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周扬
丁玲（1904—1986），女作家。原名蒋玮，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出生于湖南临醴一个没落士绅家庭，幼丧父。1922年入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及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4年入北京大学旁听，修习文学、绘画等，与胡也频、沈从文等相识，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1931年丁玲加入左联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后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此间陆续创作了《水》《夜会》《母亲》等作品。这些创作以其生活内容的广阔和思想倾向的前进，不仅反映了丁玲创作的发展，也体现了左翼文学的成长。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6年出狱后，赴延安，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撰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气息的文章，出版了小说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参加延安**********，于1948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作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1949年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职务。受“左”的政治影响，继在延安错斗萧军等之后，又不公地对待沈从文等。因她与周扬从左联时就有分歧，到延安后矛盾加重，进入北京矛盾激化。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重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后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再次受到迫害并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创办《中国》大型文学期刊，自任主编。
作为有创作个性的作家，丁玲从不回避矛盾，始终关注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命题，往往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生活，揭示人物命运，借以反映中国进行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故使她不断遭到厄运，但正是对生活的深刻领悟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确定了她作为一位杰出作家的历史地位。
周扬与丁玲是冤家对头，这桩“公案”，从左联到延安，再到北京，一直延续到两位仙逝，半个多世纪，对他们扑朔迷离的矛盾，一直众说纷纭，且褒贬不一。
（一）
周扬与丁玲的矛盾，始于左联时期。丁玲的丈夫陈明说：“在‘两个口号’论争时，她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在感情上，她是偏向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的。”从鲁迅批评“四条汉子”来看，那时的周扬年轻气盛，以党的文艺理论化身自居，连对鲁迅都敢颐指气使，又怎能看得起尚未大红大紫的丁玲。应该说那时的周扬尚未异化成党内一贯“左”的文艺官僚，身上尚存文人的某些习性，人性也未完全泯灭。与外界相处，其锋芒自然不会收敛，其宗派主义也难以掩饰，有时还表现出率性和不老练。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江青的前夫、后来成为天津市长的****，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当时地下党有两个相互独立的组织，其中之一是周扬领导的。****好不容易找到周扬。周扬完全可以通过地下党与上级联系，辨别****的身份，但周扬却私自对****进行各种考验，如让****去卖报，黄就卖报，并动员报童搞了一次罢工活动。后又让文弱书生****去拉黄包车，黄就拉车，不久黄就得到黄包车夫们的信任，又组织了一次规模和影响更大的罢工。这样周杨才恢复了****的组织关系，那时他还未修炼成老谋深算的政客。
丁玲那时对周扬没亲近感也无恶感，而周扬对丁玲站在鲁迅、冯雪峰、胡风一边，对他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口诛笔伐，却心存不满，种下怒种。
周扬与丁玲的矛盾，到延安时已较明朗化。
同是来自上海的左联著名作家，周扬与丁玲，到延安后地位难分伯仲，在党内地位，周扬一直高于丁玲，从文学成就和影响来看，丁玲比周扬要大。总体上说二人的地位还处在相对平衡的阶段。
丁玲刚到延安时，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已使她赚足了风头。甫到延安，丁玲常到******的窑洞做客，据说蒋（丁玲）家还同毛家沾点远亲。后来丁玲要到抗日前线，得到******的支持。不久，丁玲就在前线得到******给她写的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是******用电报传给前线丁玲的，丁玲回延安后，她找到******，要他用毛笔字写下来，保存真迹，永为纪念。丁玲高高兴兴地将《临江仙》词告诉好友，一时延安争诵，周扬自然听到耳朵里，其心情可想而知。
关于丁玲在上海被捕后，是否变节，一直成为周扬们特别关注的事情，几次想借此整倒丁玲，但1940年，******在审查丁玲历史结论时，大笔一挥，写上“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有了这个批示，谁还敢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做文章？
随着丁玲到延安，延安的文化界就分化成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与丁玲为主心骨的“文抗”派。“****”结束后，周扬与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谈话时说：“我们‘鲁艺’这一派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
其实，经历过“****”劫难，九死而一生的周扬仍然不改说假话的毛病。事实是，“最早在文字上提出延安有黑点的是周扬，最早反对‘容忍与歌颂’太阳里‘黑点’的是萧军、舒群、白朗、罗烽与艾青”（《凝望夕阳》）。
最好的例证是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文中提出“太阳也有黑点”的观点。“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五人联名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
《新华日报》明明白白记录了这桩公案，但到了1957年，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提倡写黑暗的老祖宗是王实味，第二是萧军，他们说太阳里也有黑点，他们就专门看黑点。丁玲就实践了这个理论，现在是******。”这么一说，遮掩并推卸了自己的问题，将错误转嫁于人，并借此把对手打入十八层地狱。
周扬与丁玲，是延安的名人。他们都愿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周扬始终是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而丁玲则更愿意以文学家的身份与人们交往。周扬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他处心积虑地觊觎权力，手段自然是取悦上司。后逐步完全政治化，成为文化官僚。而丁玲太多的文人习性，有时就难免忘乎所以地表现出来。
（二）
1942年5月，******为在延安召开**********，找了很多作家、诗人谈文艺问题，周扬、丁玲是一定要找来谈话的，周扬在问答中，甚为得体，丁玲直率而谈，毫无保留。
谁知事后丁玲有些忘乎所以，与人谈到文艺时，口无遮拦地说：“主席懂什么文艺，可能还是周副主席稍微懂一些。”偏巧被刘白羽听到，很快向******汇报。丁玲照常去******家，发现******不同以往笑脸相迎，只见他拉长脸，神色难看，也不与丁玲打招呼，自己倒了杯茶，转身进里屋时，对江青说：“你给丁玲同志打盆洗脸水，让她好好洗个脸。”
丁玲挨了一闷棍，感觉莫名其妙，心中忐忑不安。江青对她关照说：“以后你说话千万要注意对象。”丁玲这才恍然大悟（《悲怆人生》）。1942年4月，延安开始整风。在这之前，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一篇随笔，批评了延安一些不健康现象，捅了大娄子，这正中周扬的下怀，他利用一些老干部对丁玲此文的不满，推波助澜，想借此杀杀丁玲的锐气。不料，又是******站出来，为丁玲解围。在一次高干学习会上，******说：“《三八节有感》虽然对党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帮丁玲过了一关。比起王实味后来被杀，丁玲算是万幸的。
丁玲一直看不起周杨，黎辛说，“一九四二年，我去丁玲在‘文抗’的住处送稿和取稿，遇到欧阳山在丁玲处聊天，丁玲坐在靠窗口的书桌边，欧阳山在窑洞左边前后走动着，我进窑靠后站着。忽然，窑外有人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啦？’丁玲回答：‘会演戏的！’欧阳山问：‘哪个会演戏的？’丁玲答：‘周起应。’欧阳山说：‘演戏的来了，我跟他没话说，我走！’欧阳山与周扬碰面时打个招呼，出去了”（《凝望夕阳》）。
丁玲与周扬的关系虽不亲近，时有小矛盾，但令丁玲非常不满的，不是周扬千方百计地从地位上压倒她，而是贬低她的创作。
丁玲在华北写了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胡乔木、萧三等都说好，丁玲复印了两份，将其一交周扬，时任华北宣传部长的周扬却长期压着原稿不看也不退还。更令丁玲不满的是，在一次晋察冀土改工作会议上，彭真在作报告时说，“写雇农家里如何脏，地主家如何漂亮”，“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丁玲、萧三都在台下听着，心里明白彭真在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看过原稿的只有周扬、萧三，萧三的评价是正面的，那就只有周扬不怀好意地把自己的观点传递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才有了会上的那番评价。未读原著，只偏听周扬的汇报，丁玲对彭真极为不满。据诗人田间讲，她因此“不愿见到彭真同志，见面都不愿意打个招呼”。
1948年6月15日丁玲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邀我和他一起散步……散步之后，他邀我同他一起吃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座谈时，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我说我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主席评郭文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毛主席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
1948年6月16日，丁玲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周扬挽留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成时，他不置一词。”可印证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
后来，丁玲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带到东北，才得以出版，最终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1948年5月，******在西柏坡曾对胡乔木、萧三等说：“丁玲是好同志。”1951年，丁玲同母亲在颐和园住，到颐和园去划船的******得知，拉着罗瑞卿到云松巢看望了丁玲。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谁来主管文艺界问题曾征求丁玲的意见，丁玲的心思在创作上，而且也知道周扬具有行政能力，于是丁玲推举周扬。而周扬心胸狭窄，一直视丁玲为眼中钉。比如中国作家访苏，周是团长，丁是副团长，旅途中周、丁为一些小事就闹不愉快。据曾任丁玲秘书、后任《中国作家》主编的张凤珠说，在苏联爱伦堡宴请作家，丁玲、老舍等都收到请柬，唯周扬不在邀请之列，但他是团长，应该赴宴，好心的丁玲马上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表示商量一下。后回话说爱伦堡正在睡觉，拒绝变更名单。实际上是爱伦堡看不起评论家，他来中国时曾说评论家是作家树上的寄生虫，说到理论家，他更鄙视。
又据蒋祖林在《回忆母亲丁玲》中说，那时周扬、丁玲、老舍访苏，到列宁格勒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的照片。丁玲即向文学馆负责人提出，应把她的照片取下，但未被接受。
苏联之行，周扬心中颇为不快。其实，那段时间，周扬常挨******严厉批评，郁闷得很。1951年初，******把周扬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批评之后，******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让他下湖南参加土改。周扬迟迟未动身，******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去押他下去。”
******对周扬不满，让周扬的另一个对头胡乔木主持第二届文代会。胡乔木一直与丁玲关系不错，想用丁玲取代周扬的部分工作。丁玲回来与陈明商量，陈明觉得胡乔木已把话讲透了，不干就不好了。劝丁玲说：“你就勉为其难吧。”于是，丁玲主持全国文艺界整风工作。
但胡乔木照搬苏联取消文联，让作协、剧协、美协等平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协会。******听了汇报，火了，认为取消文联不利团结老一辈文艺家，不让胡乔木管了，命周扬回来筹办第二届文代会。
就这样，周扬才有惊无险地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经完全政治化的周扬，深深感到胡乔木、丁玲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分析得很透彻，胡乔木是******的秘书，地位远在自己之上，但天高皇帝远，对自己还构不成致命一击；丁玲则不然，那时******还与她关系不错，如若丁玲遇到机会，取代他并不是不可能。况且从左联始，二人之间的纠葛和矛盾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他知道与丁玲间的斗争已到有你没我的地步。这就是周扬之后千方百计置丁玲于死地的根由。
完全被政治化的周扬，最终找到制胜对手的法宝，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把柄，或制造把柄，上纲上线，把对手推到对立面，然后下狠手，将之打入十八层地狱，此妙法屡试不爽，让周扬在文艺界独步天下，直到别人也用此法让他在“****”中落马，吃了大苦头。
把丁玲和陈企霞整成“****小集团”是周扬一伙继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又一精心策划的“杰作”。如果说批胡风，是一次从上面发动的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丁、陈****小集团”的冤案，系由周扬一手导演的悲剧，周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用受此案牵连被打成****的唐达成的话表述，就是此冤案让他“开了眼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叫‘强词夺理’，‘百口莫辩’”。
事情的发生纯属诬告，事件过程十分荒诞。
1999年10月，我与唐达成、李凖、李瑛等作家，应邀赴云南昭通，参加一扶贫活动，曾与唐达成彻夜长谈文学等问题，在涉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斗争时，唐达成给我讲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小集团”的前前后后的故事。他亲自参与了这场斗争，记忆犹新。
“丁、陈****小集团”案，始于1954年康濯的一封检举信，“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郭小川语）。康濯，写过小说《我的两个房东》，曾受周扬的表扬，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鉴于其大肆诬陷很多同志，唐达成曾予以痛斥，据唐达成在1957年6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发言的原始记录载有“谁给康濯以权力在全国文艺界党内负责同志的面前这样大肆歪曲文艺报的呢？据说，康濯同志本来也是****集团成员之一，这就令人奇怪了，为什么这样一个据说有****思想的同志又立刻可以以这种揭露的方式来做传达呢？难道能因为这样的歪曲就证明康濯同志是纯洁的吗？这是我所理解的，而更令我愤慨的是，后来我们在向康濯同志核对事实时”，“康濯同志没有任何自我批评的精神，没任何内疚，说这些材料都是有人提供的”。到底是谁提供的，却讳莫如深。
唐达成慷慨陈词，痛斥康濯时，刚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心胸磊落，他敢于与康濯面对面说出真相，其发言是极可信的。
康濯的检举信是不是由周扬授意的，已死无对证，但周扬利用这封信大做文章，把丁玲往死里整，是有充分证明的。他们中的诗人郭小川，在1967年的交代材料中有这样的内容：“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一九五五年底，康濯写了一封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本没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
周扬一伙想搞掉与其旗鼓相当的丁玲，毕竟难于一手遮天。周扬把他们精心策划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后，本来就对丁玲有看法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便召集会议，坐实此案，但并不顺利。据1995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载：“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部长会议以后，张际春提出成立调查组，经过两次变动，最后由刘白羽、杨雨民和张海三人组成。下设办公室，丁宁（作协行政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有唐达成（《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高铮（机要秘书）。从此开始调查工作。”
富有戏剧性的是，“调查实际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一九五五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小集团的报告》中揭发丁玲****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子虚乌有……”（李之琏回忆）。调查材料写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丁是丁，卯是卯。
将调查结果上报给******的是张际春。
1956年12月，由陆定一主持召开会议，听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汇报调查结果。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这一问题的提出，十分耐人玩味。
陆定一听了之后，自然十分尴尬，当众对周扬一伙十分不满地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最后他无奈地表示：“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对周扬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丑行，于光远在《我所认识的周扬》一文中有精彩的描绘，此处不赘。
周扬无中生有整人的丑行被当场戳穿后，他即刻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斗争并不是他发动的，是党中央******指示的。是周杜撰的还是确有其指示，更是无法对证的。但是周扬犯了一个大错误，无论******是否有过这样的指示，他都不能说出来。他犯了一个********，为后来挨整，埋下了伏笔。
1957年6月6日，根据******的指示，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处理“丁、陈****小集团”问题。真相已大白，何须再讨论？上面有压力，过场不能不走。周扬系此冤案的始作俑者，自然要忙着表态：“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评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周扬的发言，一表现心虚，毕竟捏造事实整人；二道歉但不认错，丁陈并非没问题，只是他们整丁玲的手段不当而已（《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刘白羽、邵荃麟也相继承认错误，“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丁、陈****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表示承担责任。
这里有个小插曲，不得不提。
就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第二天会议上，有个年轻人勇敢地登上讲台，发表了离经叛道、不识时务却振聋发聩的演说。他就是调查丁、陈小组的成员之一唐达成。发言中，除了批评领导，在丁、陈处理问题的失职外，还猛烈抨击康濯之流诬陷他人的无耻。最后他说：“丁、陈问题何以会发展成后来的那样，决不是偶然的，检查这一个错误，将会得出十分深刻的教训。”
除了痛斥康濯的言辞略微尖锐，唐达成的长篇发言应该说是客观的、冷静的。唐达成虽年轻，文学功底却不浅，他的发言平静中有雷声、温婉间有锋芒。比如他发言中最有力量的话：“虚伪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这是泰戈尔“虚伪不能借权力变为真实”的翻版。
周扬就在台下，他听唐达成的发言，句句痛在心头。散会后，他背着手，沉着脸，一声不吭地向门外走去，他的背影透着冷气。唐达成告诉我，周扬从此对唐达成耿耿于怀，他说“唐达成竟然拿资产阶级的语言来猖狂对党攻击”。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不久，中国作协开展整风运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一桩明显的冤假错案。批评意见自然集中在周扬身上，群众纷纷提出质疑，问题越来越尖锐，态度也渐渐趋向激烈。
蒙受不白之冤的丁玲、陈企霞开始反击，并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周扬处于被审判的尴尬地位，往日的嚣张不见踪影。会议开了三天，周扬天天硬着头皮挨批，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只好休会（《********》1993年5月号）。
（四）
世事难料，一个半月之后，风云突变，周扬、丁玲都不曾预料。按******设计的引蛇出洞战略，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之后，接着就开展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反对****斗争，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整肃。
或许******翻云覆雨并非针对丁玲、陈企霞们，但周扬却巧妙地利用这一场阶级斗争，再次将丁玲掀翻在地，再踏上了一只脚。
被丁玲等生生把作协扩大会议搅黄之后一个半月，周扬与丁玲突然来了一个角色对换。不再是周扬们狼狈挨批、低眉道歉，而是丁玲们又被推到审判台，被周扬们戳戳点点地揭发批判。
《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三期有这样一段表述：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的文联大楼，二楼的圆柱型大厅举行。先安排陈企霞做“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一些人愤怒指责，高呼“打倒****分子丁玲”的口号，声势凶猛。轮到丁玲站在讲台时，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言以对，后来竟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一阵混乱，有人斥责，有人叫喊，有人沉默，会议又陷僵局，主持人只好让丁玲退下，从此扩大会议陷入僵局。过了若干年后，唐达成给我讲了丁玲、陈企霞最终被周扬撂倒的具有戏剧性的经过。定丁、陈为****集团，是从追查一封匿名信开始的。陈企霞曾经给中央反映周扬一伙种种错误行为，是以匿名信的形式发出的。周扬等曾怀疑是陈企霞所为，奈何没有证据。
打破周扬和丁玲沉默对峙的是天津作协负责人方纪。
在一次党组扩大会上，高大的方纪突然亮相，向会议报告说，天津反****斗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揭发出一桩向党进攻的阴谋计划。然后方纪领天津一位女作家柳溪进入会场，说证人已到。方纪把陈、柳间的婚外感情及如何写匿名信和盘端出。一贯刚毅、桀骜不驯的血性汉子陈企霞突然仰天长啸，瘫在座位上。于是仅凭一封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的匿名信就将丁、陈定性****集团。
以利用人性弱点，践踏人格和尊严的方式，使“丁、陈****小集团”全线崩溃。
关于8月3日第十次会议，河北作家、现任河北省作协名誉主席的徐光耀有这样的回忆，“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做了‘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接下来，谈他受处分之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没有情节的故事》）。
“周扬一伙大获全胜”，丁、陈一败涂地。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出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一文，在文艺界引起巨大震荡，接着便有大批作家和广大知识分子纷纷落马。
原本属于丁陈集团而后“起义”的康濯，因有功封官晋爵外，实际上“****集团”只有丁玲、陈企霞二人。但“凡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是为****，或定为****”（《新文学史料》第1989年三期）。
这里需要提一个人，诗人郭小川，整丁陈时，他不在作协，后由周扬将其调到作协，任秘书长。过去郭小川左得出奇，深得周扬信任。调他来作协，目的是由他负责调查丁陈的情况，承担写最后结论的任务。经郭小川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核证，期间有丁玲、陈企霞的申诉诘问，又有周扬等人的督促压力，作为正直的诗人，面对事实，得出一个令周扬们大失所望的“****集团不能成立”的结论，郭小川从此不断受到批评。他有一部《检讨书》，是他受批判写检讨的真实记录。
丁玲落难后，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北京的文艺界成为“四条汉子”的一统天下。
（五）
1966年的“**********”风暴，掀翻周扬们，他们品尝到他们对待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的苦楚滋味，同时，“****”的“文化****主义”及公开篡改历史的行径，让周扬们这些小巫，见识了大巫的厉害。如果说，鲁迅先生在批“四条汉子”时，是把他们的人格问题同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对“四条汉子”的打击、诬陷，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的。
粉碎“******”之后，被极左政治整肃过的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都陆续得到平反，周扬、丁玲自然名列其中。
获得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周扬与丁玲，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文学观念，却仍有区别，周扬做了一个名噪一时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后发在1983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尽管一些官员将其视为“自由化”的标本，而开展一场批判，但文化知识界却普遍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的声音”，是周扬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胡乔木和周扬是老对手。新中国成立初******不满周扬，让胡管文艺界后又重新启用周。到了1982年，周扬位在胡乔木之下。在胡的重重压力下，周扬为他的那个著名报告，付出了沉重代价，即被逼无奈，在报告上发表“词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以至尽是错话”（王蒙语）的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周扬终于不堪重压，昔日的“文化沙皇”，在口诛笔伐，加上自我否定的表态中，轰然倒塌，却得到人们的同情。
正在周扬因谈人性和异化等问题，被胡乔木狠狠地整治，四面楚歌的当儿，丁玲却联络了十四名党员作家，联合给******写信，状告周扬自由化罪状。******专门派人下来，找人调查。政治化的周扬，已向自由人转化，而深受极左之害的丁玲，却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让人怀疑她的动机。
作为深谙文学之道的老作家，非但不支持“伤痕文学”中涌现的勇敢批判极“左”的中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反而屡屡拿“左”的一套批评之。纠其因，要么是仍想处于文学舞台中心，唯自己才配挂头牌，一群小字辈岂能入法眼；要么是丁玲骨子里的“左”的外化。
我们不妨再举个例子，丁玲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人“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明明在北大荒吃尽苦头，却大唱赞歌，这真是悖论。
新时期来临之后，周扬由“左”向右转化，而丁玲由右向“左”转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两个昔日文坛的风云人物的争斗和结局，让人不由想到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中的那几个后院争宠斗法的妻妾的命运。
那时，周扬、丁玲已被政治边缘化，他们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又黯然地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