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难以为继的牧区现状，对畜牧兽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952年，盛彤笙在西北局畜牧部搞了一个规划，在未来三年内，需要各类畜牧兽医技术干部5350人，而已有的干部不足1000人，还需要补充4300多人。按照目前的教育现状，大西北的两所学校一年毕业几十个学生，要撒到辽阔的牧区，即使学业再精，也难建奇功。现实的情况是，牧区日益猖獗的疫情不等人，国家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不等人，盛彤笙作出快速反应，打出了短平快的“组合拳”：在办好本科班的同时，增设专科班，同时大力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学习最实用、最迫切的兽医技术，应急牧区，以解燃眉之急，从而在中国开创畜牧兽医职业技术教育之先河。
早在1949年冬，面对牧区严重的疫情，学院就开始举办防疫人员训练班，连续4期，每期招生50多人，共培训219人，“授以畜牧兽医实际应用知识和技术，毕业后由畜牧部派赴各省、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畜牧场、配种站及防疫站工作”，为大规模开展防疫工作准备了人才，对当时防治和扑灭牛瘟、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年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流行猖獗，而要进行防治，首要的问题是诊断和查找病因。西北畜牧部要求西北五省、区建立省级兽医诊断室，给经费、给编制、给人员、给设备，人员培训的任务交给西北兽医学院，办专题兽医诊断班。
1952年夏，兽医实验诊断人员训练班正式开班。由每省区选派2名大学或专科兽医专业毕业、工作两年以上的人员，共10人，来院培训。先学习传染病防治，掌握在疫病发生时如何进行微生物学诊断。学院专门抽出微生物教研室的廖延雄教授讲课和带实习，又从当年的毕业生中抽调出沈正达和一名工人，协助教学工作，拟定了教学计划、进度和内容。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完全采用，廖延雄就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他一面口述，沈正达一面记录，然后再进行整理。当年沈正达在学生中以记笔记快而出名。他们一般是晚饭后用两个来小时写讲稿，廖延雄稍作修改后，即由沈正达刻钢板蜡纸，校对一次后，交给油印室，当晚必须印出来并装订好，次日早上八时发到学员手中，每天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经过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回去建立诊断室，购置设备，开展工作。当年油印的讲义虽然不好看，但很管用，许多学员反映在实际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场。
内蒙古自治区不属于西北大区，得知西北办了兽医实验诊断人员训练班，自治区农牧厅的负责人专程来到西北畜牧部，要求为内蒙古也办这样一个班。于是一个月后，为内蒙古办了一期12人的班。后来自治区的各旗也要求培训兽医实验诊断人员，学院接着又办了一期，人数也不断增加。甘肃省畜牧厅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要求学院为省内各专区举办学习时间为一年的兽医实验诊断班，学院自然照办。课程除了微生物诊断，还增加了寄生虫诊断、毒物化学诊断等内容，连续办了2期，人数增加到每期50人。有了前几期的经验，后面的准备工作更充分了，讲义都是提前打印装订好，学习前就发到学员手中，培训效果更好。盛彤笙当年的这一举措，几年中大见成效。1957年，甘肃省在各专区、自治州建立起10个兽医诊断实验室，在县乡建立兽医站、所上千个。西北各省区都在县旗设立兽医诊断实验室，这样一来，常见的传染病就地即可以确诊和防控。仅这样一个措施，加之科学管理的跟进，三年多时间就一举扭转了畜牧业生产的被动局面。
除上述两种类型的短训班外，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还连续举办了以下班次的畜牧兽医技术培训：
1950年，为西北地区各省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在职干部196人举办了二年制兽医技术训练班；
1951年受西北畜牧部委托，先后举办了畜产品检验人员训练班、羊病讲习会各一期，培训学员100人；
1952年，举办畜牧兽医初级民族班一期，培训60人；
1953年，为青海省畜牧厅举办了一期家畜寄生虫病讲习班，培训29人；
1954年，为西南地区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牧草训练班，培养牧草和草原工作的专门人才50人；
1955年，附设畜牧兽医干部轮训班开学，学员90人，学制一年；
1956年，开设三年制的藏训班，先后3期，培训200人。
一个小小的兽医学院，人还是那几个人，房还是那几间房，在承担繁重的本科、专科学生教学任务的同时，在短短的几年中，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培养各民族畜牧兽医人才1200多人。一批批的土兽医、土秀才，迅速成为掌握现代兽医技术的科技人才。他们活跃在万里牧区，风餐露宿，不避艰辛，广施仁术，拯救苍生。以时下的眼光来看，人数不多，不像现在一个学校动辄就是毕业数千人，但当时这些人可都是学了实实在在的本领，一下去就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手，大西北的各种牲畜烈性传染病，就是在他们手中消灭的！
在当年举办的各类畜牧兽医技术培训班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西藏开设了三年制的藏训班。为新西藏的建设，盛彤笙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西藏派出一个致敬团，代表达赖和班禅向党中央、毛主席表达西藏人民的敬意。西藏致敬团由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副团长定甲·多吉吉村率领，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安排，到全国包括兰州在内的15个大城市参观访问，感受了祖国的伟大和山河的壮丽。1953年初西藏致敬团来到兰州，专程前往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参观。他们看了一处处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所到之处，都有一名教授守候在那里为客人讲解。看得出来客人们的兴致很高，不时地问这问那，表现出对兽医新技术的浓厚兴趣，感叹学校的仪器设备精良。最后来到家畜病院，观看了大动物的手术和病畜的诊治过程，惊讶这里的“曼巴”（藏语中人医、兽医均称曼巴）神奇的医术。因为在西藏牧区，牲畜发病向来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死亡，从没有想到如同给人看病似的可以灌药打针。在为西藏致敬团举行的欢迎会上，副团长定甲·多吉吉村介绍了西藏牧区的现状后说：“我们那里实在太需要你们这样的‘曼巴’，欢迎你们毕业后到西藏来工作，你们将会成为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仅隔几个月后，时任西藏噶伦、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后，也来到学院考察。代表团以西藏王公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盛彤笙对这次接待工作非常重视，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据当年参加接待的1950级畜牧本科学生阎秀英回忆说：“西藏客人来学校时，我们班上几个女生参加接待，他们穿戴都很讲究，男男女女满身珠光宝气、绫罗绸缎，还喷着法国香水，有些贵族子女还在印度留过学，英语讲得很流利。学校用自制的奶酪、肉松、糌粑、冰激凌接待他们。”在盛彤笙陪同下，代表团了解了学校的教学、科研、防疫治病和学生的生活情况，观看了各教研室、实验室和兽医新技术成果展览。在盛彤笙向代表团介绍了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后，阿沛·阿旺晋美说：“西藏的牧区面积很大，畜牧兽医人才非常缺乏，我们也要办这样的学校，希望你们提供帮助，支持我们。”
也就在这次参观访问后，学校和西藏代表团共同达成了为西藏开办三年制藏训班的协议。由西藏在中央民族学院选拔学员，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负责培训。1956年秋，38名藏族男女青年从中央民族学院自愿报名，来到了兰州，开始畜牧兽医科技知识的学习。离开北京时，国家农业部、西藏工委的负责人亲自到车站送行，叮嘱他们“排除万难，努力学习，为迅速发展西藏畜牧事业作出贡献”。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对这几十名藏族青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中既有许多当地贵族、头人的子女，而更多的是穷苦牧民的孩子，许多人在家没有念过书，文化基础很差，到中央民院才学习了一两年的文化，汉语的水平更差。为了让这些牧区的孩子能掌握现代兽医知识，教师专门为他们编写了简明讲义。上课时，大部分人听不懂讲授的内容，教师往往不是一遍两遍，而是十遍、甚至十几遍的反复讲；对一般的词汇都加了详细的注释，一些生字还加注了拼音字母。学院选派了长期担任训练班班主任的党委委员任玉西任班主任，另外两名行政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几乎和他们朝夕相处，教他们学汉话、认汉字；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还不时地让他们能吃上酥油糌粑。这个班里的学生个个能歌善舞，学院经常举办文艺晚会，或组织他们外出游玩，生活丰富多彩，使他们感到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这些藏族青年从小就生活在牧区，在马背上长大，他们深知牲畜对牧民的重要性，也亲眼看到草原上疫病造成成千上万牲畜死亡、造成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情景，到校后学习愿望强烈，学习非常刻苦。有个叫泽旺扎巴的同学，汉话是在上中央民族学院才开始学的，上课时听不懂，但他还是认真听，他说，“哪怕只听懂一句话、一个问题也要听。”别人休息了，他还一人跑到实验室，对照标本学习一根根骨头、一块块肌肉的名称和位置，在药房辨认一种种药品的性能和用途。许多藏族同学也和他一样，凭着这一股钻劲，他们学习了畜牧兽医专业基础课程、兽医药物学和兽医临床学，最终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掌握了实实在在的本领。这批学生于1959年毕业，返回西藏后，他们被分配到自治区的农牧主管部门或科研单位，有的还到地县畜牧兽医站工作。
到“文革”前，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以后的甘肃农业大学共举办了三年制藏训班3期，培养学员200多人，他们后来全都成为西藏各级业务部门、事业单位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连前后数任西藏自治区畜牧厅厅长都出自藏训班的学员。以后，通过他们的努力和甘肃农业大学的帮助，还在西藏林芝办起了一所八一农牧学院，开始了自己培养畜牧兽医人才的历史。学校为新西藏的建设和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