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商人的支持就没有蒋中正的成事，没有财阀的鼎力出手就没有南京政权的到处讨伐。充分运用各方的物质支持，新的强人才得以超越众多竞争对手。
在民初混乱的时局中，上海似乎是风暴中的港湾。1927年，上海人口近300万，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早和最广的地区。从1914年到1936年，各国在中国投资达42.8亿元，其中有三分之一在上海。依托周围密如蛛网的水道、铁路、公路运输网络和邮政电信，上海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和国内主要的工业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出现了北京和上海两个金融中心。1920年，总行设在北京的华资银行有23家，资本总额14674万元，其中中国和交通两银行对全国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上海的华资银行有9家，资本总额802万元。从表面看，北京的金融地位高于上海。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对金融业的失控和金融业的相对独立，北京的金融地位在不断下降，1927年之后迅速被上海取代，上海成为中国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
在1912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做生意，期间有赚有赔。自1916年起，他经营证券交易，又与人合伙开办了证券物品交易所，发了一笔横财，算个上海滩的小富翁。当然生意失败时也面临窘况，由于投机生意酿成大风潮，上海各交易所于1922年3月停市。蒋介石从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连儿子经国15元的学校服装费都拿不出。最后是他拜的“老师”——大亨黄金荣给他结清了4000元债务，还打发他一笔盘缠去广州投靠孙中山，所以蒋介石对黄金荣终生都很感激。
晚清以来，中国革命的动力越来越来自于底层，手头宽裕的商人往往成为运动中最理想的替罪羊，总是被视为腐败政府的帮凶而打倒。聚集在上海的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动荡的政局显然令他们不满意。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他们联名上书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要求他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在上海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他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对他领导权的威胁感到不安，已经决定与之分道扬镳，但是这就意味着失去苏联的援助。
早在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赴苏联考察，向苏方提出了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设想，其核心内容是想在外蒙古按照红军模式组建军队，南下控制北方地区完成统一。但苏联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给蒋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他的结论是，与苏联只能暂时合作，双方迟早要分手。
要分家单过，就得做好当家的准备。北伐期间，虽有苏联援助，军费供应仍极困难。1926年9月，蒋介石向中央报告军饷窘迫，总部只有经费万元，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无以为计，他“唯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兵马已动，粮草不继，他迫切需要获得上海资本家的财政支持。
1927年3月，蒋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等商界闻人接洽，要求上海工商界迅速筹集1000万元军费，并商量组织财政和外交委员会等问题。商界代表表示，只要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资助，并支付了一笔300万的短期借款。
虞洽卿等人召集上海金融、盐业、钱庄和工业界的各方势力，号召各业捐款对蒋介石进行财政支援。蒋介石抵达上海以后的大部分外交活动也是由江浙财阀牵头进行的，成功调解了美、英、日三国与北伐军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久，蒋介石就如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被镇压，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被杀害。资本家如愿以偿，虞洽卿等人竭力动员工商界人士解囊捐款。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筹垫款项600万元，同时商业联合会也答应募集军饷900万元，但是由于工商界对蒋介石屡屡要求筹款产生了一定戒心，商业联合会实际募集到700万元。
这时的全国政局开始混沌，北方是张作霖的奉系力量，蒋介石控制东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中间是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政府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工农运动，但自己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政府的财政来源，封锁了长江航道。由于湖南和湖北农村的阶级斗争、工人罢工和工商业倒闭，武汉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有10万多名工人失业。政府税收减少，通货膨胀加剧，存放着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倒向蒋介石一方。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武汉政府禁止银行以银元兑换钞票，并禁止银元出境，结果引发了挤兑风潮。
在武汉方面看来，希望在于争取进入河南的冯玉祥部重兵，冯玉祥成为各方争夺的重要筹码。汪精卫和冯玉祥举行了郑州会议，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了徐州会议。汪精卫革除蒋介石的职务，委任冯玉祥为总司令。蒋介石则派出孔祥熙带去50万大洋犒军，还答应从7月起每月接济军饷250万元。冯玉祥立刻倒向蒋介石一边，提出宁汉双方应该“异地同心，通力合作”，并敦促汪精卫立即驱逐鲍罗廷，实行清党。
内外压力之下，本来与蒋介石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因为权力斗争而分庭抗礼的汪精卫终于与蒋走到一起，武汉随即发生了“七一五”政变。
1927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工商界各团体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了许多拥蒋反共的行动，力图以此求得蒋介石政府的保护。除了筹集军费之外，上海商业团体还在政治上表示坚决拥护清除共产党的主张，拥护三民主义。但是这些行动究其性质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一种自救举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他们对蒋介石不断索款的行为渐生戒心，合作热情逐渐低落。蒋介石也对历来自主活动的上海工商团体不甚满意，决心要通过强权把上海乃至全国的商会组织完全控制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