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上过中学，人们都学习过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里面记载了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因为看到日军屠杀中国人，而附近却有许多中国人麻木围观的幻灯片，就决心弃医从文，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文学道路。这张改变鲁迅命运，乃至改变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的幻灯片是什么样的，许多人并没有见过，也引发了人们的好奇。此前，也有学者对这张幻灯片进行过推论和分析，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开我们心中的迷惑。在此，我们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做进一步分析，力求接近事实的真相。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老百姓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清政府无力约束交战双方，只能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而当时，东北拒俄义勇军神出鬼没，袭扰俄军。
1905年3月10日，日军攻占沈阳，俄军大败。16日，日军占领铁岭。19日，日军占领开原。22日，日军占领昌图府，俄军退守四平街。春天的东北没有春天的气息，到处是荒芜和衰败。
大批无辜的中国人被卷入日俄战争。当时日俄双方都征用了大批当地的中国人，用来做苦力，设路障，也不排除用他们当侦探。日本军队于是杀戮为俄军充当侦探的中国人，并进行拍摄。照片在日本广为宣传，并制作成了幻灯片播放，教育学生，因此留学日本的鲁迅有机会看到，而当时鲁迅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数十名师生被征集参军派往东北。
1898年，17岁的鲁迅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由于成绩优异，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1902年，年仅21岁的鲁迅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东渡日本，剪去发辫，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
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是现在的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这一期间，正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
鲁迅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正是在这种敏感的心灵里，容易受到外界的触动。当时，一件小事改变了鲁迅的思想和观念，放弃了学医的志向。
1922年12月3日，鲁迅在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时候，写下了《自序》，回顾了到四十二岁为止的半生的历程。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上细菌学课，当时课堂需要用幻灯来显示细菌的形状和活动情况。教师讲完后，还没到下课时间，便放了几段反映时事的幻灯片，映出的是不久前刚结束的日俄战争的故事。
鲁迅描述：“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鲁迅1926年写作《藤野先生》描绘1904到1906年他与藤野的私人友谊时候，再次提及幻灯片的故事。
日本学生看完幻灯片中的中国人，自然会联想到现场唯一的中国人——鲁迅，拍手欢呼万岁，声震屋瓦，议论说：“看看中国人这样子，中国一定会灭亡。”
面对此情此景，鲁迅羞辱、痛苦、哀怜、愤怒，心狂跳得要蹦出喉咙，他猛地站起来，夹起书本愤然走出教室。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这样说：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初为救国而立志学医，不久便以“幻灯事件”为契机，觉悟到更为急迫的是改造国民的精神。因为这一图式极为简洁明了，所以也就为一般所接受了。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下，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他用“砸”文把中国人的劣根性砸个稀里哗啦，也稀巴烂。
正如有人说，“幻灯片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虽然很难打破“铁屋子”，但还是要“呐喊”——而这就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由来。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只关注鲁迅本身，只是知道幻灯片的故事，对于幻灯片具体什么样子并不知晓，也很少有人疑问。其实，学术界则不然。
目前，学界和批评界对“幻灯片事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史实；另一种则认为“幻灯片事件”完全出于鲁迅的编造。前一种认识较为普遍。“幻灯片事件”被当作历史事实写进了鲁迅年表和文学史。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对于“幻灯片事件”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历史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是，对于历史的看法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转变。
在鲁迅看到幻灯片60年后、鲁迅逝世接近30年后的1965年初夏，仙台医专的后身、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石田名香雄，偶然发现了德国造的一台陈旧大型幻灯机和幻灯片。这个偶然的发现，一下子震动了鲁迅研究界。
仙台医专毕业的眼科医生半泽正二郎一直研究鲁迅，他在《鲁迅·藤野先生·仙台》一书中说：“我听到这件事就立即跑到年轻的教授那里看了实物，我大吃一惊，有大明信片一半那么大的旧式幻灯片放在桐木箱里。在邮票似的标签上盖的紫色胶皮图章的印戳稍有些褪色，但还能清楚地看出横写的‘卫生学教室’几个字。从桐木箱的大小来判断，以前要装二十张幻灯片就该满了。是东京浅草区鹤渊商会制作的，都是些‘光荣战死的场面’等类的片子。但是震撼了鲁迅灵魂的‘处死俄探场面’的片子，终于未能找到。”
由此可见，当时放映的幻灯片部分已经找到，奇怪的是，却失落了最重要的，也就是鲁迅所描述的那一张，仅存十五张。评论家张闳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学”的“第一大神话”。
无论怎样分析具体的细节，可是鲁迅亲眼看到的幻灯片无论在哪都没被发现。难道是鲁迅撒谎，凭空杜撰出那么一张幻灯片吗？
在《东北新闻》等日本仙台的报纸上发表的随军记者的战况报道中，有许多处死所谓“俄探”的内容。《河北新报》明治三十八年（1905）7月28日第二版“风云儿”上的题为《四名俄探被斩首》文章内容如下：
今天下午三时，听说有俄探要被斩首，我刚好是从兵站部返回的途中，也就赶去看了。地点是在距铁岭街约“五町”的南面的坟地。看热闹的照例是清国人，男女老幼五千余人推推搡搡，拥成一片，蒜臭扑鼻，令人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四名定为俄探的人五花大绑地被我宪兵像牵羊走进屠宰场一般地带了过来，他们看上去都在四十岁上下。宪兵特意带着他们在人群面前转了几圈示众。此时，这四个人都面色铁青，毫无血色，看热闹来的也都鸦雀无声，屏息凝视。
据他们自己招供，俄国人让他们去焚烧第×师团根据地附近的兵站部仓库，他们因此得到了动手费×百元，待事成之后，他们还将从某人手里得到事先谈好的另一笔钱。其心着实可恶，然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俄探在几天前还受雇于当地兵站部，每天拿七十钱。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又被拉到众看客面前，兵站部的某参谋拔出如水之刃，只见刀起头落，斩落其首，干净利落。这可恶的四个人，终于和新战场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
这篇文章提到了铁岭，也就是现在的开原一带。不仅如此，1905年的法国杂志封面也有日军在辽宁开原砍头的彩色图画，几乎和鲁迅所描述的幻灯片内容如出一辙，显然是这个经典场面传播到世界。
1980年代，中国学者隗芾和王保林推测，刊载于1912年日本照片集《满山辽水》中的“坑前的俄探被杀了，旁观者中有的士兵笑了”（1905年3月20日满洲开原城外）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当时鲁迅看到过的幻灯片原型。日本学者太田进、渡边襄、丸山升等许多学者也对这张照片做出进一步考证。的确可以说，这张照片是在中日两国能够找到的、最符合鲁迅描述内容的幻灯片的原型，它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和当年鲁迅描述的高度一致和吻合。
让我们再一次具体地和105年前的鲁迅共同看一眼这张照片：
一名日本军人挥起战刀，地上跪着一个所谓的俄军雇佣的中国侦探，现场至少有11名日本军人，他们身后站着数量更多的中国人，都是很好奇地围观这一血腥砍头的场面。
这一幕，相信足以使鲁迅敏感的心灵受到刺痛。我们也经过进一步整理和发掘，找到与这张照片属于同一系列的照片，可以进一步详细了解当时拍摄这组照片时的历史背景。
其中一张图片反映在开原的日本军官对充当俄国密探的中国人进行审讯。这个中国人头扎辫子，背对镜头跪在地上；日军共五个人，有站岗的，也有记录的，也不排除有翻译。这一幕之后，才有那张屠杀的照片。
还有一张是砍头瞬间的画面，下面文字清晰介绍地点是“开原东门外”。
可以分析，从穿着、体形和时间地点来看，这三张照片里倒霉的所谓的俄国密探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甚至看到了比鲁迅当年看到的更真实、更系统的关于这个密探的照片！
尽管推理认为，当时被杀死充当俄国密探的中国人和围观的居民应该是居住在现在辽宁铁岭开原一带的中国人，拍摄时间在1905年3月20日。但是我们还是说，目前只是推断出那张幻灯片的原型是这张照片。也就是说，那张影响了鲁迅命运的幻灯片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藏在日本东北大学的十五张幻灯片是彩色的，并不是黑白色彩的原始照片。鲁迅所说的那张幻灯片和这十五张应该属于同一种风格，学者推论的照片只是幻灯片的原型。
可能确实存在过那张幻灯片，也可能当时鲁迅的记忆混淆，也就是他当时通过其他途径看到这种图片，后来在文学创作中当成了幻灯片。那么，究竟是不是有这张幻灯片，只有天知地知，还有鲁迅知道了。或许，面对鲁迅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文学地位和思想高度，一张幻灯片的重要性显然次之。
无论当初鲁迅看到的是幻灯片，还是照片，亦或是明信片，但是显而易见，日本屠杀中国人，而且有中国人围观的图片是毫无疑问存在的。正是这种图片，让100多年前的鲁迅愤然弃医从文，并推出《狂人日记》、《呐喊》、《孔乙己》等系列文学作品，无情揭露着中国民众的奴性、保守、愚昧、麻木、卑怯、自私、狭隘、精神胜利法和看客心态等劣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