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恐惧症
过去二十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人口迁移。在短短十几年中，数亿人口走出乡村，进入城镇，卷入工业化过程。城镇人口也在四处流动。由此，也许保持了数百年稳定的传统“熟人社会”，趋向于解体，中国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走在大街上，人们相互不认识。人们依赖陌生的警察来保护，也遭受陌生的罪犯的威胁。陌生人教育自己的孩子，建筑自己的房屋，人们把自己的钱交给陌生的银行打理，人们吃的是陌生人提供的食品。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解放的欢欣，更有孤独的痛楚。也许，食品安全事件最清楚地表明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过去十年中，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让民众生活在持续的焦虑状态。人们纷纷呼吁改革和强化监管制度。
但2011年年初，海外接连出现两宗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说明食品安全绝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仅仅通过强化监管制度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首先，台湾塑化剂风波如滚雪球般愈演愈烈，已酿成一起重大食品安全危机。本次塑化剂事件是有不肖业者将塑化剂的一种DEHP（邻苯二甲酸二酯）当做起云剂的配方使用。另一方面，欧洲发生了“毒黄瓜事件”，多人感染，甚至死亡。最奇怪的是，人们查找毒黄瓜的源头，颇费周章。
恐怕人们都会承认，中国台湾和欧洲的市场是相对规范的，尤其是欧洲，其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繁琐、苛刻的。尽管如此，这里仍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
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并不奇怪。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市场的效率来自于分工。分工的扩展和深化，是现代商业社会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秘密所在。人们今天经常谈论的全球化，也就是分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当然会大幅度地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
不过，经常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亚当·斯密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也明确地指出了，恰恰是市场机制给人类带来福利的这一机制，同时也会具有负面效应。斯密指出，以分工为本的现代商业给人类带来三大不良现象：第一，伴随着分工，人们的视野可能变得非常狭窄，尤其是下层民众的见识将会非常狭隘，缺乏高瞻远瞩的能力。第二，教育大受忽视，出现童工现象。第三，伴随着分工，社会的尚武精神迅速衰败。斯密郑重提出，“如何补救这些缺点，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事情”（30）。
其实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分工不断深化的现代商业，也可能让企业变得不负责任。分工的深化经常意味着一件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将经手诸多中间环节，经历遥远的路程。消费者对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了解。当然，大范围的分工也意味着，同一家厂商的产品的投放范围极大，甚至可以说覆盖全球。假如一种产品出现了问题，它的影响必然十分广泛，甚至可能是全球性的。
这样的分工提高了效率，但也增加了消费者可能遭受伤害的风险。这也就触及现代社会理论中讨论的一个永恒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现代市场是陌生人远距离交易的机制。至关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生产、交易活动脱离了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束缚。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分离，相互成为遥远的陌生人。这对食品安全的约束-激励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传统社会，人们自给自足，食品安全当然是有保障的。即便在市场上购买食品，生产过程也在目睹范围内，因而，人们对于产品的质量是有把握的。至少，在“熟人社会”中，如果出现产品质量，人们很容易找到责任者，并且借助“熟人社会”的机制予以处理。实际上，“熟人社会”的重复博弈机制本身，就会对生产商形成有效的约束。
在“陌生人社会”，这些约束激励机制大部分失灵了。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种种市场乱象之根源，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领域尤其明显，“苏丹红事件”“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可谓层出不穷。
生产商之所以违法、违规使用有害健康的原料，可能是因为，既然是陌生人的远距离交易，其间经历复杂的中间环节，那么，置身于分工体系中的人们，就可能抱有“侥幸之心”——春秋后期晋国贤人叔向早就指出过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这一突出心理特征。反正最终的消费者也看不见，反正出了问题，外界未必能够在自己与他人的损害之间建立起关系。因此可以说，现代市场体系其实充满风险。
不仅市场有风险，风险无处不在。比如，在中国，幼儿园老师会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年轻人上班出门，总会叮嘱看家的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也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总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对陌生人，人们普遍抱着强烈的怀疑甚至敌意，陌生人似乎就是潜在的敌人，随时可能伤害自己。因此，人们提高警惕防范着一切陌生人。但所有人其实都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于是，生活就无时不在焦虑之中。
陌生人熟人化之西方经验
但是，陌生人焦虑症就是注定了的吗？当然不是。
也许是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在现代转型起步较早的西方社会，人们脱离“熟人社会”之际，社会结构与道德规范体系同时发生了一次大转型。
对于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经典命题，其实可以做一个一般化的理解：相比于“熟人社会”，陌生人的远距离交易要求个体形成更为严厉的内在道德伦理约束机制。因为，消费者并不在生产者身边，而法律绝不可能看管每个人的每个行动。惟有生产者具有儒家所说的“慎独”意识，才不会欺骗消费者，一个可信赖的交易秩序才能够逐渐形成、扩展。换言之，与一般人的理解相反，现代市场需要更严格的道德伦理自律，比之“熟人社会”更需要“慎独”的功夫。
西方社会确实循此进行了调整，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一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信仰的个人化——尽管这一说法有失简单化。不是个人放弃信仰了，而是个人不再依赖“熟人社会”的那种方式奉持、实践信仰。事实上，新的宗教加诸个人的道德责任反而更强了：个人必须直接面对超验的信仰对象，比如上帝，就自己的行为对上帝承担责任。个人必须自己、且主要就是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合乎伦理地生活。
事后来看，这样的信仰模式当然适合于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之生活。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们会进行重复博弈，每个人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必得在与他人合作交易时克制当下的贪婪。而在“陌生人社会”，个人之间的合作、交易活动很可能是一次性，个人有极大的激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
彼此不相识的陌生人要放心地进行合作、交易，法律当然至关重要的。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已经高度强调了法律对现代“陌生人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种信念已经发展成为法律万能论、制度决定论。人们相信，在“陌生人社会”，只要法律就够了，道德、伦理毫无价值。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其实远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有效，法律不可能时时事事看管住每个人。必须另有其他机制在现场约束人。这就是道德、伦理。在“熟人社会”，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但重复博弈的经验和预期足以约束他的行为。在“陌生人社会”，重复博弈的概率减少，约束的力量反而更多地依赖个体的内在道德。
也就是说，内在的道德对于“陌生人社会”的正常运转其实更为重要。这种机制必须依赖于个人的“慎独”：克制自己的贪婪、遵守既有规则，变成个人的一种文化、道德本能。西方是幸运的，在城市化、在人们普遍进入“陌生人社会”之际，完成了这一精神约束机制的大转型。
与此同时，“陌生人社会”也经历了一次组织方式的大转型，实现了陌生人的“再度熟人化”。
欧美的城市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人际关系陌生化过程。事实上，人们走出传统乡村的熟人关系网络、进入城市后，相互陌生的市民们又构造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而过上“熟人社会”的生活。不论什么时代，人其实永远都需要生活在“熟人社会”中，惟有如此，心灵才可能安定下来，交易成本才可以被控制。
托克维尔走访美国期间观察到的宗教生活和种类繁多的结社活动，就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们重新熟人化的两个主要机制。
首先，宗教改革并没有让信仰变成纯粹个体性的。信仰总会驱动人们结成关系极为密切的“团契”，组织教会。而这种团契活动必然相互激励出强烈的道德感，它也对人们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外在约束。
其次，在城市，邻里成立社区自治性组织，人们成立企业，建立俱乐部，兴办慈善公益组织。凡此种种组织，让人们重新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熟人圈子。在这里，人们重复博弈，形成熟人关系。在这里，道德、伦理是规范、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
伴随着这样的实践过程，我们也看到，在欧美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civility、good manners是思想讨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31）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就相当关心这个问题，休谟、斯密均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这个话题关涉现代社会的两个面相：“陌生人社会”，市民社会也即中产阶级社会。从civility向外，我们可以观察到托克维尔所说的现代社会的“风俗（morals）”，它笼罩着所有人，塑造着所有人相互对待的行为，也即礼节。由civility向内，我们则可以察觉到个人内在道德感之型塑，由此，陌生人关系中的个体也依然具有羞耻心，因而能够检点自己，且对陌生人也能善意相待。
由这一经验，我们或可得出一个普遍的命题：现代社会要形成和维持秩序，不可能单纯依靠法律，而必须依然以道德作为规范人的行为、以伦理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力量。在这一点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并无区别。只不过，道德、伦理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制度之具体形态，也许不同于传统社会，但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制度。也即，一个共同体要顺利地从精神、社会层面上完成城市化，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完成陌生人的再度熟人化，让道德、伦理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此，现代社会才是可治理的——严格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是不可治理的。
麻烦的是，现在社会的另外一些部分，比如，现代的政治学和伦理学通常会具有非道德乃至反道德的倾向。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之边缘的知识分子，则一般均具有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必然具有反建制，包括反道德的倾向。他们借助日益发达的现代学术体制和大众媒体，以理性、进步、革命、个性解放等崇高的名义，生产和传播种种非道德、反道德的情绪和理念。
这就形成了现代社会最为严重的自相矛盾：现代社会依赖道德、伦理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传统社会，宗教、诸多社团也确实在维持风俗、塑造道德感。但是，现代社会也给非道德、反道德的理念提供了诸多便利。现代社会能否维持健全秩序，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间能否保持平衡。或者更准确地说，取决于维持风俗、塑造道德感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抵御知识分子制造的非道德、反道德的力量。这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者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智慧的治国者会竭力维持这两者间的均衡，天真的治国者会放纵非道德、反道德的力量，愚蠢的治国者会用权力维持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