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赏识是更上一层楼最大的推动力领导者要想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善于管理、做好本职工作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也绝不能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上级领导的赏识，因为他是你的“老板”，是你事业高度的决定者。你只有在领导面前用积极主动的作风和精神面貌去赢取信任，才不致陷入被动，这也是领导之道中交换法则的一种应用。
1.对事业要首先做到忠心耿耿
“领导警语”
上天时刻监视着世上的人，不论善恶，都必定有报应。善行中最好的是忠心，恶行中最坏的是不忠。忠心则能得到福禄，不忠则受到刑罚。（惟天监人，善恶必应。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
——《忠经·证应章第十六》
在中国封建社会，君臣一直是相辅相成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又必须通过臣辅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皇帝依靠宰辅治理国家以巩固统治，宰辅则依靠皇帝的信任重用方可以施展才华以安居高位。
公元前201年，刘邦摧败项羽，夺取天下，登上皇帝位，刘邦为了酬赏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文臣武将们，决定论功行封。然而，由于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后来刘邦以萧何功劳第一，首先封他为郴侯，食邑8000户。同时，“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刘邦对萧何的封赏立即引起了他手下将领的不满，他们喧然大哗，愤愤不平：“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面对这些有着赫赫战功的将领们，刘邦说了一番既粗莽但又有哲理的话语。刘邦说：“诸君知猎乎？”众将答曰：“知之。”又问：“知猎狗乎？”回答：“知之。”刘邦严肃地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听后，个个面面相觑，无敢再言。
刘邦对萧何的行封与评价，是十分公允的。萧何在辅佐刘邦定天下的事业中，确实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君臣两人在创建和巩固汉皇朝的过程中，一直相辅相成，配合默契。
远在刘邦尚未发迹时，萧何作为秦沛令主吏掾就多次周济刘邦，脱刘邦于困境之中。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又佐刘邦起事响应，拥立刘邦为领袖。在近三年的反秦战争中，身为丞都事的萧何不离刘邦左右，日夜操劳，谋划军务，督办众事，是刘邦最有力的辅佐之一。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统率起义军攻占咸阳，秦王子婴投降。起义军一入咸阳，诸将就纷纷涌向秦府库，掠取金帛财物，刘邦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一头扎进秦皇宫中，贪恋宝货美女而舍不得离开。这时候，惟独萧何对金帛财货不屑一顾，急忙赶往秦丞相御史府，收取秦朝的律令、图书和各种档案材料，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治国理政的远见卓识。在随后爆发的楚汉战争和刘邦初创帝业的艰难时期，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多少、形势强弱、民生疾苦了如指掌，并据此采取相应措施，全赖于萧何这一及时收取秦图书档案之举。
十二月，项羽率大军打进关中，裂地分封，把刘邦封于西南巴蜀地区，为汉王，企图将刘邦阻隔在封闭的山坳里，使其无法进入中原与己争天下。对此，刘邦非常恼怒，决心与项羽决一雌雄。手下大将周勃、樊哙等也主张与项羽抗争。此时此刻，萧何却冷静地分析形势，对刘邦进行耐心的开导。萧何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即在汉中称王，即使条件再差，也比白白送死好些。萧何一句话，使暴躁的刘邦猛然惊醒，他忙问萧何：“何为乃死也？”萧何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接着又为他分析了刘、项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形势，劝刘邦能屈能伸，不要急于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应先屈居汉中，安抚百姓，招贤纳士，积聚力量，然后以巴蜀为基地，伺机出师关中，逐鹿中原，与项羽争天下。沉稳的萧何经过耐心的劝导，使暴怒烦躁的刘邦镇静下来。于是，刘邦听取萧何的意见，并拜萧何为丞相，率师入汉中。萧何作为刘邦的得力助手，在关键时候为刘邦日后的勃兴奠定了基础，他明确提出了“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进军策略。并协助刘邦，加以具体实施，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更深远的一统天下的宏图，为实现这一宏图，除了自己兢兢业业地辅佐刘邦外，他还特别注意为刘邦物色智勇双全的大将。萧何通过与当时任小吏的韩信交谈和接触后，看出他的才能，并决计推荐绐刘邦。当韩信见重用无望、愤而出走后，萧何便不顾一切，将其追回，并劝刘邦拜这位“国士无双”的当时还默默无名的小卒为大将。刘邦相信萧何的知人之明，便听从其建议，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隆重地拜韩信为大将。后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果然屡建巨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君臣相得是要默契、不疑，但宰辅们对君主与王朝的贡献也是重要因素。萧何本人并没有身随刘邦参与攻城略地的楚汉大战，而是以丞相身份留守后方根据地，为前方输送士卒粮饷。在刘邦率兵进攻关中的岁月，他“留守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食”。当刘邦挥兵出关、乘胜东进时，萧何又留守关中。他身居关中，心系天下，为治理好关中，辅佐刘邦创建帝业，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一边侍奉太子，修治临时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建宗庙、社稷；一边制定法令规章，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使满目疮痍的关中很快成为富庶兴旺之地，源源不断地为刘邦输送去充足的兵士和粮草。刘邦对后方的萧何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对他的意见特别尊重。后方的诸军国大事，甚至一些法令的制定和颁布，刘邦也都放手让萧何“便宜行事”，或“先斩后奏”，事后并都予以认可肯定。这样，君臣二人，一位坐镇前线，指挥将帅攻城略地，一位身居后方，足食足兵，不断为前线补充给养。虽君臣分居二地，但两地一心，配合默契。对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如公元前205年的彭城之战中，刘邦前后死伤20多万人，“睢水为之不流”，项羽将刘邦重重围了三层，最后刘邦只与数十骑兵逃出重围，困守荥阳。在此紧急关头，萧何又紧急动员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补充军力，使汉军军威再振。刘邦这次与后来的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全赖萧何在关中后方的大力支援，使刘邦重新振作起来。实际上，萧何在关中的所作所为，牵动着刘邦定立天下的全局。
所以，刘邦在给群臣论功行赏时，将萧何排第一：谒者鄂千秋也公正地指出；“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萧何不仅对刘邦始终忠心无二，同心同德，赢得了刘邦的信任和尊宠，而且直到惠帝时，萧何对君王的忠诚一如既往，君主对萧何也同样倚重。
萧何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宰辅的典范，他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忠心”二字，有了忠心，让帝王认识到这样忠心，他才可以放手发挥才干，才可以成就一番功业。
打造个人的忠诚品牌
所谓品牌就是：别人卖不出去，我能卖出去；别人卖得少，我卖得多；别人卖得便宜，我卖得贵。当然，这是相对于商品来说的，商品的品牌包括诸多因素，如产品质量要好，这是基础；商品要美观、实用等等。但作为一个人来说，属于自己的品牌，至少是商品意义上的品牌，你就会在这个社会上吃香，品牌源于竞争，而最后也终于竞争。树立你自己的品牌，至关重要。如果说质量好是商品属性的基础，那么无疑，忠诚将是你在职场上的重要底牌。其实，人的品牌就和商品一样，商品只要不偷工减料、价格实在，就能争取一定的消费者，建立相当程度的品牌。做人、做领导也是同理！对于人来说，品牌就是你将人性中至美的一面发挥到极致，而尽量抑制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将对于自己发展有利的一面全方位地展现给大家。而忠诚更是这一品牌中含金量最大的一部分。在日常之人事交往中，诚信之心必须贯彻于人的实际行动中，此与彼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相互诚信基础之上的。彼此诚信的程度，确立二者心心相印的程度。若有一方失去诚信之心，他也就会失去对方诚信的回应。
所以，诚信之心不仅适应于治身，同样也适应于管理。切莫妄图以不诚信的虚伪能赢得诚信的回应，“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机巧之心所得到的报应只能是与之相应的混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一分诚信，那么你的工作环境将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树立起了“忠诚”这一个人品牌，就等于拥有了打开升迁之路的敲门砖。
2.对上级要以诚相待
“领导警语”
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君主。孔子回答说：“不能欺骗君主，但应该进谏规劝他。”（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论语·宪问》
领导者最不能容忍下属的缺点就是欺骗，所以在封建时代臣子一旦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不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是领导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宋朝鲁宗道曾在东宫担任谕德官。一天，真宗要召见他，派去的人到他家时，他却不在。等了好久，他才从仁和酒店喝酒回来。
派去的中使对他说：
“皇上要是责怪你来晚了，是不是找个什么理由来搪塞一下？”
宗道说：
“就实话实说吧。”
中使说：
“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
宗道正色道：
“喝酒，是人之常情；欺君，可是臣子的大罪。”
中使把他的话告诉了皇上。真宗问宗道：
“为什么要私自去酒店？”
宗道谢罪说：
“臣的家穷，没有喝酒的家什。正好赶上有乡亲远道而来，我只好请他去酒店喝酒。但臣以为臣换下了朝服，街上没有人能认出我来。”
真宗龙颜大悦，笑着说：
“爱卿是朝廷的臣子，这回怕要受到御史的弹劾了。”话是这么说，但从此真宗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为人忠诚正直，可以重用。果然，后来鲁宗道当上了龙图阁大学士。
大智者不逞智。鲁宗道犯了过失，他没有想着去掩盖，反而实话实说。这看上去似拙，实际上是巧。因为毕竟过失不大，而且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撒了谎，被皇帝发现，那就犯了欺君大罪。为了掩饰小过而犯大错，得不偿失。而实话实说，既表明了自己的清廉（想想看，家里居然没有酒具），更赢得了真诚正直的美名。
有时说假话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一味说假话，难免没有穿帮的时候。这就像喊“狼来了”的孩子，人们发现上了当，就算狼真的来了，也再不会相信。在小事上绝不能说谎，如果一次说谎被上级发现，就再也无法得到上级的信任，实在不值。为自己树立起诚信的形象，远比凡事说谎要划得来。
事实上，一些疑心颇重的上司也确实耍一些小手段来考验手下人诚实与否。像清朝雍正皇帝曾暗派密探监视臣下的一举一动，并根据密探的报告考察大臣们说话的真假。在这种情况下，一丁点的虚假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赢得上司的信任最主要
获得上司的信任，是领导者成功的第一步，因为没有信任的合作，是绝对不可能长久的。
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要有“不选择上司”的觉悟。无论上司与自己的思相、性格、作风等方面有什么差异，都应十分尊重上司，并心悦诚服地接受其领导。
（1）要摆正自己与上司的关系
作为领导者，你有责任也应该为上司当好助手和参谋，尽最大努力为上司创造做好工作的条件，搞好优质服务，建立起正常的、融洽和谐的上下级关系。你在产生对上司“反感”的情绪后，不妨先扪心自问，检查一下自身的认识和行动是否正确，再调查一下周围的人对上司的印象和看法，如果是你错了，就应该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注意改变对上司的态度，以求得上司的谅解和帮助。如果你觉得由于你自己的问题，上司对你已经有了不好的看法，这时你应主动找上司汇报思想，诚恳检查自身的缺点，作自我批评，以唤起上司对你的新的信任和好感。
（2）不要耍两面派
作为领导者，在上司面前，也是部下，与上司朝夕相处，应该有话说在当场，切忌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尤其是在受到上司批评后，更不能“当面软如棉，背后硬如石”，有意见有想法不在上司面前说，而在背后不分场合地到处乱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面派的行为。因此，在向上司认错后，就不应该在另外的场合发泄不满。如果那样，不论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有搬弄是非之嫌。
3.选择一个能赏识自己的领导
“领导警语”
孔子说：“所谓能干一番事业的臣子，他们都要按自己的治国之道去侍奉君主（对官爵并不看重），如果自己的政见行不通，便挂冠辞职而去。”（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先进》
古代政治家尤其是乱世中的政治家讲究择主而从。跟错了对象，即使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从施展。而一旦选择了一个慧眼识珠的明主，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苻坚与丞相王猛相知相得，长期互相信任和支持，融洽无间，这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年代也十分难得。
前秦是氐族所建立的政权，当时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无论是出于对内促进封建化的需要，还是对外防卫的需要，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抑制氐族奴隶主贵族的势力。正是在这一点上，苻坚和王猛取得了共识，因此，在苻坚于升平元年（357）六月杀掉苻生，夺得政权之后，便对王猛倍加重用。王猛则全力以赴，建立法制，加强集权，狠刹权贵的气焰。
王猛日益被苻坚重用，引起氐族勋贵的嫉妒。氐族大臣樊世自恃开国元勋，尤为不服。他曾当众羞辱王猛：我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予实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耘而君食之乎！王猛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即非但使君耕之，还将使君炊之。樊世听了勃然大怒，威胁道：“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我若不把你的脑袋挂到长安城门上，誓不为人！王猛将此事报告苻坚，苻坚说：“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不久，樊世进宫言事，当场与王猛发生争执，樊世破口大骂，秽言不堪入耳，后来竟挥动拳头击向王猛，被左右拦住。苻坚当即下令将樊世斩首。一些氐族贵族不服，纷纷谗害王猛。朝官仇腾、席宝利用职务之便，屡屡对苻坚毁谤王猛，苻坚则将二人赶出朝堂；对那些说王猛坏话的氐族大小官员，苻坚将他们痛骂一顿，有的甚至当场鞭挞脚踢。从此以后，公卿贵族见了王猛无不畏惧。
东晋升平三年（359），王猛从尚书左丞迁为咸阳内史，又迁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贵族最集中的地方，苻坚让王猛领京兆尹，目的是要杀一杀他们的气焰，进一步加强王权。王猛果然不负所望，一上任，就把强太后之弟，特进、光禄大夫强德抓了起来。此人自恃皇亲贵戚，酗酒骄横，掠人财货子女，民愤极大。王猛将他处死，并陈尸于市。数十天内，被处死的违法犯罪的权豪有20余人。京兆风气为之一变，权豪们个个心惊胆战。苻坚见收效如此之大，不胜感慨地说：“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这年十月，王猛第三次迁官，为吏部尚书，不久，再迁为太子詹事、左仆射。十二月，又迁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居中宿卫。他一年之内，五次迁官。此时，王猛仅36岁。以后又任丞相、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他身兼数职，权倾内外。
在中国古代，像王猛这样的谋士，要想建功立业，必须选择好辅佐对象。如所择非人，即使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亦是徒劳。只有所辅对象英武有为，谋士的才干才能得以发挥，才能干一番事业。王猛择明主于患难之时，苻坚识英雄于草创之先，君臣二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因而二人能在十六国纷乱的年代里大显身手。
王猛自升平元年（357）至宁康三年（375），前后辅佐苻坚18年之久，竭尽全力，倾其文韬武略，的确干出了一番事业来：他流放尸素庸官，拔举幽滞贤才；外修兵革，统军灭群雄；内崇儒学，劝课农桑。而其君主苻坚对王猛则放手重用，信任备至，史称：“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苻坚自己则“端拱于上”（端坐拱手于朝堂之上），这使得王猛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军政，工作效能因此大大提高。在君臣二人齐心协力的治理下，前秦国富兵强，战无不克，成为当时诸国中最有生气的国家，并且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十分天下，秦居其七。东晋政权已感到巨大的压力，无人再敢“北伐”；前秦境内，也是一片小康景象。
尽管苻坚的结局并不圆满，我们仍可以将王猛与苻坚视为君臣相得的典范。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评价的那样：“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这两位明君贤相的配合，造就了前秦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朝代。
知道上司赏识什么样的人
上司可以选择，但要选择正确首先得清楚上司一般欣赏、提携什么样的下属。
（1）上司提拔乐观自信的人。乐观自信的人能让上司信任，因为他们不会沮丧，永远充满朝气，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其实要做到乐观自信并不难，平时敢于认同自己的优点，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以积极的心态尽快找出解决的办法，切忌自怨自艾。只有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你的上司才能对你也充满信心。
（2）上司提拔具有开拓精神的人。现代社会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的工作方式也随之不断变化，相应的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发生变化。如果你对这些变化不加理会并且自己也消极沉溺，那就很危险了。
（3）上司提拔善于沟通的人。人与人交往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沟通，在公司无论是哪种人际关系都需要沟通。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上司不欣赏生性孤僻的下属。上司希望他的下属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充分理解对方，不与别人针锋相对。在相互交流中，能有足够的耐心去聆听对方的观点和想法，做到互相尊重。
（4）能够独挡一面，也是上司最需要的。在一个单位，上司不光是要分享成功，而且还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如果你能替上司分担一些责任，能够替上司多做一些工作，并且做得非常出色，上司就一定会给你升职或加薪的机会。
了解了上司的内心世界，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晋升之路的门，你要客观行事，冷静观察仔细分析思考，以自己的能力、真诚和业绩成为一个为上司所赏识的人。
4.善于为上级解决急待解决的问题
“领导警语”
有些事绝对不能办，但上司或许要办；有些事非干不可，但上司或许认为难以办理。如果做下属的确实有些独到见解，必须切实向上司报告，即使遭到呵斥，也不必计较。等到上司怒气平息之后，再次重申自己的见解，上司也肯定不会始终固执己见。像这样处理过一、二件事后，就可能获得上司的信任。如果胸无定见，随声附和，曲意逢迎，即使当时能得到上司的欢心，但最终将遭到鄙弃，望谨慎行事，不要做后一种人。（事有断不可行而上司或行之，有必当行而上司或难之。苟确有所见，必须切实禀陈，即遭呵斥，亦所勿计。待其怒息，再申前说，上司亦断无始终固执者。如此经理一、二事，庶几足以见信。倘依阿逢迎，虽见好目前，终必为所鄙薄，慎毋蹈之。）
——《牧令书辑要·事上》
在上级面前，领导者最终还要靠本事说话——别人想不到的办法你想到了，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解决了，你对于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的君主来说就是一块天下至宝，他不信任才怪。
战国时期，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在魏国实施改革。李悝不负重托，立即着手起草文告，颁布国内各地，实行农业改革。为了增强改革实效，他经常亲率官员驱车奔行于各地农村基层，进行督导、检查。几年下来，国内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农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在改革过程中，李悝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粮食价格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影响。粮食多了，粮价太低，使农民的积极性逐渐消失。用粮的也不爱惜粮食，粮食产量又下降了。遇到荒年、饥年，粮价昂贵，一般百姓买不起，没有粮食吃，只得四处流浪。于是，李悝又奏请魏文侯，实行“平籴法”，即把丰年和饥年各分三等：丰年分大熟、中熟、小熟；饥年分大饥、中饥、小饥。按照年成好坏，确定应纳税额和农民自留粮的数额，然后由国家平价收购。到荒年饥年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这样，好年景粮食大丰收，也不会再出现粮贱伤农的情况；遇到水旱灾荒的年头，也不致粮价昂贵，百姓买不起粮食。由于国家平价收购卖出，市场上粮价一直稳定，百姓不饥不寒，生活安定，国家赋税收入也有了相应保证。
在李悝的操持下，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效”和“平籴法”长达10年之久，魏国人民果然日益富裕。老百姓纷纷称赞魏文侯用人有方，称李悝是位好“管家”。
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李悝为了招徕四方人才，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针对世袭禄位制度的种种弊端，李悝干脆废除了这种制度，推行“食有劳，禄有力，使有能，赏必行，罪必当”等一系列措施，按功劳大小，对国家贡献多少授予职位和爵禄。具体规定：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治国安邦的才能，都可以在朝廷做官，领到应得的俸禄；不论什么人，一律按照功劳大小安排职务；官员各司其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准徇私；凡无功而又作威作福者，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取消其爵位和俸禄，由于执行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原则，李悝的政治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人员素质，还极大地吸纳了各方人才，调动了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的积极性。
李悝并不就此止步，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维护改革成果，又在法律领域大展拳脚。他根据魏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以往的律令，吸收了各国法令中可取的部分，制定了一部新法典，即《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内容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头两篇是《盗法》和《贼法》，分别对“盗”、“贼”的含义做了具体规定；《囚法》和《捕法》具体规定了惩治“盗”、“贼”的各种办法；《杂法》是关于盗取兵符、官印以及贪污等违法行为的惩治规定；《具法》是对量刑轻重的诸项规定。这部法典颁布实施后，对维护国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部《法经》被李悝的学生商鞅带到秦国，对秦国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部法典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法典蓝本。
李悝深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在各国中生存发展甚至称霸，仅发展经济、改良政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眼见魏国军力不强、将士素质不高，李悝想进行改革，但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在行，怎么办呢？李悝忽然眼睛一亮，何不请吴起帮忙呢？这位卫国出生的年轻人有雄才大略，尤其擅长打仗。记得当年他来魏国时，自己还曾助他一臂之力。当时，魏文侯问自己吴起如何，自己极力推荐道：“吴起这个人虽然贪名好色，但在用兵方面，即使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遂用他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吴起不负重望，很快就攻下了5座城市。由于战功卓著，吴起后来又经翟璜推荐担任了西河太守。想到这里，李悝不禁笑了。于是，他派人找来吴起，共商军事改革的大事。在吴起的帮助下，李悝的军事改革又在魏国拉开了帷幕。
李悝的军事改革，除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此，李悝对军士制定了严格的挑选标准：身穿三甲（上身甲、股甲、胫甲），肩负12石之弓，带50支箭，扛长矛、头戴盔甲，佩剑，备3天的粮食，半天行走100里。一旦选中，待遇也非常优厚，免除全家徭役，奖给田宅。这对于调动将士的战斗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短短几年内，魏军战斗力大大增强，各国一时不敢与之争锋。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逝。太子击即位，是为魏武侯，继续以李悝为相国，59岁的李悝不顾年迈，继续辅佐魏武侯，由于操劳过度，于公元前395年病逝，终年60岁。
李悝胸怀济世之才，得遇明君——魏文侯是他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由于李悝谦虚大度，善于团结同僚，减小了变法的阻力，使得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但改革有序，先经济而后政治、军事的正确原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他的改革卓有成效，大大提高了魏国国力，帮助魏君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终其一生他都受到两代魏君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自己的表现了弥补领导的不足
作为上司和下属要有的心理准备是，干工作不仅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要知道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上司和下属应该学会相互依靠。
（1）下属应该填补上司不擅长或能力不足的方面、技术干部出身的上司，如果不擅长与其他部门交涉，则下属应该负责与外部门人员的交涉和谈判等事情。相反，如果上司擅长与人交涉和谈判，但却不长于工作细节的考量和拟定详细的计划等，则下属就应该主动担负这些工作。
（2）如果下属以某种施恩的态度来承担这些工作，就会引起相反效果。另外，下属有些工作，起初是为了替上司解难才承担的，如果弄得自己太突出，就容易招致误解：“这家伙爱出风头。”这并不是说下属不该替上司解难，而是要把这种替代工作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这种分寸不好掌握，既要帮助上司，又要保全上司的面子，但却是一定要做到的。
不可踏入上司的领域，尽快抓住扮演上司所需的角色。的确，每一位上司都有他不可侵犯的圣域，也就是他最得意而引以为傲的领域。有些下属工作能干，却不小心而在上司的领域里随便插嘴，或任意妄为，这是很不好的。上司总是认为，能够弥补自己缺点的能干下属，是可靠的；但是对上司擅长的领域也要插手的下属，会被上司认为爱出风头，如果经常这样做，上司就会警觉，长此以往，说不定会演变成敌对关系。
首脑与副手的关系应该如此，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也应该如此。如想成为上司的得力助手而受信赖，应该要与上司配成搭档，努力成为他的好伙伴。以你的力量使上司发出光辉，其终极结果你也会发出光芒。
5.充当上级的知音和配角
“领导警语”
上司的言行中即使有一些很不合人心，我辈下属如果能进言规劝，不妨委婉开导，切不可在背后数落上司的缺点。如果这样做，不仅是上司知道后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还怕有些人想巴结上司的欢心，将把我的话当作可居的奇货。这是下属首先要记住的一条。（上司虽有甚不协人心处，我辈若可进言，不妨委曲开导，切不可对人便数其短。此不惟上司知之，于我有损，恐众人欲结上司之欢，且以吾言为奇货。此当第一戒也。）
——《政学录》卷三
领导者必须牢记一点，在上级面前自己永远是个配角。但是当好配角也并不是件简单易行的事，要努力与上级成为一对配合默契的知音。南北朝时北魏大臣元澄就是一位善与君主巧演双簧的配角高手。
北魏孝文帝自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执政后，他希望通过改革来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但面对满朝守旧文武，知音难觅。
元澄任徐州剌史后，政绩卓越，声望日高，入京朝见时，孝文帝在皇信堂召见了他。孝文帝问元澄：“昔时郑国的子产铸刑书，而晋国的叔向颇有非议。这二人都是贤士，究竟谁对谁错？”元澄答道：“郑国弱小，受到强大邻国的威胁，民心的背向，不借助刑罚就无法控制，所以铸刑书以显示威严。虽然背离古制，却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就顺时济世而言，子产是对的。叔向对此的讽刺非议，表示他不忘古制，可以与他论道，却不能与他讨论权变之术。”孝文帝说：“你是想当咱们魏国的子产喽。”元澄说：“子产顺应时代潮流，名垂青史。臣目光短浅，庸碌无能，怎敢与子产相提并论。如今陛下以四海为家，广宣道德教化以安抚天下，但长江以南尚被敌国占据，天下还未统一，乱世之民，易被威势慑服，难用礼制治理。臣认为，子产的方法还是应暂时采用，统一天下之后，再从根本上用道德礼乐教化百姓。孝文帝当时正在考虑改革，对元澄的回答深为赞许，笑着说：非任城王不识变化发展的大体。朕正要改革国家体制，当与你共创这万世的功业。
既然孝文帝已觅得元澄这个变革知音，使决心重用他来助自己变革一臂之力。元澄很快被征为中书令，后改授尚书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孝文帝的“变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迁都。当时北魏的首都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它地处边陲，本来就不是水土丰饶之地，作为都城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物质供应显得更加紧张，又没有方便的水陆交通，从外地运粮很困难。所以，都城人民的生活还不及别的地方富裕，舒适。此外，北边草原上的柔然族日益强大，大有南徙趋势，是边境最大的威胁。然而，对于孝文帝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南方中原大地上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再说，如果能迁都洛阳，也多少能改变一下他们“胡虏”的形象，而向中原正统逐渐靠近。迁都同时还是他改革成功的基础和必要前提，所以孝文帝必须慎重而周全地策划迁都大事。然而，他所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考虑再三，孝文帝决定以南伐为名，实现迁都计划。
太和十七年（393）六月丙戌日，孝文帝以征讨南齐为名，意在商议迁都之事，召集群臣在明堂左室斋戒，命太常卿王谌亲自占卜，卜问南征之事，结果得到“革”卦。孝文帝说：“这是汤武革命，应天命顺人心之卦。”群臣都不敢开口。元澄挺身而出，说道：“周易》说，革，是变更的意思。预示变革君臣之道的应天命顺人心，所以商汤、周武王得到这个卦象是大吉大利。陛下君临天下，继承弘扬先代的业绩，如今既是占卜征伐，得到的卦象只说明可以讨伐敌人，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取得成功。这并非预示统治稳固的卦象，不能算十分吉利。”孝文帝厉声说道：“象辞》说：‘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利！”元澄说：“陛下龙兴已久，怎能仅仅比做虎变！”孝文帝勃然大怒：“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你想蛊惑人心吗？”元澄说：“国家确实是陛下的国家，然而我是国家的大臣，参与重大决策，怎敢不尽心竭力。”孝文帝锐意革新，志在必行，对元澄的言论大为不满，过了很久怒气方消，说道：“各言其志，也没什么不好。”回宫之后，马上召见元澄。元澄还未登上台阶，隔着很远孝文帝便说：“刚才‘革卦’的事，现在还想与你辩论。我在明堂上发怒，是怕大家齐声附和，阻碍我的改革大计，所以疾言厉色以震慑群臣，你应该了解朕的用意。”于是摈退左右，对元澄说：“朕知道今天要做的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我国兴起于北方，迁都平城之后，虽幅员辽阔，但远未统一天下，平城只适合指挥征战，并不利于推行文治，要移风易俗实行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确实非常困难。崤函、河洛之地，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都，因此我才打算大举南迁，迁都中原，你认为如何？”元澄说：“伊、洛地处中原，均为天下必争之地，陛下统治华夏，荡平九夷，人民得知陛下迁都中原，定会大加庆贺。”孝文帝说：“北方人留恋故土，忽然得知将要南迁，不能不惊恐骚动。”元澄说：“这既然是非同寻常之事，当然不会被人所理解，只要陛下做出决断，他们又能怎么办。”孝文帝说：“任城王，你就是我的张子房。”于是加封元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兼尚书左仆射。
两个月后，孝文帝率领30万大军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前往洛阳，与奉命从各地汇聚到那里的几十万地方部队会合。孝文帝向南齐的“南伐”正式拉开了序幕。不料，离开平城不久，就一直秋雨连绵，不见放晴。很多将士都私下埋怨孝文帝竟会一反常规，选择这样的鬼天气去出征。但孝文帝依旧命令全军马不停蹄，赶往洛阳。等到洛阳后，天上仍旧下着缠绵的秋雨，孝文帝却全副武装，骑马站在雨中，命令部队继续向南开拔。被雨搞得痛苦不堪的贵族和兵士们再也不愿意去搞什么南伐，他们齐刷刷跪倒在孝文帝马前，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说：“我正想一统天下，但你们这帮儒生，几次扰乱我的大事，我的兵器不吃素，你们不要再多言了！”于是，策马就要出发，大司马安定王元休，还有兼左仆射的元澄等人都言辞恳切，哭着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大军出征总不能无功而返，既然你们实在不愿意继续前进，那就必须同意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来。何去何从，你们选择吧！”那些鲜卑贵族们来不及细想，答应下来，还有一部分人虽不同意迁都，但出于无奈，也被迫勉强同意。孰不知，这里孝文帝与元澄演了一出巧妙的双簧，终于使迁都的计划得以顺利施行。
随后，孝文帝又派元澄快马加鞭奔向代都，宣布迁都的诏令，并总管迁都的一切事宜。元澄到了代都，宣布了诏令，大家听了无不惊恐万状。元澄便充分施展其辩才，引经据典，将迁都的道理向大家逐一说明，众人这才平静下来，并表示愿意从命迁都。元澄担心孝文帝等得心焦，便日夜兼程向南驰报。孝文帝果然等不及，已经到了滑台（今河南滑县），他们在这儿相会，孝文帝听元澄汇报了代都情况后，十分高兴，说：“如果没有任城王，朕的事业便不会成功！”不久，元澄被任命为吏部尚书。
公元394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迁都洛阳确保了孝文帝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行，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而元澄与孝文帝两人的配合，把迁都的难度降到了最低。而这一出君臣合演的双簧戏也为元澄的仕途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当好配角也是一门学问
演配角，是戏剧界的行话。在艺术舞台上，演主角的总是少数，而演配角的总是多数。一台戏只有主角而无配角，那戏是绝对演不成的，有个故事，发人深省，某剧团演武松打虎，每次记者采访，照像，领导接见等活动，总是突出演武松的演员，而演老虎的演员却很少有人问津。久而久之，演老虎的演员觉得很憋气，很窝火。一次又演武松打虎这出戏，武松打了一场又一场，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打不下来，老虎越来越凶，武松越打越没劲，最后老虎竟把武松推倒，闹了一个笑话。作为一个配角，要明确自己在一台戏中的位置。配角者配合也。演配角的演员时刻要记住自己是配角，在一台戏中，没有自己不行，站错位置也不行。配合要得当，围绕主角突出主角，把自己始终放在次要位置上，不喧宾夺主。
同样，在领导班子中，当副职的应该把自己置于助手的位置，主动配合正职做好工作，既不能处处被动，又不能抢先“登台”。如果各唱各的调，都想露一手，突出个人，不顾整体，事情不砸锅才怪呢？因此，配角要有甘当人梯，做无名英雄的精神，为演好一台戏，不怕吃亏，勇于献身，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集体的事业，和主角配合共同演好一台戏。
领导者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时也要做到这一点，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协助上级搞好工作，从而在各方面协调好与上级的关系，以完成整体工作目标。上下级关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指示与服从的关系。但是被领导者也不能惟命是从，被动应付，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协调好与上级的关系。宋真宗时，陈恕做三司使，总揽天下财计。宋真宗命令他将宫廷内外府库中的钱财、粮食全部统一上报给他。陈恕当即答应，但却未统计上报。真宗命令宰相去质问他。陈恕回答：“天子还很年轻，如果他知道府库如此充实，我怕他会生奢侈之心，”宰相听后也表示赞同，陈恕的做法就是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做到了服从但不盲从，如果顺顺当当完成任务，既得天子欢心，又可密切君臣关系，但由此就有可能造成宋真宗渐生奢侈之心，不能统治和治理好国家，于国于民都不利。
同时，下属应当准确地掌握上级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尽量扬长避短，使上级不但愿意而且能够有效地支持下属的工作。运用有效的方式方法，使上级了解你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理解你的战略意图，这是上级愿意帮助你的心理基础，应该准确地测出上级在宏观上的指挥思想和战略意图与自己在微观和局部上的指导思想和战术意图存在着多大的“认识误差”和“行为误差”。在此基础上尽量提出使两者趋于一致或基本接近的可行性方案，这是上级能帮助你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6.功成之后要有退避之心
“领导警语”
贪心于独揽大权的人，不会把事情分给别人做。（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
——《墨子·尚贤中》
领导者建立功勋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使自己的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但是当你的功劳已足够大，你的地位已足够高，并有可能威胁到上级的权威和地位时，面对似乎十分光明的前景，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主动退避之心，否则就有可能惹祸上身。
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有不少。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苦身劳力二十年，深谋远虑，终于灭掉吴国，而且兵临中原，号令诸侯，成为霸主。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惟独越王勾践面无喜色。机警聪慧的范蠡察微知著，立即识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为雪会稽之耻，灭掉吴国，不惜卑身事下，愿与臣下同甘共苦，共度艰难。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实践先前的诺言吗？我与文种功勋卓著，位高权重，越王对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吗？范蠡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的为人，可与同患难，难与共安乐。于是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退隐。勾践得知范蠡要辞退，就召见范蠡，对他说：“先生若愿留在寡人身边，寡人愿与你共分越国，若不遵从寡人，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范蠡当然知道越王的所谓“共分越国”纯属虚语，而“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来的。于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后，范蠡不辞而别，抛弃家业，带领家眷，驾一叶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后来定居于陶，成为巨富。范蠡走时，曾投书同僚文种，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原先对于范蠡的辞职并不理解，认为越王不可能如此绝情，当他看了这封书信后，才如梦初醒，从此他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里不再容得下这位胸藏韬略的谋臣，便派人赐予文种一把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而灭亡吴国，其余四术还藏于先生胸中，请先生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文种见所赐之剑，正是当年吴王赐予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文种长叹一声，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引剑自刎而死。
与范、文的际遇相似的，还有汉初三杰中的二杰张良、韩信。
在楚汉战争中，韩信拥兵数十万，叱咤疆场，屡出奇谋，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垓下一战，一举击败楚霸王项羽，威震海内，名高天下。但韩信不仅不知激流勇退的道理，反而好大喜功，自恃功劳大，以致言行不加检点。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有这样一番评论：韩信初定齐地，就请高祖封他为齐王，可见韩信之心由来已久。怀着买卖之心侍奉君主，君主知道了你的目的，货虽已售出，但君主心中已积下了怨恨。“这种以”利相结合的君臣关系是秦汉之际的特殊现象，这种因政治实力和利益关系的结合使君臣之间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况随处可见。刘邦对韩信就极不放心，故垓下之战一结束，刘邦就改封他为楚王。不久，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借口游云梦泽，大会诸侯，一举擒拿韩信，然后把他贬为淮阴侯。这时的韩信犹不知自省，对汉高祖心怀怨恨，称病不朝，终于落得被刘邦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
当然，韩信的被诛杀，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刘邦的猜忌，不能容忍功高权重的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也与韩信本人居功自傲、不能谦柔自守有关。
与韩信不同，张良在功成之后能够善处君臣关系，不仅使自己得以免除祸患，而且对王朝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
张良是秦汉之际最出色的谋略家。他辅佐汉高祖，策无遗算，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使刘邦的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张良虽被汉高祖称为“人杰”，却没有自恃才高的傲气，其志在为韩报仇，而视功名利禄为鸿毛。当天下统一后，高祖以齐地三万户封张良，张良婉言谢绝，只愿封为留侯。随之即以体弱多病为由向高祖告假，表示从此不问世事，愿从赤松子游，修炼导引辟谷之术。此后他便闭门不出，不再过问世事。
张良在大功告成之后不图酬报，引身而退，因此高祖对他毫无戒备之心，始终把他当做最可信赖的人。高祖晚年甚至把太子也托付给张良。张良虽然胸藏韬略，但他心怀坦诚，光明磊落，淡于功名，甘心寂寞，激流勇退，与世无争，因此始终得到汉高祖的信任。
功成就当勇退
旧时结义兄弟在发誓时，都要说一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然而富贵后不相忘，不相残的又有几人呢？创业时，举步维艰，他只有靠着你才能大富大贵，这时待你自然亲如手足。但到富贵时，你就成了威胁到他利益的绊脚石，谁让你劳苦功高呢？所以这时你就必须功成身退，免得遭他暗算。
人往往可以同患难，而不能共享荣华富贵。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最好有点老实的精神，不贪名，不逐利，更不要与人共富贵。很多聪明人在成功时激流勇退，在辉煌时退向平淡，就表示自己不想再分享别人的富贵，免得从高处摔下来。
而那些不知进退的家伙，当然就难有好下场，这事怪不得别人，谁让他不识实务呢。
7.与疑心重的上司共事要善于保护自己
“领导警语”
子游说：“臣子侍奉君主（要按礼节慢慢接近），过于快、过于频繁，则会招致罪辱。”（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
——《论语·里仁》
越是雄才大略的上级往往疑心越重，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做事，就要善于摸清他的心理，对症下药，方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王翦是秦国名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曾先后领兵平定赵、燕、蓟等地。
王翦之先出于姬姓周朝的国姓。东周灵王的太子晋因为直谏而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称为“王家”，因以为氏，从此改姓王氏。王翦“少而好兵，始皇师之”。王翦用兵多谋善断。他是嬴政的军事老师。
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前226），在灭亡韩、赵、魏，迫走燕王，多次打败楚国军队之后，秦王嬴政决定攻取楚国。发兵前夕，秦王嬴政与众将商议派多少军队入楚作战。青年将领李信声称：不过用二十万人。而老将王翦则坚持：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曾轻骑追击燕军，迫使燕王喜杀死派荆轲入秦行刺的太子丹，一解秦王心头之恨，颇得秦王赏识。听了二人的话，秦王嬴政认为王翦年老胆怯，李信年少壮勇，便决定派李信与蒙武率领二十万人攻楚。王翦心中不快，遂借口有病，告老归乡，回到频阳。
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李信、蒙武攻入楚地，先胜后败，“亡七都尉”（《史记·王翦列传》），损失惨重。楚军随后追击，直逼秦境，威胁秦国。秦王嬴政闻讯大怒，但也无计可施，此时他才相信王翦的话是符合实际的。但王翦已不在朝中，于是秦王嬴政亲往频阳，请求王翦重新“出山”。他对王翦道歉说：“寡人未能听从老将军的话，错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现在听说楚兵一天天向西逼近，将军虽然有病，难道愿意丢弃寡人而不顾吗？”言辞恳切，出于帝王之口，实属不易。但是王翦依然气愤不平，说：“老臣体弱多病，脑筋糊涂，希望大王另外挑选一名贤将。”秦王嬴政再次诚恳道歉，并软中有硬地说：“此事已经确定，请将军不要再推托了。”王翦见此，便不再推辞，说：“大王一定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嬴政见王翦答应出征，立刻高兴地说：“一切听凭将军的安排。”
秦王嬴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嬴政尽起全国精兵，共60万，交由王翦率领，对楚国进行最后一战。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王翦身上，亲自将王翦送至灞上，这是统一战争中任何一位将领都未曾得到过的荣誉。嬴政与众不同的性格再次显露出来，他知错就改、用人不疑的品性，使他再次赢得了部下的信任，肯为之卖命。
受到秦王如此信任和厚爱，对荣辱早已不惊的王翦丝毫没有飘飘然之感，他知道，秦国的精锐都已被他带出来了，而如果得不到秦王的彻底信任，消除他的不必要的顾虑，自己在前方是无法打胜仗的，而且他本人和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当与秦王分手时，王翦向秦王“请美田宅园甚众”。对此，秦王尚不明白，他问：“将军放心去吧，何必忧愁会贫困呢？”王翦回答：“作为大王的将军，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着大王亲近臣时，及时求赐些园池土地以作为子孙的产业。”秦王听后，大笑不止，满口答应。大军开往边境关口的途中，王翦又五度遣人回都，求赐良田。对此，秦王一一满足。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请求也太过分了吧！”王翦回答：“不然！秦王粗暴，不轻易相信人。如今倾尽秦国的甲士，全数交付我指挥，我不多请求些田宅作为子孙的产业以示无反叛之心，难道还要坐等秦王来对我生疑吗？”
王翦不仅会用兵，而且深知为臣之道，他摸透了秦王嬴政的为人品性，所以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以消除秦王对自己可能的怀疑之心。同时，从王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秦国的制度是十分严密的，王翦率领全部精锐远出作战，不仅不敢生反叛之心，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秦王表示不反之心。不是不生，而是不能也。秦国严密的维护君权的制度，使得任何人不敢造次。
韬光养晦常用常新
疑心重的上司的最大特点就是总怕下属对自己不利。对此，如果不能离开他，就只能用韬光养晦的策略保护自己。
韬光养晦是指暂时敛藏自己的才能，隐匿踪迹，等待时机而动的计谋。韬光，即把才华掩藏起来；晦，隐晦，即瞒人耳目，不让人知道踪迹。韬光养晦一词出自清朝文人郑观应《感世危言·自序》，云：“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然而，在我国历代古籍中，有许多相近的表述。如南朝梁人萧统《靖节先生传序》有“圣人韬光，贤人遁世”之说；金人马钰《满庭芳》中有“怀美玉，便韬光隐迹，二十余年”的语句；《隋书·薛道衡传》则提出：“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
韬光养晦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应变术，主要是应付个人所处的不利的政治环境，保全自身性命，以图他日东山再起。由于隐藏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图，可以迷惑自己的政敌，解除对手对自己的戒备，当时机合适时，就可一展个人宏图。
洪应明先生的《菜根谭》中说：“不是改变操履，而是指人应隐身锋芒，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不露锋芒，并不是消蚀锋芒，而是不要恃才恃权恃财而咄咄逼人，从而使个人更容易被社会、被他人所接受。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化自己的学识、才能和修养的过程。学会以此来应变人生。有助于培养自己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和技巧，也是放弃个人的虚荣心，踏踏实实地走入人生旅途的表现。
凡事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必四处张扬，与其使人早有预闻而有准备，不如突然制胜而使人惊愕不已。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就是客观形势或时代潮流。认清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才是聪明能干的人。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借助客观条件，并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人要想建立功业，取得出色的成就，更要认清和善于利用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时制宜，待时而动。落后于时势，见识狭窄，处处受阻，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反之，客观条件不具备、不允许的情况下，不讲究策略，不善于韬光养晦，一味地硬拼蛮干，英雄倒是英雄，然而却可能一事无成，或于事无补。这也就是韬光养晦在领导者与上司相处过程中应变中的积极意义。
8.适时显示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刚性
“领导警语”
当官处事应当公平、正直和无私，是非毁誉都不必顾虑。总是想方设法依从他人的愿望，使人人都高兴满意，则必定失去了公正的原则，这种做法不是正人君子的行为。只要自己处置得对，何必顾虑他人那些虚无根据的议论。（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誉悦，则失公正之体，非君子之道也。只令在己者处得是，何恤浮言。）
——《从政遗规》
与上级相处，如果认为只靠讨好逢迎就能得到赏识，那就大错特错了。一般人喜欢听顺耳话不假，大多数上级喜欢下属服从自己也没错，但是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没有自己主见的下属是没有人赏识的。相反，如果你是个男下属，能够适时表现出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刚性，即使惹得上司一时不爽，但他会从心底里赞识你。
清末，太平军与清军相战两个月，连占许多地方，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连吃败仗，相互责骂，束手无策，这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三月（1851年4月）上疏——《议汰兵疏》，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
凭着对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于咸丰元年（1851）四月再上一疏《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绝咸丰皇帝由于年轻而引发的骄矜之气和扭转朝野上下的“惟阿之风”。
奏疏中，他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他认为皇帝的第一样“圣德”是敬慎。每当皇帝祭祀之时，“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琐碎之弊病在于，见小而遗大，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计之远大者，反略而不问。他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当。这对于当时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轻，涂饰细行，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不啻为无情的棒喝。
专制政治的弊病，莫如专制者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草芥。曾国藩洋洋洒洒，痛陈咸丰皇帝的错误，这并非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况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人为保求功名，也决不肯将逆耳之言向皇帝陈述，以免顿罹不测之祸。曾国藩上此奏疏确要担一定风险。因此，他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但他出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国家的一片赤诚，甘愿冒此风险。“盖以受恩深重……若于此时不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惟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奏折送上之后，咸丰皇帝披览未毕，则大动肝火，“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加罪他”。只是由于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才免获罪。咸丰皇帝虽降旨褒奖他敢言，命他兼署刑部侍郎，但他的心情却由此变得沉重。面对专制政权的淫威，他不得不谨慎处之。一个月后，他在其奏折中表示：“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无汲黯之思诚，但师其憨。”表白其似有悔恨之心情。
什么样的人算作男子汉大丈夫？凭拳脚欺行霸市、鱼肉乡里者不能算，凭权势作威作福者不能算，平日里慷慨激昂、遇到事情要么做缩头乌龟，要么像兔子一样跑得比谁都快者也不能算。只有那些以大义为重、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位外表文弱，气冲斗牛的男子汉。
领导者也要有一点气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周易》中的名言。领导者更需要自强，自强是什么？是奋发向上、锐意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自强者依靠的是自己的顽强拼搏而非其他人的荫庇提携。和自己斗一口气，就是要甩开别人的搀扶，自己的路自己去走！
靠别人安身立命是没有出息的。常言道：“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长不出万年松”。
气性的缺失是当今社会很多汲汲于功利者的普遍状态。自强的心态，也就成了一个浪漫的理想化的状态。
有人说人生实际上活的就是一份感觉，这句话不无道理。这种成就感，这种自强奋斗的快乐，决不是父母、爱人、朋友的赠予所能感悟到的，也不是靠轻而易举地交换自己的青春美貌就能获得的。没有经过奋斗就享受；靠别人的创造来装扮自己、追求享受，其实是在自欺欺人。
正因为有种种困难，我们才会去克服，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取得进步；正因为面临种种问题，我们才会去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一个领导者惟有从这种由忧而喜、不断自强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品味到为官的意义和充满活力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