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很多功夫放在学习、教育和理论探讨上，读书，特别是研习经典，是儒家的主要活动。与儒家的基本特点相比，法家更侧重于务实，商鞅也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过分地重务实，就要反虚，商鞅在他的言论中，对虚是深恶痛绝的。
虚的一个方面表现是重言轻行，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或说得好，做得差。商鞅就多次明确表示他反对“烦言饰词”，即反对所有不必要的废话。他还说“辩慧，乱之赞也”，把那些善辩之徒看成是制造乱子的能手。他还提出，不能让巧言虚道，即能说会道的人走一条官运亨通的坦途。
商鞅说出了虚的危害：“国好言谈者削”，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空谈虚言，那就要削弱的，言下之意，要戒空谈而注重实际。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又提出不能任用那些“《诗》《书》谈说之士”，他之所以憎恶儒生，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是从国家的强弱出发考虑的，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好恶。
商鞅指出，那时各国的统治者都怕他的国家不振，于是就听人出主意，出谋划策的人很多，但说了许多，许多话，不得要领，不顶什么用。这些出谋划策的人还很得意呢，跟着学的人也多起来了，这是很要不得的。
他的结论是，明君应当知道，好听的言辞是不能强兵辟土的。
如果“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成为普遍风气，那商鞅农战兴、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商鞅极度憎恶空谈虚言的态度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还提出了关于“淫道”的概念：“为辩知者贵、游宦者文、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所以，商鞅要国家“不淫于言”，要“去言”，“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堵住淫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言尚实，过了两百多年，在西汉中期举行的盐铁会议上，肯定商鞅的桑弘羊和否定商鞅的贤良、文学们在这个问题上又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虽说如此，但不要忘记，贤良、文学这些过于热中于言词的儒生们，也并非全是他们的先祖孔子当年的风格。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我们从今天出发去回顾，中国民族性格的基本倾向是崇实反虚。对于言辞，持谨慎态度，特别是普通中国人，这一点更为明显。尤其是占我们民族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是重实际而轻虚言。所以，对于商鞅的反虚言论和主张，我们也要从民族特性出发去分析和认识。
请看一些经典性的言论。《周易》中说“吉人辞寡，躁人辞金”。《论语》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墨子》说“多言何益乎”？这些言论都是重实轻言的。桑弘羊说得还要尖刻：“以言举人，若以毛相马。”
再看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故事：西汉初，谒者仆射（官名）张释之侍从文帝，来到虎圈（当时皇家大型天然园林——上林苑关养老虎的地方），文帝问上林尉（官名）苑中各种禽兽的数量，问了十来个问题，他都是东张西望，答不上来。这时，也在旁边的虎圈啬夫（官名）却能回答文帝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反应敏捷，口齿伶俐。文帝对虎圈啬夫很欣赏，对张释之说：“管事情的人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于是当场指示释之任命那个啬夫为上林令（官职比上林尉高）。
过了好一会，张释之对文帝说：“陛下您看绛侯周勃是个什么样的人？”文帝回答说：“是位长者。严释之又问：那么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又答道：“也是长者。”释之说：“那绛侯、东阳侯都有长者之称，他俩的口才都不行，那里像这个啬夫利口捷给，喋喋不休的。如果今天陛下您因为这个啬夫口才好而破格提拔他，我怕天下都会仿效，人们会争着卖弄口才，有其言而无其实。请陛下慎重考虑。”
文帝闻此一说，马上赞同了，那个虎圈啬夫眼看要到手的官职一下又丢了。
从张释之的看法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中国人一个普遍的价值取向：重实轻虚，重行轻言。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思维特点：不是看一人一事，而要看这件事情可能造成的后果及其影响，看它的系统效应。按说，上林尉与虎圈啬夫两人优劣分明，文帝重业务能力破格提拔啬夫，理所当然。但是，张释之却有另一番说法（这在西方人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反虚，也不是没有道理，对此实在有必要作具体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曾盛行清谈，有些善于清谈的人，真有把死人说活的本事。后来北方少数民族打进来，西晋统治阶级束手无策。有个王衍字夷甫，就是个清谈能手，但领兵打仗，就数他误事。直到唐代，还有人写诗，以极沉重的心情说到他的误国：把得闲书坐水滨，读来前事亦酸辛，莫言麈尾清谈柄，坏却淳风是此人。罗隐：《王夷甫》。
当然，西晋亡国的原因复杂，也不能简单化，但光是说空话，大话，的确没有什么用，而且还十分有害。
虚与实的关系是厂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重视，好好研究，好生加以解决。从基本关系来说，务实务虚是两条腿，缺一不可，从具体处理来看？务虚务实又好比弹钢琴，要看指法怎么配合。注重实际是极其重要的，空谈之风也应当克服，但也不能走极端，反对学习，反对总结经验，反对一切必要的理论探讨。世界上的事就怕走极端，所以我们理应防止走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