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第二计“围魏救赵”曰：“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其大意是：集中、强大之敌，应当诱使它分散兵力而后各个歼灭；正面攻击敌人，不如迂回到敌人的后方，伺机歼灭敌人。
“围魏救赵”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要求你能抓住对方实质，采取避实击虚、后发制人的技巧，或者说以“佯攻”来造成对方的错觉，使对方信以为真，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与其竞争，以达到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手不利的目的，从而赢得竞争的最后胜利。
“围魏救赵”之计表明：不要直来直去，逼近目标，而要会运用曲折术，才能避重就轻，功到自然成。曾国藩是运用“迂回术”的大师，也是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的大师！
咸丰九年（1895），太平军与湘军已几决雌雄，各有胜负。然而太平军还控制着南京及其与南京相关的长江上游安徽的重要市镇。如何把握下一步战局的有利发展，是对曾国藩的一个重大考验。曾国藩以为，凡事必抓关键，而这个时期的关键就是要夺取安徽的重要据点。
攻克武昌后，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进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在安徽的经营。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迭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1859）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由多隆阿、鲍超担任。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十年（1860）1月率水军增援太湖，扎营70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不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两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胡林翼知道太湖的这一仗是关系重大的战役，必须有正确的指挥，于是让多隆阿担任太湖战役的总指挥。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福州副都统。曾参加堵击太平军北伐军的战役，作战勇敢，强悍而又傲慢，对汉官、汉军尤为轻视。这次会攻安徽，曾国藩虽是统帅，但他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多隆阿担任进攻太湖诸军的总统，湘军诸将也不乐意配合。
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鲍超。这次参加会攻安徽，他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打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他的部队死伤过半，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战不胜他。
鲍超坚守20余日，直至胡林翼派金国琛、余际昌率领万余援军赶到，鲍超率军从堡垒中尽数杀出，里应外合，打败了陈玉成的数万军队。陈军的大批粮草、储备被夺被焚，败走天京。湘军趁势夺占太湖，近围安庆。
这时，曾国荃、李续宜也率军由湖南赶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藩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和湖北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被攻陷为止，一直处于敌人包围的困境中。
曾国荃一军在安庆到底还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攻安庆不克而反被太平军吃掉？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的人提出要先求稳后求胜，宁可将曾国荃一军先从安庆城外撤走。连胡林翼也一度失去信心，对于继续围攻安庆发生了动摇。
曾国藩感于从各个方面来的压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江西被陷一府五县，湖北被陷二府十一县，皆所以牵制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湖北腹地。又有人主张弃皖南之防退保江西。鄙意皖围万不可撤，否则江北之贼将一意上犯湖北，皖南之贼将全力进攻江西。
所以，他始终坚持要继续围攻安庆，认为能否攻克安庆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其他的都可以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虑。他说：
纵使武昌或有疏失，安庆之围仍不能退。因为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武昌纵失尚可复得，而安庆一旦解围，将不可复得。
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攻扑安庆围师，即使武汉失守，陈玉成亦必是以小支驻守，而以大部队回扑安庆，甚至弃鄂而不顾。去年李秀成等弃浙江而回攻江南大营，曾经得手，现在陈玉成必定又是故伎重演。因此，无论武汉能否保住，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湘军能否守住壕垒，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即使失守，也可由李续宜等重新收回，这样乾坤必有转机。安庆之壕垒不能守，即使武汉保全，贼势亦必复昌，则是乾坤没有转机。
他还特别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一大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一大关键。他要求曾国荃在安庆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一定要设法坚守起码五天的时间，在五天之内，他一定会派援军前来救援的。
曾国藩所说的援军，主要是指他从皖南抽调出来的鲍超一军。还有胡林翼从太湖大营和鄂皖边界地区抽调的成大吉部湘军近万人。
把围攻安庆做为当时战事的关键来抓，可以说是曾国藩看得准、有眼力，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强。而顶住各方面压力，克服极端的艰难险阻，坚持安庆之围不撤，则更体现了曾国藩在关键问题上的主见性、不妥协性以及那种战胜险恶的坚韧精神。
在实战中，该“围”什么，该“救”什么，虽有不同，但其理相通。此役，也正是曾国藩“围魏救赵”计策运用的完美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