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幼孤贫，四岁丧父，母亲独自把他养育成人。少年欧阳修，聪颖上进，好学不倦，志向远大。因家境不济，无力支应他学习的需要，他就用芦苇杆当笔，以大地做纸，在地上学习书写，终于练出了一笔好字。他好读书，每读文章，几遍就能背诵。这样勤学的结果，到20岁时，在乡里就已是“嶷然有声”了。
欧阳修在1030年的时候，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由于平时的苦学，在进士的考试之中，他获得了第一的好成绩，擢为甲科，被派到西京（洛阳）当留守推官，从此，他走上了为官之路。不过，这条道路不太平坦。1034年，他召试学士院，授宣德郎，充任馆阁校勘，到了“庙堂之上”。但到了1037年，因为批评时政的范仲淹被贬到了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也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这就处于“江湖之远”了。1040年他被召回，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1045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受挫，范仲淹等人被贬，他也被贬到滁州，这就是《醉翁亭记》所诞生的地方。不久他又从滁州转到了扬州，再转到颖州，最后到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直到1054年，他才又奉诏进京应命修撰《新唐书》。由于长期被贬，被召回京城之时，他已经是华发早生了。当宋仁宗发现他早生的白发之后，心里都有所戚戚然，不禁连连向他“问劳”。
对于改革，他或在理论上支持，或在行动上参与，《朋党论》就是他在理论上支持政治改革的一大实绩。文章一反过去把朋党视为大逆的观点，将其看作君子之所为。认为国家，应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天下治矣”。指明了君子“朋党”的正义性，从根本上动摇了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出言有力，观点独到，批驳准确，给守旧派用“朋党”污蔑改革者的行为以一个有力的回击。这样犀利独到的批驳，自然引起对立方的反感，他们对欧阳修“视之如仇”。仁宗似乎给了他一些褒奖，说他敢于直言，赐给他五品的官带，并说“像欧阳修这样的直言，到那里去找啊”，不过，最后还是把他贬谪了。
《朋党论》尽管有理有据地批驳了保守派的理论基础，但保守派用“朋党”的罪名压制革新者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后来，保守派们又用“朋党”之罪名加于改革者的头上了。而且由于对范仲淹的支持，欧阳修也被当时的守旧官吏视为“朋党”，而范仲淹等人也因“朋党”罪名遭到了贬谪。于是，欧阳修又举起了论战的巨笔，为他们据理力争，说范仲淹等四人，天下只知道他们有可用之贤，而没听说他们有可罢之罪。自古以来，小人要陷害忠良，就污蔑他们为朋党，这样就可以将忠良“一时尽逐”。因为中正之臣在朝廷，“群邪所忌”。这种斥忠良之臣为“朋党”的做法，只能使良臣得不到任用，其结果，是“敌国之福也”。
大凡有改革意识的人，都会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欧阳修也是如此。当时西部边境常遭西夏的骚扰。面对这个问题，居然有大臣提出废掉麟州边寨的主张。对于这种意见，欧阳修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因此提出分兵而守的主张。于是，麟州要塞得以保留，国家的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另外他提出利用边塞地方几处废田的主张，不仅为当地百姓谋取了利益，也为国库增加了数百万斛粟米的收入。
欧阳修不仅言论高超，他的行动也是敢作敢当。在一次战争之后，两个打了胜仗的将官，私下里纳了妇女。这件事被他知道后，抓了一个，吓了一个，使两个人都把私纳的妇女退还出来。一位与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宣抚使富弼，为了安全，杀了对方派来的使者，而且还将要杀一些人，欧阳修批评他说“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罪没有大过杀已经投降的人，何况是胁从呢？从而制止了一场杀戮。在他当龙图阁学士、任开封知府的时候，他秉承包公的威严，不求自己的名声，但对地方的治理有功，连京师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在他当翰林的八年中，他知无不言。有一次黄河决口，有人想开横垅故道，又有人主张将河水导入六塔河，众说纷纭，人们莫知所从。这时欧阳修说，黄河的水混重，很容易淤积泥沙，“下流既淤，上流必决……所谓开黄河故道或将水导入六塔河都难以解决问题，不如因水所趋增堤浚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这样倒可以获得数十年的利益”。可惜这个意见遭到了当权宰相等人的否决，结果闹成了河北的水患。
欧阳修的一生，致力于改革，但因旧势力的强大，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但对于文学的改革，可以说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宋朝传至欧阳修时代，虽已建国百年，但文学方面的情况，仍然沿袭着五代末期的遗风，“锼刻骈偶，淟涊弗振”。读书人“因陋守旧”，文章“论卑气弱”。在他以前，虽然有过苏舜钦等人要求改革，但也因腕力的不足而告终止。举起文学改革这面大旗的，还是欧阳修。
欧阳修对于文学的改革，当然首先是有感于当时文风不健，不过引发它的契机可能还是欧阳修青年时代游历时的一个愿望。那时，他在一堆废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愈的一部遗稿，他如获至宝地读了起来，心中十分羡慕，下决心改革当前“论卑气弱”的文风。于是他探求韩愈文章的精髓，务必要求得与韩愈“并辔（马鞍）绝驰（快跑），而追与之并”。这样，他就立下了一个改革当时文学状况的志向。这一追求，使他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为此，他一面提倡，一面敦促，一面实行。在散文理论上，他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这都是强调了文章的文道关系。欧阳修所说的“道”，不是指纲常伦理的“道”，而是指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他的意思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正确了，健康了，文章的文彩也就会产生出来了。嘉祐二年，欧阳修被派贡举（主持科考）。当时有一种被士子们称为“太学体”的文体，崇尚险怪奇涩的文字。欧阳修力图在这次考试中改变这种文风，他就排斥这种文章，凡是写成“太学体”的，他就一概不取。为这件事，一些嚣薄之徒闹事了，他们等到欧阳修的车驾出行的时候，拦住马头，弄得巡街的兵士都阻拦不住。但是，欧阳修采取了强硬的态度，顶住了骚乱，结果，虽然当时混乱了一阵，但整个“场屋之习”（科场的风习，也就是科考的文风）从此发生了改变。这件事情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欧阳修还以这种精神培养后学，对王安石、三苏、曾巩都很有教益和指导。宋代文人之所以有四五位誉居“唐宋八大家”名列，和欧阳修的这种举措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不仅提倡、敦促文学改革，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他自己的散文写作就为大众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欧阳修各种文体兼长，尤以散文突出。在创作实践中，他尊崇韩愈的“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雕章琢句和怪僻晦涩的作派。
欧阳修一生写过五百多篇散文，其中有政论、史论、记事、抒情、笔记等多种文体。当代散文史学家郭预衡先生说他的散文大多“内容充实，启示旺盛”，“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一般公认为《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归田录》等。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醉翁亭记》和《秋声赋》了。
《醉翁亭记》是他谪居安徽滁州时的作品。其中，通过对醉翁亭周围山林景物的描绘，抒写了很多自己离京外放，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抑郁。那有名的21个“也”字句式，展示了一唱三叹的感喟。《秋声赋》将深夜的秋声写得惟妙惟肖，将那无形的声音，写得可触可感：“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从从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当我们读到这段文字的结尾时，似乎又能从那从从铮铮的秋声中，感到万籁俱静的空寂：“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这种绝妙的描写，这种既繁杂又空寂的意境，使人感到了秋的肃飒。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有开拓的意义”（郭预衡语）。
欧阳修的词也很出类拔萃，如他的《踏莎行》和《采桑子》等。《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采桑子》之一：“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欧阳修在文学方面的改革，“大力倡导了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他的文风“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欧阳修有《欧阳文忠公全集》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