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是一块热情的土地，也是一片血染的土地。
一百多年来的外族入侵、解放战争、土匪袭扰、文革动乱，都有成千上万的东北同胞倒在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土地之上。
1939年，在东北爆发了诺门罕战争。满洲国方面的蒙古族“兴安军”被挟迫参与对苏蒙联军作战，而蒙军方面则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并用飞机投下蒙文传单：“我如何能以手中的枪来瞄准你？你本是我的兄弟！”结果，他们或参战而死于苏联炮火，或逃亡而死于日本人的枪决……
对于这些“无端被纠缠在历史夹缝里的牺牲者”，台湾诗人席慕蓉以一个蒙古裔的身份，在七十年后作出回应：“今日在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国，有如火炬竖立着的巨大纪念碑纪念这次战役牺牲的蒙古军人；在河的东岸，焚烧过成千上万名日军阵亡将士的洼地，年年有他们的遗属前来号啕大哭。可是，在大兴安岭南北，在呼伦贝尔无边的草原之上，请不要忘记，这里还安息着许多曾经备受煎熬的疼痛的灵魂。”
我去日本靖国神社时候，看到里面有日本人绘制的美化日军和蒙古族团结的彩色油画，展览的植物采自呼伦贝尔草原，蒙古族也按照日本的叫法为sakura，就是诺门罕樱，这个花放好几年都不变。
在靖国神社还介绍一个外蒙古军人在诺门罕战争里敬佩日军顽强，为其吹号赞扬。后来这个蒙军又亲自来到靖国神社吹号，靖国神社如获至宝，于是也列入展览。这场战争给日本苏联蒙古都带来惨重损失，战场主要摆在中国，草原显然也被洗劫。
游牧民族的洗劫，俄日列强的暴虐，反动政权的压榨都不用说了，看看1945年以后吧。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7月12日，在我的家乡、国民党统治下的德惠县突然遭受一场空前的霍乱浩劫，短短两个多月内，死亡2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10，甚至全家、全村死光，“万户萧疏鬼唱歌”，死亡人数为同期全国各地流行病死亡人数之最。一时间，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蔓延无边。
少年从父母的支言片语里，后又从有关资料及人们的讲述，以为这是日本造成的。1997年，我心想，德惠大霍乱受害者应向日本索赔，讨还血债，索赔数额不低于犹太人向德国、韩国人向日本的索赔数额。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姜维久十分支持。
1998年，再仔细打量这段历史，不免怅然。《德惠文史资料》称“据传源于长春”。《德惠县卫生志》记载：“国民党新一军1946年5月从上海带来病源。”两者相互矛盾，更与民间传说大相径庭。是天灾，还是人祸？难道起因就这样轻易，或永为千古之谜？
我付出了巨大精力、财力进行调查，发现我也是受害者遗属。我姥姥70多岁的父亲和另外三个亲人染病丧生。姥姥又怕又悲，以泪洗面，怕被传染，不敢去祭奠。
国民党新一军带来的霍乱吗？新一军在辽沈战役中被歼，所剩无几，要想找到幸存者殊为不易。军长孙立人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长”，因“预谋兵变”软禁，90岁病逝。“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险些在德惠被击毙，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他们未必清楚霍乱原因，或许不在意，他们见到的死亡多了。
1998年，我走访一个舅舅，他参加新一军正赶上霍乱爆发，部队打预防针，但是他不知道起因。
反映抗日远征军的纪实小说《大国之魂》中有新一军，我与作者邓贤联系，他给我热情的支持。新一军30师士兵黄多能、50师士兵王云清80多岁，居成都。王云清曾参加德惠守城战役，对于我的问题有所顾虑，多次询问才肯讲述往事。他们证实，新一军到达德惠前并没有染上霍乱。我也推测，新一军1946年1月已抵达东北，途中并没有在上海停泊，无从在1946年5月的上海染上霍乱。可见有关记载严重失实。
当年，日本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731部队和100部队，由曾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博士、教授等知识分子组成，研制鼠疫和霍乱等细菌武器，并将活人用于实验。据不完全统计，被用作人体实验而杀害的中国军民估计有20万人，细菌武器造成100多万人死亡。至今鼠疫和霍乱还被我国列为仅有的两种甲种传染病。日本还遗弃了多达上百万发毒气弹和细菌弹，仅吉林省敦化市估计就有70万发，当地人民屡受其害。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日军遗留毒气导致40多人死伤。
731部队也曾在德惠等地大量收集老鼠，这无疑是用于细菌实验的可疑罪证。1940年，731部队在吉林农安施放鼠疫菌，致死近500人，并波及德惠。日军投降时，第100部队炸毁长春细菌基地，把细菌投入井中。有百姓回忆，日军火车经过德惠，把沾菌饼干扔了下来。
吉林省博物馆专家赵聆实调查确认，吉林榆树、永吉两县霍乱均为原驻长春孟家屯日军第100部队旧址传来。我推测，德惠大霍乱发生的时间与两县基本一致，德惠距长春比榆树、永吉两县更近。而从长春去榆树，德惠是必经之地。因此很难把起因同日军抛开。否则，我为什么不怀疑意大利黑手党和德国盖世太保？但很难找到证据，如第一例病人、传播路线等。
德惠有关史料认为是新一军带来的霍乱。驻守德惠的国民党副营长尤广才接受我采访时候说，霍乱不是新一军带来的，来德惠前很健康，到德惠后打疫苗预防霍乱。德惠大霍乱的起因虽然未必能调查清楚，毕竟还有一线机会。一旦努力，我们将问心无愧，足可告慰死难同胞。
1999年9月18日，《新文化报》头版和第五版刊发了记者朱方清采写的6000多字的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在德惠，《新文化报》销售一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关注着53年前的惨痛历史有何下文。《新文化报》共发表十多篇连续报道。看到受难者的讲述，仿佛那场苦难就在面前上演。
有时死一个人，我们会很痛苦很震惊；有时死二万人，却成为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个体死亡的悲惨命运被忽视，何况死亡的是半个世纪前一群最纯粹最纯朴的农民。不管如何，德惠大霍乱和广岛原子弹轰炸一样，都是人类永远流泪的眼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
听老人讲，文革时，三个日本人来到德惠火车站摆上供果，燃上香烛，并带走一捧土，祭奠殖民时死在德惠的亲人，德惠人叫“取灵”。据说，当时现场戒严，观者如睹。德惠人不理解日本人的行为。
德惠有解放战役纪念碑，却没有德惠大霍乱遇难同胞纪念碑，它应该在德惠大地上耸立，那是我们每一个德惠人、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心灵墓地！
这次不成功的呼吁，成为我日后推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演习和训练，取得宝贵的经验。值得指出的是，呼吁牢记抗战，并非我仇恨日本，我也希望日本彻底反省战争，中日两国实现和解。这就是我因为德惠大霍乱产生的最初思考。
德惠大霍乱并不是这块土地上唯一的灾难。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拍摄的《集结号》反映解放战争的惨烈，参战者潇洒面对死亡，也惊恐回避死亡。坚守阵地的连长被告知听到集结号即可撤退，然而他始终没能等到集结号响起，最后全连战士阵亡。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觉得《集结号》里的才是战争，让我震撼不已。即使如此，我也觉得其惨烈程度无法与德惠战役相比。
据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负伤1048900，阵亡263800.四野仅仅在东北期间，伤亡就在34万以上。吉林四平我军阵亡3万多人，福建金门阵亡上万人，同时有另一场战役也损失惨重，却知之甚少，这就是1947年2月的德惠攻坚战。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甚至称“歼灭共军十万”，虽然严重夸大，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军损失的惨重。
1947年，吉林德惠是国民党军队在北满的前进基地，也是长春北面的屏障。由于德惠显著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必争之地。
1947年2月23日，正值春节期间，新一军50师驻守德惠。50师师长潘裕昆是湖南人，毛泽东还做过他年幼时的老师，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窗，两人都参加过北伐，也都是国共双方最善战的抗日名将，解放战争期间终于在德惠遭遇，一决雌雄！此时已非彼时，虽是同学但各为其主敌我对阵，都视对方为敌、称对方为匪。
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解放军，在林彪、黄克诚、刘亚楼、洪学智、梁兴初等率领下第二次越过松花江，4个师四万人左右包围了德惠。后两人后来在朝鲜战场同美军作战，梁兴初还担任志愿军“万岁军”的军长。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发出手谕：“德惠一战，事关国际信誉和党国命运，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德惠，发生的是一场炮对炮的战争。德惠守军为国民党新一军第50师的两个团和炮兵、通讯兵、骑兵等直属队，加上两个地方保安团共约7000余，由潘裕昆指挥。50师全部是美式装备，自动火器很多，师、团均有炮兵分队（120口径榴弹炮和107口径迫击炮），火力很强，堡垒式防御工事固若金汤。
东北民主联军3个纵队进攻，火炮80门，这是东北我军第一次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的正规攻城作战，还是我军建军以来首次进行步兵、炮兵、坦克兵诸兵种参加的协同作战。
德惠老百姓经历了这块土地上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春节。
潘裕昆说：“共军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
据许多爷爷奶奶辈的人讲，德惠100里外都能听到震耳的炮声。但是由于解放军不会步炮协同，平分兵力四下受阻，遭受惨重损失。为了避免两面受敌、陷于被动，林彪下令停止进攻。“回去了！”林彪气呼呼地把望远镜丢到雪地上，“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一门炮三发炮弹就打了胜仗。这回倒好了，炮越多越不会打仗了！”林彪在由原日本籍士兵参与的警卫队伍掩护下，开始向松花江以北转移撤退。
德惠战役前，解放军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德惠之役后，反流传“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孙立人夸耀“福星临德惠”。解放军退却后，国民党东北司令长官杜聿明吹嘘“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蒋介石欣幸过望，在南京庆祝，以自己的名命名50师149团为“中正团”，郑明发连孤守松花江桥头堡，抵抗24倍解放军24天，赐名“中正连”。潘裕昆据说获得蒋介石的“免死金牌”。德惠之仗，是孙立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仗。德惠战役作为国民党军经典战役一再被台湾赞扬，台北还设立一条“德惠路”纪念。
来自他乡的年轻士兵横尸旷野，堆积如山。根据德惠史料记载，解放军牺牲800多人，民间则说至少2万。国民党新一军用重炮轰击解放军攻入的山东屯，造成平民伤亡。一个母亲掩护儿子不幸中炮遇难，多年后，儿子成为老人，每想至此还孩子般地痛哭失声。潘裕昆和孙立人看到德惠那么多解放军尸体心痛流泪，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打日本人都没有这样狠。“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何苦呢？”2008年8月，笔者走访97岁的郭德辉老人，他是当年国民党德惠县公安局局长，对我回忆起解放军死伤之惨重还叹息不已。他认为，解放军至少阵亡五万。
根据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的外孙晏欢博客记载，当时国民党记者于衡在《1945——49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新闻记者亲历记》中对德惠战后描述：
在德惠解围之后，孙立人将军和中外记者团，先后抵达德惠。笔者是随记者团赴德惠采访的记者之一。那次赴德惠采访的记者，包括北平益世报特派员高庆琛，上海申报特派员赵展。我们坐了火车之后，改乘军用吉普。在出发之前，每一位记者从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领了一幅毡靴，一支手枪，一个手电筒，一套新的军用厚大衣。
当我们换乘军用吉普车时，巳经天黑，天空并飘着清雪，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的气候是零下十七度，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脚冻得很痛。虽然脚上的毡靴很厚，仍不足以御寒。那次采访确是一次冒险的采访，因为败退的共军，仍留在我们经过的公路不远的村庄中，虽然我们的车队，有一队士兵保护，但战斗随时可以发生。而且车队前后的距离很远，不能相互照顾。
车行在前不着村，后不把店的东北大草原上，远处看不见灯火，近处也看不见灯火，大地寂寂，风雪凄凄。在午夜时分，才到达潘裕昆的师部。我们到达德惠后的第一件事，是用温水洗脸，吃饭，听取潘裕昆的简报以后，就钻进带拉链的羊绒被中睡觉。第二天一早，出城去看战争的现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堆积起来像座小山似的人的尸体，冻得僵硬像似鱼市场上的冻鱼。因为是冻的僵尸，看上去都没有血迹。有些胆小的同业，用手挡上了眼睛，战场的四周，用一句“尸积遍野”来形容，实在不能算过份。
记得那一天早晨，是个晴天，但寒风凛烈。德惠城内，有些房屋被炮火打得倒塌，有些地方，还在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电线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玻璃窗的碎片，也散落到街上。但我们的士兵，却满有精神的荷枪站岗。
2010年4月，我在北京采访了当年驻守德惠的国民党副营长尤广才。他在地堡里通过电话向潘裕昆提议用重炮射击，围堵解放军，被采纳。不过，尤广才负重伤。尤广才在山东屯一个很小范围内就清理出解放军尸体200多具。
当年陈明仁率领国民党军驰援德惠，在郭家境内遭到解放军伏击，遭受惨重损失，数千阵亡士兵堆在一起，大多数是国民党士兵，少数是解放军。
我母亲的老家在郭家，外公张洪昌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惨烈，善良的他每逢正月十五，按照当地风俗到坟前送灯祭奠，“这些小伙子看着灯肯定乐得抢着就跑！”听来让人宽慰又辛酸。就在2012春节，这个小村还坚持为当年战死者烧纸送灯。
这只是传统，这不是红色爱国主义活动，不是单纯纪念解放军，祭奠的还有国民党士兵，因为都是年轻的生命，早早地在异乡的东北埋葬。
长春的国民党守将是在抗战中负伤最多的郑洞国。解放军兵临城下，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不放任何人出城，而国民党杀民养军，出现了人吃人、卖人肉等惨剧，死尸发涨、爆裂之声不绝，臭不可闻，最后国民党部队投诚。据长春市政府网站等有关资料介绍：“10多万人民群众在国民党‘杀民养军’的政策下饥饿而死，长眠在长春这块土地上。”民间俗语“铁打的德惠，纸糊的长春”流传至今。而今，南京大屠杀30万人妇孺皆知，而长春饿死的10万人悄无声息。有的资料甚至认为死亡60多万人。
战争并非带给东北这块土地唯一的血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劫难，也深深伤害了东北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
据中共长春党史文献记载，文革中长春有2334名干部被迫害致死，严重致残者1860人。一些老革命被打倒，一些政治爬虫开始作乱。那么文革遗留下来的精神疾病的患者还有多少呢？
根据《窑门惊梦》记载，在“左倾”思想甚嚣尘上，“清队”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窑门“群专”组织竟堂而皇之地抓出“复辟团”来。全县有数十万人被审查，有近万人被诬陷，有近三千人被关押、毒打，有四百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同时也造就了成百上千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杨树公社“打国民党”，有10多人被诬陷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有人在医院当会计，遭到毒打。亲属受到株连，被吊在房梁上，皮鞭猛劲抽打，浑身出汗。昏过去后，凉水泼在身上，在钻心的疼痛中苏醒过来，又开始严刑拷打。被逼无奈越窗潜逃，在火车站被守候多时的刽子手抓个正着，又是暴风雨般的拳打脚踢。妻子也被当作“国民党”抓走了，孩子们只能撇在家里，哭爹喊娘。
吉林德惠的王任少年时日语很好，后去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被派到日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其他同志被侦破被捕，他无奈返回延安，遭到怀疑审查。文革时红卫兵批判他为“日本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疯狂殴打，他气愤之下还手打了红卫兵，被抄家流放老家10年时间。
黑龙江省长李范五因发型酷似毛泽东，红卫兵说他是“政治野心家”，在万人大会上要当众给他剃“鬼头”。被剃头的李范五，与主席台上悬挂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的发型相对照。红卫兵把剪下的头发抓起来堆放在他的肩膀上，又逼迫他站到椅子上示众。
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市在“红卫兵广场”召开30万人参加的“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徐静丰、于滋文一大批“资本家”被拉到大会上批判斗争，造反派逼迫他们挂着大牌子弯腰低头地站在椅子上示众。
于滋文，50多岁，一个女性，遭受多少凌辱，是否挨打？是否被永远开除党籍又被恢复党籍平反？现在还活着吗？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如何看待现在的房地产商？
东北，你的苦难该彻底结束了。
§§第五章 看，这帮纯爷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