业普遍衰落。第三，宋元以来，江浙桑蚕重心地位的确立和植桑饲蚕技术的提高，动摇了北方桑蚕业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南方四眼蚕的出现，不仅蚕体大而且丝质优良，加之南方在桑树栽培，蚕种处理，催青以及丝织技术的改进，江南丝织品闻名全国，成为官方和贵族消费的主要供应地。最后，河西植桑养蚕业的衰亡也与气候的变迁关系密切。据竺可桢先生研究，13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冬季又趋于严寒，1400—1900年间冬季亦相对寒冷。这500年的最温暖期间内，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最寒冷期间是在17世纪，冬季气温较今低2℃左右。这是我国气候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寒冷期，这对地处西北内陆气候本来就“寒凉”的河西而言，更不利于较喜湿温的桑蚕生产。
这一时期的河西，随着人口的不断激增，传统封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仅能维系基本的生计。史载：“甘肃镇地土瘠薄，天气寒冷，耕种无时。附近勤力者种一歇二，方能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因此，河西在这种“极其穷困，钱粮无指”的情况下，就更无力恢复“十年树桑”的桑蚕丝织业了。
三、余论
正是由于河西的桑蚕丝织业在唐以后走向衰落，明清以来民间又鲜有从业者，加之河西“地气寒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历史上河西不曾有过桑蚕生产和丝织业。上个世纪以来，随着汉简、敦煌文书以及大量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相关的考证，使这一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明清时期河西的许多地方史志中仍有一些记载河西桑蚕的信息。如明万历四十四年修《肃镇华夷志》、清顺治十四年修《重刊甘镇志》、清乾隆元年修《重修肃州新志》、乾隆十四年修《五凉全志》、乾隆四十三年修《甘州府志》等地理物产篇目，木类中有“桑”，果类有“桑葚”，虫类中有“蚕”，药类中有“桑白皮”、“桑上寄生”等。虽然也有记载曰本地“外无蚕桑贸易佐繁费”，因其“地性寒，民间不闻有生蚕者”。但亦云“先年有流移者带至肃，采桑养趼（茧）作丝。近未见。”由此可见，历史上河西地区也是蚕桑养殖的区域之一，曾经一度有着较为发达的蚕桑丝织业。
也许正是有这一历史的传统，晚清同光之役后，左宗棠为改变“甘、凉一带及笄之女且无襦裤，犹如昔时”的贫困落后面貌，曾在西北大力推行蚕桑丝织业，督令各级官员在条件适宜的地方种桑养蚕。他本人以身作则，还亲自在酒泉种植桑秧数百株，带动鼓励当地百姓植桑，又嘱其帮办杨昌浚在兰州莲花池、小西湖植桑数千株，希望“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河西民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光绪六年十二月左宗棠奉旨入关时，沿途察看河西走廊一带“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由于河西广植桑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近代左宗棠的这一实践，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历史上河西桑蚕丝织业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