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的整个历史来看，心理战只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对抗的一个补充角色。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只是将心理战附属于国家安全战略，心理战只是侧重于改变公众的态度，只是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心理战几乎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方方面面。
1952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其政府将心理战活动放在了政府活动的首位。艾森豪威尔指出，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考虑到心理战的效果，因此在其任期内，美国政府的许多活动都是出于心理战的考虑。艾森豪威尔本人非常看重心理战，他认为心理战必须融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当中，并且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其他元素不可分割。
由于心理战在二战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艾森豪威尔对在和平时期发挥心理战的作用产生了兴趣。在1945—1948年任国防部长期间，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仔细研究心理战的经验。在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他继续支持心理战，并在1950年10月发起了一场筹集资金的活动来支持自由欧洲电台。艾森豪威尔在1950—1952年做北约总司令期间的经历更加让他确信，美国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对抗苏联的宣传。在他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世界联盟期间，他开始意识到心理战可以被西方用来加强美国领导下的联盟。他认为欧洲人“以往的担心和偏见”使他们很容易成为苏联宣传的“猎物”。
意大利大选中共产党的失败使得艾森豪威尔更加意识到心理战的重要性。“民众被误导，被灌输错误的信息，（意大利）的例子就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而且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对盟国进行巧妙地宣传是必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样的宣传对于对抗苏联在西欧的宣传以及在反共活动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1952年5月份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研究如何增强美国的政治战的有效性，与会人士包括查尔斯·布伦（Charles Bohlen）、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艾伦·杜勒斯、瓦尔特·罗斯特（Walt W.Rostow）、杰罗密·维斯尼（Jerome Weisner） 洛伊德·伯克尼（Lloyd Berkener）， 以及C. D. 杰克逊，其中很多人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重要职务。会议认为美国的宣传不奏效是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策作为指引。如一位与会者所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我们要给观众什么东西？除了新闻、指责、分析苏联的政策和行为，这些无非是关于自由、公正和自由竞争的模糊的许诺。”会议建议用统一德国、解放东欧，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裁减军备等话题将世界各国联合在美国旗帜周围。C.D.杰克逊将会议的建议提交艾森豪威尔，称其“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建议要使心理战正式成为政府的政策。它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提升美国作为世界和平领袖的地位，这也最终促成了艾森豪威尔强化美国的形象，加强盟国的决心。艾森豪威尔不仅将冷战视为军事和经济战争，更视为心理和意识形态战争，他认为，在冷战氛围中，经济发展、外交政策、文化、科技、宗教信仰，甚至普通美国公民的行为在美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中都与氢弹和弹道导弹一样重要。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普通民众、社会知名人士、民权组织、女性团体、工会组织等都纳入其心理战轨道。“我们主要与苏联竞争自由世界的观点，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自由世界里不忠诚的、左右不定的、迷惑的、冷漠的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人。”
艾森豪威尔认为，心理战是国家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多次声称“完全的实战要比我们在政治斗争的前线所面临的危险少得多”，他强调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强有力的、各部门充分协调的心理战。需要指出的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将心理战仅仅局限于宣传。他认为，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中，美国的行动和政策带有重要的心理战意义，心理战并不是美苏对抗中一个边缘角色，相反，他认为争夺“人类心灵和意志”是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在给朋友的信中艾森豪威尔写道，“事实上人都是情感动物，他们对于多愁善感会作出反应，对于统计数据和逻辑同样会作出反应。”正因为如此，“所有人的思想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日记中他写道：“民间的领导人谈起某个国家的士气就好像它是某种不能控制的事件或现象，就像闪电或寒冬一样。而军队的领导人将士气看作最重要的因素，一种他能够采取行动的因素。”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心理战与领导艺术、教育和传达一种“对于事实的基本理解”有关。那些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被误导了，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只是意味着克里姆林宫的奴役和统治。关于第三世界，他认为“我们必须向那些相信共产主义的许诺的人们揭露共产主义的罪恶，要使人们确信，他们如果想要维护所获得的独立就必须与自由世界合作。”在很多场合艾森豪威尔都强调，美国的力量不仅依靠经济和军事因素，而且有赖于其精神财富。他认为因为苏联的专制主义在道德上是败坏的，因此从长远来看自由的吸引力必将获胜：“自由世界对抗共产党专政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自由对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吸引力……我们的体制将来必将胜过共产主义的说教。”
因此到了1952年艾森豪威尔参加总统竞选时，就已经发展了一整套关于心理战在美国的冷战中的重要性的理论。在8月到10月的一系列演讲中，他不断呼吁要 “巧妙地、持之以恒地以事实的力量”来对抗共产主义的“可怕的疾病”，强调“共产主义和自由之间的战争就是意识形态之争”，认为“美国必须充分发展……我们可以使用的心理武器。”
艾森豪威尔10月8日就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尤为重要，其主题便是心理战。在演讲中，他建议听众不要担心“心理战”一词，因为心理战是“争取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战争”在演讲中，艾森豪威尔没有将心理战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狭义的心理战只是侧重于宣传），相反他强调要将心理战略融入政府的每一项活动之中，以便取得最大的心理效果。他婉转地批评了杜鲁门政府没有给予心理战足够的重视，指出在他的心理战中包含了外交、经济援助、贸易、人员往来，甚至体育赛事。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个连贯的国家安全战略，要将心理战延伸到政府部门和宣传机构之外。“仅仅通过增加国会对美国之音的拨款我们无法赢得这场争夺思想和心灵的战争……相反，我们必须利用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各种有效的方式。”艾森豪威尔指出，真正的心理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应该计划和协调政府的每一项有意义的行动以产生最大的心理效果。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必须要调动宣传之外的一切力量来进行与美国的外交有关的活动，包括传统外交、经济援助、贸易、友好交流、体育赛事以及媒体。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没有说的话或者没有做的事，都会在其他国家造成影响。”
艾森豪威尔上任之后不久便任命威廉·杰克逊（William H. Jackson），银行家兼中情局前任副局长担任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罗伯特·卡特（Robert Culter）、高顿·格里（Gordon Gray）、 C.D. 杰克逊 以及一些身份显赫的生意人，同时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共同安全局以及大批中情局人员。安波特·沃施本（Abbott Washburn），美国新闻署未来的副局长，担任委员会的行政秘书。而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对于塑造美国的宣传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的政府中包括许多执著的心理战斗士，如艾伦·杜勒斯、鲁舍司·克雷、阿尔弗雷德·格伦斯尔、纳尔逊·洛克菲勒、瓦尔特·拜戴尔·史密斯和C.D.杰克逊。他授权许多研究以评估如何使心理战取得最好效果并且如何保持心理主动权。他先是任命C.D.杰克逊，后来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为总统助理来计划心理战。此外他又监督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宣传机构，美国信息署（美国新闻署），以及专门负责心理战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CB），提升了美国之音以及自由欧洲电台（RFE）的宣传作用，并且授权了一系列隐蔽的心理战。
艾森豪威尔对于心理战的重视对其任职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考虑到心理战因素。正如布兰奇·库克（Blanche Wiesen Cook ）所说，“艾森豪威尔是最早意识到心理战重要性的人之一，也是一贯支持心理战的人之一”。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美国的整体政策，包括外交、内政、经济和军事政策，都在为心理战而服务。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和平地结束冷战，寻求限制军备的有效途径，却不断受到其政府内部鹰派、共和党、美国的盟国以及苏联的反对。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己的目标。
为了提升美国作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形象，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了许多具有心理战效果的计划，美国的盟国、国内民众以及中立国家都是艾森豪威尔心理战的目标。他更喜欢提出一些惊人的建议，但目的不是要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而是要影响盟国和中立国家的决心。艾森豪威尔更注重形式，而并非内容。他的目的是要保证美国的心理战取得成功，用这种方式来使人对苏联的和平建议产生怀疑，加强西方的决心，打击中立主义，满足世人对于军备控制取得进展的要求，以便揭露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和平攻势”是欺诈行为，从而树立美国作为最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超级大国形象。
因此在西欧，美国心理战的主题主要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苏联民众强迫性的劳动、苏联对自由的限制、共产主义国家缺乏消费品等等。另外一个主题是每日宣传美国的政策，不论是总统进行的整篇演讲或是关于对欧政策的新闻。此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宣传主要侧重于宣传关于美国的积极主题，使世界相信美国追求和平和控制军备的执著。除此而外还宣传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科技进步以及能够反映美国积极形象的其他政策和项目。它们宣传自由工会组织，解释美国民主的运行方式，赞美消费资本主义的好处，美化美国的日常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