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张70多年前日本侵占东北时期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一个俄罗斯的少年哥萨克骑手从三面旗子面前踏马走过。
明眼人可以看出，一面是日本国旗，一面是伪满洲国国旗，而另一面旗子，则让人陌生和费解。难道他和这个哥萨克骑手有什么联系吗？
其实，这就是诞生于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时代，现在俄罗斯使用的国旗——三色旗。由于不能在苏联本土悬挂，就在中国的东北找到了栖身之地。这是流亡到东北的白俄势力聚居地悬挂的旗子，哥萨克小骑手就是聚集地的一个成员。
日本摄影师为了体现三色旗和日本旗、伪满旗一起悬挂的“和谐”场景，不排除故意让一个哥萨克小骑手从前面走过，让画面显得更加灵动和鲜活，历史信息极大丰富，显然有摆拍的嫌疑。
可是，一面当代俄罗斯的国旗，怎么在时空巨大的错位之下，跑到了70多年前日本侵占的东北？
历史还要上溯到300多年前。
1699年，俄罗斯皇帝彼得大帝锐意改革，为此到荷兰学习造船术，意识到需要为俄国的海军设计一面军旗。他因此效仿荷兰的三色国旗，选择红、白、蓝三色，设计了当今俄罗斯国旗的原型。1914年——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国旗改换成泛斯拉夫民族的白蓝红三色旗帜，与今天的俄罗斯国旗完全相同。
好景不长，改朝换代，天下变色。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下台，成立的临时政府废除了沙俄的双头鹰国旗，以三色旗为国旗。但是同年的十月革命，苏俄推翻了临时政府，三色旗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镰刀斧头旗。可三色旗并没有彻底消失，它辗转迁徙，随着流亡的俄罗斯旧势力来到遥远的中国东北，找到了栖身之地。作为俄罗斯国家标志的三色旗也在各个俄罗斯人居住地和驻扎地竖立起来，是想告诉中国人这是他们的领地。
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开办了在旧中国堪称先进的面粉、酿造、建材、食品加工等产业，建设了一大批俄罗斯风格的标志性建筑物和街道，带来了民族习俗和生活方式，著名的哈尔滨红肠和哈尔滨啤酒和列巴（俄式面包）都是那时留下来的。
1917年，在哈尔滨定居的俄罗斯人已接近10万，1923年达到20万人，远远超过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哈尔滨由此成了中国最大的俄侨聚居中心，“东方的莫斯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1945年8月20日，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继续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苏军指挥官斯格沃尔措夫少将感觉仿佛忽然回到了过去。留着大胡子的马车夫身穿紧腰长礼服，驾着马车隆隆驶过；街上的一群群孩子穿着旧俄式学生制服；绅士们戴着圆形小礼帽；裹在黑色长袍里的神父们对着教堂的圆顶做祈祷。由于很多人还在继续从事颠覆苏联的活动。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白俄旗帜在中国东北部分地区悬挂的时候，列宁亲自签署命令，任命中国军团为“红鹰团”，苏联红军高层举行会议，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中国人组成的战斗队伍，任命为“中国军团”，集中由布柳赫尔指挥。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和农民，推翻了沙俄，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不甘心失败的俄国资产阶级、贵族、军官，图谋卷土重来，沙俄将军谢苗诺夫成立了“远东共和国”。显然，日本看在眼里，按捺不住要插上一脚。1918年，为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在谢苗诺夫武装的帮助下，相继攻下了苏俄远东军事重镇赤塔、海兰泡，进而占领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等广大地区，但是随即被红军击败。
苏联大批逃亡者涌向中国东北。中国人对这些流亡者一概称之为“白俄”，以区别于苏联红色政权的革命者。这些“白俄”大都寄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总数约20万人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白俄都忘不了带着三色旗，三色旗就如一股洪流涌入邻近的中国。他们感情复杂，时不时拿出来再三翻看，试图重新让三色旗在故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
白俄势力对三色旗的感情是偏执的，不惜拼死捍卫。1922年12月5日，14条白俄战舰与3000人到达上海，因拒绝降下三色旗和缴械，甚至与中国海军发生冲突。
1923年6月28日，3只流亡白俄战舰到达上海，因拒绝降旗和缴械与中国战舰“永绩”号发生交火，其中74人回国，40人死亡，120人得以居留上海。
而白俄人数涌入最多的是中国东北。1922年5月，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边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驻扎在边境绥芬河一带。张宗昌会说几句俄语。谢苗诺夫支队受到苏军沉重打击，携带着三色旗，撤入中国东北。闻听张宗昌招兵，便主动前来投效。这支白俄部队5000余人，组成了第65独立师。由原沙俄军官聂卡耶夫带领，谢苗诺夫则任顾问。其中的独立骑兵团有300余人，全部为清一色的哥萨克人。
东北的最高统治者是军阀张作霖。他与白俄军的关系十分复杂，美国历史学教授约翰·斯蒂芬在《欧洲黑手党——俄国纳粹黑幕纪实》一书中有如下概括：
张作霖以绅士风度对待他领地内的俄国难民。他对于这些命运在他手心里的流亡者不但彬彬有礼，而且表示同情。他把北满沿额尔古纳河的大片土地让给大约1万名外贝加尔哥萨克人。他为政府、军队和警察雇佣了好几千俄国人，对他们的选择往往优先于中国人。他从盐税、铁路收入和保护费中足以得到可观的经费，而对于白俄则收薄税。尽管他也调整过中东铁路局的白俄代表权，但却倾向于不去干涉白俄的组织。
这张70多年前日本侵占东北时期日本摄影师拍摄的带有三色旗和哥萨克骑手的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呢？
据我推测，很有可能是在现在内蒙古东北部的额尔古纳三河一带。
额尔古纳市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北部，与苏联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地处中、苏、蒙三国交界，西面是苏联门户后贝加尔斯克，东面为大兴安岭，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中东铁路横贯东西。
额尔古纳，蒙语里的意思是“吉祥美丽”。许多白俄哥萨克更是深有感触，他们相中了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但是他们并非乐不思蜀、不愿意离开，每天看着那面三色旗日升日落，思念着故国。
额尔古纳的白俄成员大都是由哥萨克人组成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远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怎么跑到了遥远的额尔古纳呢？其实哥萨克的进入，不完全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
哥萨克是沙皇俄国向中亚、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急先锋，参加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俄国和苏联的所有战争，尤其随着苏联的建立，本来属于非政治性的哥萨克群体就政治性地逃离红色政权，来到了东北，成为“白俄”。进入东北的哥萨克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人数最多。
1918年，额尔古纳有19个俄罗斯民族居民点，1855户计一万余人，绝大多数哥萨克住在额尔古纳的三河地区。在伪满洲国时期，三河地区属于兴安北省的额尔古纳左旗，有8000名哥萨克人。
和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一样，流亡中国的白俄哥萨克势力对于骏马的热爱更是异乎寻常。三河马高大俊美、气质高贵、飞奔神速。优良的骏马和哥萨克骑手相得益彰，哥萨克人从小就骑在这种宝马良驹身上纵横驰骋，因此我们看到带有三色旗的照片里有哥萨克小骑手出场。
作为白俄势力的哥萨克头领别什果夫早年追随谢苗诺夫，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在东北一南一北。谢苗诺夫失败后去大连，1922年，别什果夫则逃窜到额尔古纳地区，到1945年一直是哥萨克最高首脑。
中国让白俄势力安家落户、小住片刻显得十分宽宏大量，但是这个原来的客人却要反客为主，甚至为所欲为，20多年间到处流窜，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并依服于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穷凶极恶地围剿抗日联军。
1929年，别什果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额尔古纳惨案，干起枪杀百姓、强奸妇女、焚烧村庄、抢劫财物的罪恶勾当，被杀死、烧死的中国人达2600余口，带来极大灾难。不仅如此，这些白俄武装还在奉军庇护下，化整为零，以游击小组的形式越境深入到苏联境内，开展暗杀及偷袭行动，进入后贝加尔地区，把三色旗插在建筑物上，博得片刻的欢愉，完成行动后又迅速地潜回中国境内。他们的存在，对苏联远东地区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白俄势力有奶就是娘，为了反抗苏联红色政权，不断依附在不同派别的政治军事实力之下。
张作霖完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1932年12月，辽阔的呼伦贝尔也被日本关东军侵占。他们在极端反苏的白俄和哥萨克中找到了愿意效劳的合作者，并将之招募到日本军事使团、宪兵司令部和其他警察部门工作。
海拉尔特务机关受命于关东军特务机关情报部，总部设在哈尔滨，各地设有14个支部，海拉尔成了其中的重中之重。到1933年末，海拉尔又组建了宪兵队，分队长是秋筱贯三少佐，分队还在额尔古纳左旗所在地的三河派驻了分遣队。此后，海拉尔宪兵队扩编，建立起了宪兵队本部，编制160人，设有副官室、庶务课、经理课、警务课、特高课等部门。其下再设若干班，如特高课下有露（俄）系班、满系班、蒙系班、日、鲜班及通讯检阅班，对白俄的利用是其中重要内容。
日本关东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有“皇军之花”之称。关东军的外籍军团则是“野花”，大多从事间谍、暗杀等秘密活动，进行情报渗透，镇压抗日武装，破坏铁路桥梁，是日本推行所谓“用谋略制造机会”战略的急先锋。
从1936年开始，日本侵略者着手组建白俄谋略部队，共有三支特种部队，这些部队对外统称为“浅野部队”，一支驻防在“第二松花江”，以日本人部队长浅野大佐的姓名命名为“浅野部队”；驻海拉尔这支以部队长别什果夫上校的姓氏命名为“别什果夫部队”，始称“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察警备队预备队”。
别什果夫部队由日军小野少佐指挥，是日军最早的非正式情报部队，名义上隶属伪军，实际上听命于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成为日本侵略者豢养的一条恶狗。这支部队由清一色白俄哥萨克骑兵组成，日本为他们特制了原沙俄后贝加尔哥萨克式的军装鞋帽。其班长以上人员都是在册的日本特务或较坚定的亲日分子，部队长别什果夫及其参谋长阿克晓诺夫更是老牌的反苏反共分子，当地居民称其为“嘎杂子队”（哥萨克谐音）。
别什果夫部队除进行常规军训外，还进行越境、侦察、绘图、摄影、纵火、爆破、暗杀、颠覆策反、捕俘绑架等特技训练。驻地不仅悬挂日本旗、伪满旗，还有就是三色旗。
在伪满时期，额尔古纳流域三河地区的哥萨克人不断增多，华俄后裔也就随之形成，保留了浓厚的俄罗斯色彩，海拉尔日本宪兵队为此拍摄了许多照片。正好我们找到了一套70多年前三河哥萨克群居生活照片，最充分反映了当年三河哥萨克生活、训练、赛马、宗教等仪式，文字上还介绍到飘扬的三色旗。可惜照片没显示出三色旗的模样。
1939年，日本和伪满州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白俄和哥萨克的存在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德国把招降俄罗斯人看成是增加德军新鲜血液的手段之一，哥萨克骑兵更是被德国人称为“传奇战士”而得到了格外重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叛徒、原苏军中将弗拉索夫组织的“俄罗斯解放军”曾经使用白蓝红三色旗作为旗帜。因此当今的俄国家杜马认为，他们使用三色旗作为国旗有损国家声誉。
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对包括哥萨克在内的白俄势力进行利用，作为侵华和反苏的重要力量，三色旗更可以坦然悬挂在伪满洲国。如此多彩的旗帜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斑驳变色的东北奇特的政治奇观。
在哈尔滨的白俄得到日本的支持，开始神气活现起来，唱歌嘶吼：“起来，弟兄们，同我们一道来吧！俄罗斯的旗帜，在山上山下到处飘扬！”
当时，天津的白俄连军装帽徽都是白蓝红三色国旗的图案，表达他们对恢复俄罗斯国家的虔诚向往。
1942年，关东军将别什果夫部队改编为正规的情报部队，划归关东军情报部直接指挥。但因兵员不足，别什果夫部队只有300人左右，后来又逐渐缩编。到了1945年关东军败亡前夕，只设有两个骑兵中队，加上通讯、辎重、重火器等专业分队，总兵员仅180人左右。可是如此少量的部队不会起到太大的反苏作用，其实在当时被日军利用的白俄势力不仅是别什果夫这一支部队。
日本军部的被称为“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看中了谢苗诺夫及其为首的白俄势力，也招安利用。谢苗诺夫带领1500名白卫军，辗转来到大连，经营一处农场，过着安逸的生活。还有一栋三层红盖白墙的小楼，它就是当年日本为谢苗诺夫建造的所谓“将军楼”别墅。
日本特务机关大连支部奉命照料谢苗诺夫，每月从机密工作费中支付1000日元左右，作为他的生活费，日本的满铁公司还供给他一些津贴。日本把谢苗诺夫作为重要的反苏势力，发给他一台短波收音机，收听苏联广播，写出附有评论的报告，招募白俄，由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后派回苏联搜集情报，提供批判和颠覆斯大林及苏联政府政策的材料。据悉，在谢苗诺夫身边就有一面三色旗陪伴，寄托着他和所有白俄势力的野心。
1945年8月，苏联百万大军闪击关东军，一路摧枯拉朽。日军依仗的海拉尔西山军事要塞也被攻陷。别什果夫部队按日军命令撤离海拉尔，可是基层官兵秘密串连要举行暴动。别什果夫一面假意应承暴动，一面密报日军，日军突然将他们包围，并以密集的火力疯狂射击，就连别什果夫本人也未能幸免，正应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训。至此，作恶多端的关东军白俄军团彻底覆灭了。
在大连，苏联红军逮捕了谢苗诺夫和日军的旅大地区警备司令官柳田元三中将，将他们扣押在原日本大连特务机关，一起押赴莫斯科审理，被处决。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对在东北的俄罗斯侨民展开了大清洗，收缴三色旗，持有三色旗者严惩不贷，三色旗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
19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称为俄罗斯联邦，随后再次采用白、蓝、红三色旗为国旗。
战争远去，和平到来。而今，俄罗斯在中国的大使馆和沈阳领事馆也都纷纷挂起三色旗。三色旗作为中俄两国友好使者的象征，第一次如此光明磊落地矗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