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是形成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重要环节和过程。进行战略研究离不开时代、地理、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背景。现代西方的战略研究往往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理论之源，进而追溯到中世纪的马基雅弗利，甚至穷根及源至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军事著作。但是，西方古代军事名著，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卢战记》等，虽对战争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作了详细的记述，以及对军事技术和战术问题也相当重视，而它们在提炼战争经验，使之升华为军事理论方面却显得苍白无力，无法与纯粹军事理论之作《孙子兵法》相比。作为东方兵学经典名作，《孙子兵法》的理论原则不仅适用于现代战略研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战争和军事行动具有借鉴甚至指导意义。它似一棵常青树具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只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就能“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取得成功。
西方评论《战争论》与《孙子兵法》
西方军界对《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评论甚多，并反映在诸多方面。
（一）美军“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理论重视《战争论》和《孙子兵法》
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之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在他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美国学者在推祟孙子时是将他与近代的克劳塞维茨相比附的，并且突出《孙子兵法》对现实战略研究的重大作用。
1.理论上的兼收并蓄。美国军方人士在谈及80年代的“空地一体战”理论时，明确地说：
美国陆军的作战理论历来主要受欧洲军事思想的影响。是若米尼、迪皮克、拿破仑，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大师们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形成了美国陆军理论的基本结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对美国有关战争性质和指导思想产生了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很适合美国的民族特点和军事特点。美国具有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方式进行组织、配置人员和装备军队的能力。美国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直接手段是符合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直截了当的暴力行为”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观点的。美国拥有发起“管理”型战争——投入“大部队”、利用庞大的生产基础和进行直接进攻的战争的能力。
在一个多世纪内，这种“管理”型战争对美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作战方式使美国获得了胜利。直到朝鲜战争才证明这种管理型战争无法完成当时的任务……
50年代国际上两大集团的对峙，核武器生产使战争性质起了质的变化，以及后来越南战争对美国军方的教训和1973年阿以战争的影响，这一切因素促使美国陆军于1976年制定了“积极防御”的理论（FM-100—5野战条令）。但这一理论强调实施以实力对付实力的直接手段，和需要微观控制火力和机动力。因此，“积极防御”理论遭到了美国军事思想家们的直接、激烈和持续的批评。到70年代末，这一理论显然已行不通了。于是，美国陆军将领和一批有远见的军官们着手制订适合当时形势的新的方法。
为了制定新的作战理论，在利文沃思堡基地司令部和参谋学院组织了一个由军官组成的短小精悍的班子。这个小组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迪皮克、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人的著作，以便创立一种适合于美国传统、当前国际环境和现有武器的新的理论。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在速战中以少胜多。
所选定的方法被称之为空地一体战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所体现的特点是，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和孙子理论之间、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手段和间接路线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均衡。
由此可见，美军空地一体战理论基础之一是综合了《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精华。二者虽在时空上有较大差距，但在一些兵学原理方面确有貌异神同，不谋而合之处。然而，前者是言筒意赅高度概括的中国古代兵典；后者则是“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的篇幅巨大、章节林立的西方现代科学著作。“空地一体战”理论融克氏的学说和孙子的原则于一体。它反映了美军既侧重充分发挥其兵力兵器的技术物质优势，又强调善于运用智谋，速战速决，以较小的人员代价取得胜利的战略追求。
2.孙子思想贯彻于“空地一体战”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中”。1982年8月20日，美国陆军颁发了新版《作战纲要》，取代1976年的旧版本。1982年的《作战纲要》首次提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并把它称为“陆军的基本作战思想”。该理论认为，未来战斗没有明确的战线，强调用火力和机动打击敌人的全纵深，所有可以动用的军事力量须协调一致地行动，以求达成统一的目标。
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主动（initiative）、纵深（depth）、灵敏（agility）和协调（Synchronization）。就在第二章“基本战斗原则”开头论“作战思想”（operational coneepts）的小标题下，直接引用了孙子名言：“兵贵胜，不贵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接着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
显然，孙子的思想是贯穿在空地一体作战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中的。所谓“主动”，就是说在遂行一切作战行动时要有进攻精神。下级指挥人员必须具有极强的临机应变能力、主动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一点是与孙子所说“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的原则相一致的。“纵深”是指时间、距离和力量而言。包括在敌方纵深遂行战斗，以迟滞、打垮或歼灭敌方尚未役入战斗的部队，以及孤立其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孙子所说的“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和“并敌一向，十里杀敌”（“九地篇”）的原则相符的。“灵敏”指机动性，它要求具有灵活的战斗编组和下级指挥人员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判明变化中的情况并迅速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一点同孙子名言：“夫兵形象水”、“兵因敌而制胜”（“虚实篇”）相一致。“协调原则在空地一体作战理论中，不仅适用于美军的常规部队，而且也适用于核弹和化学武器。协调一致还是美陆军与其他军种和盟军联合作战的特点。这一原则从广义上讲是与孙子的名言：“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同舟而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和“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九地篇”）相符。
（二）利德尔·哈特贬《战争论》而褒《孙子兵法》
早在1963年，利德尔·哈特为《孙子兵法》新的英译本写前言时，就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孙子》与《战争论》之间的异同，指出了后者的逊色之处。
……孙子的现实主义和中庸之道，同克劳塞维茨经常强调的逻辑概念和“绝对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超出理性范畴的“总体战”思想。促进这种不幸发展的是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不过，后来克劳塞维茨对自己的这句话作了补充，他说：“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此外，他的最终结论是，追求逻辑极端势必导致手段与目的完全分离。
利德尔·哈特接着说：
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不良影响的根源是他的信徒们对他的学说解释得太浅薄，走了极端，忽视了他的限定句。但是，克劳塞维茨本人的话确实易被人误解：他对自己理论的阐述过于抽象，对问题的论证迂回曲折，其立论用意经常逆转，反复无常，使习惯于具体和实际的军人难以领会其要旨。克劳塞维茨的文章，他们读后印象很深，但却一知半解，懵懵懂懂，只抓住他的一些生动的主要词句，而抓不住其思想的内涵——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实质与孙子的种种论断表面上大相径庭，实则不然。孙子的思想一目了然，是可以弥补克劳塞维茨晦涩难懂的缺点的……
对于上述的评论，后来有些西方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克氏的“暴力使用无限度”论固然不足取，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属空想。其实，孙子除“伐谋”、“伐交”外，还主张“伐兵”、“攻城”。《孙子兵法》的主旨是讲攻战取胜之道。利德尔·哈特也明确指出，实施“间接路线”战略取胜，必要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这两本分别代表东西方军事学术思想的作品，既要看到文字上的不同之处，又要看到在实质上的相同点。
受《孙子兵法》影响的《战略论》
1.《战略论》概述。
利德尔·哈特在其力作《战略论》中，以翔实的西方战史（包括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充分论述了“间接路线”战略理论。该战略的目的是，要使战斗行动尽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其主要原则是，避免正面强攻、直接的作战方式，而要首先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心理上丧失平衡，然后，再视情况实施进攻。显然，“间接路线”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战略论》是作者于1954年最终修订后出版的。该书初版于1929年，当时题为《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1941年出了增订本，改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名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6年，又在伦敦再版，仍沿用旧名。1954年《战略论》出版后，受到西方军事学术界的重视。以后该书多次增印，同时被世界各国广为翻译出版。其战略理论被一些著名的将领奉为经典：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也将该书充当基本教材。
《战略论》一书的扉页上援引了21条与“间接路线”战略有关的世界著名军事大师的语录，作为全书的理论依据。其中最前面的15条出自《孙子兵法》，占了一页半的篇幅。所引用的孙子语录的条数和字数分别占全部语录的70%以上。利德尔·哈德以“计”篇中的“诡道”及其十二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段作为首条语录，随后引用了“作战”、“谋攻”、“势”、“虚实”、“军争”和“九地”诸篇中的名句，其中引用“虚实”和“军争”篇的频率最高，分别为4次。
《战略论》在卷首大量援引孙子的名言作为警句，决非偶然。正如作者在1963年著文称，“《孙子兵法》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将我20多部书中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基本原则几乎包罗无遗”，显然1954年版的《战略论》也在其中。
2.“最佳的战略目的”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利德尔·哈特不仅在扉页上引用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和“上兵伐谋”两段名言，而且在书中充分肯定了这个观点。与此同时，他在“战略的理论”和“战略和战术的实质”等章中，反复多次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在战争中，只有决定性会战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的思想，以及他强调“以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和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的做法。利德尔·哈特甚至尖锐地指出：
……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
显然，克劳塞维茨一味强调会战的观点是与孙子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也是利德尔·哈特坚决反对的。在“战略的目的”一节中，他说：
事实上，即使把决定性的会战（战斗）看成是战争的主要的目的，而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个会战（战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不过，条件越是有利，则进行战斗的成分也就会相对地减少。所以，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利德尔·哈特接着用世界战史的史实和著名军事家的言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结论是，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在这种形势下继之以会战，就能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这样的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要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说来，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
由此可见，利德尔·哈特主张创造有利的战略形势和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来使敌人“自动崩溃”，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战略。这是他真正领会了孙子“全胜思想”的真谛和精义。因为孙子强调“必以全争天下”（《孙子·谋攻篇》），同时，十分重视作战行动中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便减少损失，速战速决。同样，利德尔·哈特强调“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抵抗的可能性”，“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实际的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还说要利用“运动”和“突然性”因素取胜，“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
3.“间接路线战略”的内涵很大程度上是运用了孙子的“奇正”思想。
事实上，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几乎全部继承了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和“先知迂直之计者胜”的思想。在《战略论》开篇第一章中，利德尔，哈特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通过这样的（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显然，“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与诡道十二计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一脉相承的；而“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往往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经”又与“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不谋而合。孙子的“迂直之计”在战略上具有深刻的含义，在战争这样一种复杂严酷的挑战面前，采取简单直接的方法往往是“捷径以窘步”，而“以迂为直”，实施机动，震撼敌军就能以“奇”制胜，这在近期的局部战争（如马岛之战、海湾战争等）中都得到了佐证。
利德尔·哈特非常强调“以正合，以奇胜”。他不主张把兵力集中在一处，可以分散成相互联系和支援的多路态势，并随时根据敌情变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起来突破和打击敌军薄弱部位，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取得胜利。他主张把“集中原则”和“节约兵力”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对敌人的“以正合”。在“以奇胜”方面，他更重视“迂直之计”。认为，在战略上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就要采取4个方面的行动：一是破坏敌人的部署，从而迫使他们突然地改变正面，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配置上发生混乱现象；二是分割（切断）他们的兵力；三是威胁和危害敌人的补给系统；四是威胁他们的交通线，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沿着这些交通线撤退，不能在中间地区或战略后方重新设防进行固守。对敌人后方施以压力往往能产生重大的心理上的效果，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使其自行陷入混乱，从而取得胜利：
所以，从翼侧对敌人实行迂回，或者前出到其后方，目的不仅在于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且在于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战役结局。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动就是选取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如果从心理方面来说，也就是相当于期待性最少的路线……
我们研究物理性的因素时，永远不要忘记了精神性的因素。一个战略，只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间接路线战略，才能有希望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孙子的“奇正”思想，内容丰富。“以正合，以奇胜”和“迂直之计”，既表现在兵力的运用和具体的进攻方向上，又反映了作战的主动精神。“出其不意”和“先其所爱”不仅能给敌人造成人员和物质上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敌人的士气。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往往会使敌人陷于被动而遭到失败。从作战的效果来看，这种精神因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制订者的确从理论上充分阐述了这一深层次的涵义。
4.“理智控制战争”与孙子倡导的“静以幽”的为将之道。
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提出“理智控制战争”也是与孙子的战争理性观念相一致的。尽管《战略论》的扉页上没有直接引用孙子的有关格言，但只要对比一下《战略论》和《孙子兵法》的有关词句，就不难看出前者是继承了后者思想的。因为对于战争和作战行动，两人都十分强调统帅和将领要“理智”和“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不仅是减少战争的伤亡损失，而且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利德尔·哈特在“大战略”一章中写道：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
他接着列举了5条理由，并强调在战争发动起来以后的各个斗争阶段中，也要用理智来控制使用力量：
要想在战场上夺得胜利，战斗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这匹烈马，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很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比起那些盲目冲动之辈来，还是占有上风。对于那些盲目冲动之辈，必须经常加以控制。一个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样，他就不能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担负身系国家安危的重任。
对照《孙子兵法》，类似的思想一目了然。“火攻篇”末段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孙子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在“九地篇”中，指出“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因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由此可见，两人都认为指挥战争和作战行动的人必须“理智”，决不能感情用事。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处于核时代的今天，对于战争问题，国家领导人和将帅们尤其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一点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孙子兵法》在核威慑理论
研究等方面的应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潜心于著书立说。他在1980年出版其辞去公职后的一本专门论述对苏战争的力作——《真正的战争》中，曾反复用孙子的思想批评美国推行的核威慑理论。尼克松力主的谋略制胜论在1988年所著《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81年初继卡特入主白宫的罗纳德·里根，一上台就宣布要“重振军备”，将军力增强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程度，并注重用“谋略”整垮前苏联。比尼克松分析前苏联形势更为深入，运用《孙子兵法》更为言之凿凿的，是前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兹·布热津斯基。他在1986年所著《运筹帷幄》一书中，从孙子的地理学观点分析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形势，力主并坚信以孙子的“上兵伐谋”战胜对手。1989年初，他在所著《大失败》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断言。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他的论断。
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在国外打的最长的一次战争，美国学者、军政领导人撰写了大量作品进行回顾和评论，其中不乏用孙子名言分析和总结越战的惨痛教训的事例。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孙子兵法》就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课堂。这部东方的兵学经典已成为西方“战略研究”中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尼克松用孙子名言抨击美国的核威慑理论
1.核武器的威力和核威慑理论的问世。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当量为1.4万吨TNT炸药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市上空投下，3天后，第二颗当量为2万吨TNT炸药的原子弹又在日本的长崎市上空投下。原子弹的爆炸及其风暴性大火几乎立即夺去两地的6.6万人和约4万人的生命。广岛市的建筑物几乎彻底被摧毁，毁坏率达80%；长崎市尽管面积较小和地势不平，其建筑物也有40%被毁或遭到严重破坏。原子弹的投掷虽然起到了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重大作用，但也给人类的前途蒙上了阴影。
1949年8月29日，前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打破了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格局。1952年10月31日，美国试爆第一颗氢弹成功；翌年8月12日前苏联也试爆氢弹成功。这种氢弹的热核武器，是利用重氢、超重氢等轻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其威力更大，以百万吨（MT）为单位，即以100万吨黄色炸药的爆炸力为计算单位，西方的战略家估算过：1颗2万吨级的原子弹所产生的爆炸威力相当于400万门野战炮同时发射；1颗1百万吨级（1MT）的氢弹则相当于2亿门野战炮——这几乎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所以专就火力而言，实无异于一种完全的革命。由于核武器具有强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和电磁脉冲波等杀伤破坏作用，其威力之大是无可比拟的。假定1颗1MT的氢弹在适当的高度爆炸，其毁灭威力足以使约8公里半径内的砖造房屋毁坏殆尽。对于人员的浩劫不仅巨大，而且是持久的。
于是，西方的战略研究围绕核威慑理论而展开，各种威慑战略随着技术的演进和形势的变化而发展。但是，西方的核威慑理论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西方或许是从二次大战中有关毒气武器方面汲取了教训：若想要敌人不使用某种作用特别恶劣的武器，最好的办法就是威胁要用同样的武器实行报复。报复性还击是对于侵略的最好威慑，这种逻辑一开始起即为人们所接受。美国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就产生过这种威慑的思想：
由参加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组成的杰弗里斯委员会在1944年9月提出的报告说：“美国自己建立核武器能起的最大作用是保证在纽约或芝加哥突然被彻底摧毁时，可以在第二天对侵略者的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同时希望侵略者慑于这种报复不敢动弹。”
事实上，这个委员会都认为“慑止”的希望很渺茫，因为破坏性武器既然已经积存下来，那就迟早会“用上”，尽管这意味着愚蠢的相互毁灭。
关于核威慑与“恐怖平衡”之间的关系，五吉尔讲得最为生动。他在1955年3月1日对下议院发表关于核威慑的长篇演说中，强调英国要加强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同时要紧紧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体系。对核威慑的实质，他留下的名言是：“安全是恐怖的茁壮之子，生存则是毁灭的孪生兄弟”。
2.美国核威慑思想的发展。在战后初期，美国的核威慑思想是基于“报复性反击”的论点之上的。杜鲁门时期的核威慑思想是处于“大规模报复”理论的初始阶段。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的武器》（1946年）一书中对威慑作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原子弹时代，美国安全计划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是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受到袭击时，有可能进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性反击”。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朝鲜战争失败的教训使美国感到同人数众多的共产党国家不能打常规战争，进而企图依靠核优势进行核战争。于是，“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核威慑理论随之产生。这一正式提出的威慑理论设想准备打“闪电”式的核大战，要求以“第一次打击力量”摧毁敌方的主要工业生产基地、核基地和战略轰炸机部队，使对方丧失还击能力。但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可能性极小，美国内外有识之士均不以为然。尤其前苏联于1957年8月和10月相继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成功，在运载工具方面明显占有了优势的情况下，“大规模报复”理论日益遭到美国国内人士和盟国的反对。
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他采纳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及其研究班子所提出的“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美国准备打各种类型战争，对付进攻将视情况采取从常规部队到核武器的各种选择方案。这一战略还包含“确保摧毁”和“限制损害”的概念，而“相互确保摧毁”（MAD）是威慑的核心。其实，“灵活反应”的概念来源于5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分级威慑”（graduated deterrence）的思想。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卡特，美国一直在贯彻“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还运用于北约组织：在当时西德前沿配置常规部队实施“前沿防御”，其纵深内部署了战术（战场）核武器，英、法、美则以战区和战略核武器为后盾。一旦遭到进攻就产生“绊索”（Trap Wire）效应：从常规升级到战术核武器等层次。北约组织还一再声称，为慑止“侵略”威胁，不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
尽管美国凭借其战略优势渡过了诸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事件等危机，但到70年代末，美国的核优势已经丧失，相反前苏联的核力量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占了优势。1979年底，前苏联有恃无恐地出兵入侵阿富汗。这不仅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而且使美国朝野大为震惊。有识之士再次反思美国所推行的威慑理论。对“相互确保摧毁”（MAD）战略颇多微词。所谓“相互确保摧毁”，实质是“确保摧毁”或“确保报复”。即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使来犯者必遭摧毁性的报复。“确保摧毁”能力的定义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明确的、使人不会弄错的能力，足以给任何单独的或联合起来的侵略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即使在美国遭受到突然袭击性质的第一次核打击之后也有能力这样做，以此慑止敌人对美国及其盟国蓄意发动核袭击。”当时根据确保摧毁的要求，给前苏联造成的破坏需要达到的程度是使其丧失33%到20%的居民以及75%到50%的工业生产能力。
3.尼克松用孙子思想抨击“相互确保摧毁”理论。1980年5月，前总统尼克松在其所著《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运用《孙子兵法》分析批判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
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概念有着三个严重的错误。当然，首先是苏联我行我素，使这一概念成为泡影。其次，这一概念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它使美国在威慑一旦失灵时无合理的选择方案；万一发生战争，它也不主张选择合乎理性的政治或军事目标。一个合乎理性的威慑力量不能以非理性的反击作为其基础。例如，未来的美国总统难道能冒风险以牺牲纽约、费城、芝加哥和华盛顿的代价来挽救柏林吗？第三个错误是这个概念有悖于道义。美国决不能自行陷入窘境，使其战略暗示：蓄意屠杀平民是一个正当的目标。威慑不应建立在这种威胁之上。上述两个基本的缺点，即战略方面和道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的战略家孙子写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尼克松进而认为，战胜对手不能单靠军事威慑，必须运用孙子的谋略，即“避实击虚”、“以奇胜”。当时的苏联强在军事上，而其经济力量并不强大，能征战却难以持久。美国应抑制苏联的强点，打击其弱点。他写道：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战略家孙子提出这一原则：以正合，以奇胜。他的真知灼见是“奇正相生”，奇正并用乃是取胜之道。
在当今时代，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以正合”——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对付苏联的军事力量；保持我们的联盟团结和加强西方的联合力量。这是避免失败之路；这是遏制苏联推进之途。这是必不可缺的第一步，正如退潮之前必须停止进潮一样。下一步——走向胜利，“以奇胜”——紧接而来的是更加复杂、更为微妙也更加费力。但是西方仍然拥有最大的优势，只要我们能够妥为利用这种优势。
这需要耐性，需要持之以恒。苏联推进的方式总是进两步，偶尔退一步。成功地逆转其推进的方式将是退一步，进两步。
尼克松所说的运用谋略——“以奇胜”，很大程度上是指依靠西方的经济实力、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逐步获胜。当然，保持军事实力，加强核威慑和取得军控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仍是实施谋略取胜的前提。这一点在其1985年所著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得更为详细。
（二）布热津斯基运用孙子谋略研究地缘战略（Geostrategies）
美国著名学者，前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兹·布热津斯基在1986年出版了《运筹帷幄》一书。在这本堪称冷战时期西方的地缘战略学代表作中，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的始末段，都引用了孙子的谋略思想作为结束冷战的必由之道。在篇首援引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孙子名言后，他在全书结尾段写道：
孙子说：“上兵伐谋”。进行持久的历史冲突，情况亦然。模仿孙子的话来说，美国欲在美苏争夺中不战而胜，上策是挫败苏联的政策和利用苏联的弱点。美国如果用地缘战略论的眼光高瞻远瞩，这两点都可以做到。
布热津斯基当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前苏联和华约集团的强弱点。前苏联固然是一个超级大国，是军事强国，但在技术上有差距，特别是社会经济问题严重，思想僵化，政治上缺乏活力。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挫伤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日常消费用的鞋子的式样等标准都得由政治局下达指示。前苏联高度集中而又严重官僚化的经济，效益很差。在80年代中期，其经济水平被认为“只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内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由于物质生活的不丰裕，广大公民常常为购买生活用品而排长队。这时候，他们会看到享有“特供”的前苏联高级官员的轿车，飞驰而过驶往乡间别墅。这种反差在人民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基于以上的和其他一些情况，布氏认为前苏联本身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弱点，因而可以“不战而胜”。
《运筹帷幄》一书，从地缘战略角度指出，美苏争夺中有3条主要战线：欧洲的远西战线，东亚的远东战线，中东南亚的西南战线。在各条战线上分别有其“关键性”国家（linchipinstate），其中波兰在远西战线上尤为重要。因为波兰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举足轻重。“如果波兰取得比较自主的地位，那必然会破坏苏联对立陶宛和乌克兰的控制。如果波兰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分离主义倾向可能随之加剧，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的支配地位”。
显而易见，“关键性国家”的概念在地缘政治斗争中，是与孙子所说的“得天下之众”的“衢地”，不谋而合。80年代末席卷东欧的“风暴”之源正是在波兰，足资证明。诚然；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的美国学者，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研究所所长，对前苏、东问题颇有研究，尤其对波兰问题的研究“情有独钟”。但是，应该说他在写《运筹帷幄》一书时是把地缘战略观点和孙子的思想相联系的。这与全书以“谋攻篇”的观点作结束语是相一致的。布热津斯基在《运筹帷幄》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
本书原著在美国出版，主要探讨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现译成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感到十分高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肯定地说，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战略思想和实践在世界军事艺术史上最为丰富，因此，我特别关注中国的军事和战略理论家对我著作的反应。
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引用了孙子的一段话。中国的地缘战略位置令人注意到孙子的另一段话。孙子在《九地篇》中说：“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运用孙子的这段话，从更广的范围讨论美国的战略和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我认为那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最后，我想提一下，我曾有数次机会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从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会晤邓小平主席，到后来在华盛顿同他会谈（请他到我家做客时和他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时），直到在北京再次与他会面——在前前后后多次交谈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国目前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地缘战略思想，而这种思想深深扎根于对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作用的深刻认识，即各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对决定其当代战略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而美国则由于建国历史甚短，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常常表现得对这些因素的作用缺乏深刻的认识。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我主要为美国军政要人撰写了这部著作，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三）《大战略》作者高度评价《孙子兵法》
1973年出版的柯林斯所著《大战略》一书，在“代序”中的“公认的战略创新者”一节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在第三章“战略的实质”中，作者谈及大战略的含义与利德尔·哈特的结论（即“大战略”的“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等语），指出“这不完全是个新观点。孙子早已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第四章“作战原则”中，作者根据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作战原则以及富勒的现代作战原则，综合英军、美国陆空军、前苏军的作战原则和要素，列出“目标”、“进攻”、“集中”、“节约兵力”等18项作战原则。其中，《孙子兵法》占了前6项，即从“目标”到“突然性”原则。可见，《孙子兵法》的思想仍对现代作战行动起着指导作用。
柯林斯用孙子的名言阐述“机动”原则，特别是战略机动的实质，是十分精辟的：
机动是实现集中的手段。机动是与思想上的僵化或物质上的静态相对立的。它意味着将战略重点迅速从一种方式转到另一种方式的能力，这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调整部署一样重要。孙子在许多世纪前就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根据计划、压力或意料不到的时机等情况，机动性不仅是军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
（四）用孙子思想总结越战教训
1，《大战略》一书的认识。对美国在越战中失败的原因，柯林斯认为美国“过于片面了”。
我们过分依靠使用正规的军事手段，致使我们忽略了本该同时运用的美国实力中的其他的有效手段。孙子说：“上兵伐谋。”在越南战争情况下，“谋”即指革命战略。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的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估计了我方的能力，过低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器力量，其结果是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胜利。于是，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又一次脱节了，使我们蒙受了损害……
事实上，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情况是，“打赢了每场战斗，但却打输了战争”。因为美军“远征”到越南既有悖于越南人民的意志，也得不到美国人民甚至国会的支持。正如孙子所说“上下同欲者胜”，而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岂能打赢这场战争。
2.驻越美军司令的认识。担任过驻越美军司令的威廉·威斯特摩兰上将，在其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报告》中，也用了孙子的名言谈及越战失败的原因：
正如孙子所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我还想起了惠灵顿公爵对上院的致词：“大国打不了一场小战”。我本人在1966年2月檀香山会议上曾做过以下的概括：“每一次战斗、每一场战争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双方由于似乎是无休止地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更多的资源和更坚定的信念而消耗得筋疲力竭。这时，决心再努一把力的一方就是胜利者。”
美国人民对一场进行了17年有余的战争感到厌倦。他们的孩子直接在这场战争中战斗了7个多年头。他们没有，也许是不能清楚地看出和理解，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切身安全究竟有什么关系……
3.尼克松的认识。尼克松也引用了同一孙子名言，还加上了“兵贵速，不贵久”（“作战篇”）一句来分析越战失败的原因。他不得不承认，“民主国家”打不起持久战，只有在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的情况下，才能打好仗。如果进展不大，公众舆论是不会支持打久拖不决的战争的。对于美国远渡重洋、跨过半个地球派兵到越南打仗的事实，孙子的话就更有意义了。
分析美国越战失败原因最为深刻的，要算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著的《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了。书中，他第一次就越战向全世界真诚地忏悔：“我们错了，彻底错了！”他在书尾总结了美国在越南遭惨败的11条主要原因。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孙子的话，但是他列举的属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所造成的错误就有6条。
（五）《孙子兵法》进入美国军事院校课堂
1983年，美陆军军事学院出版了《军事战略》一书。这是一本论文集，供美国军事院校作参考教材。在这部集美国现代军事战略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中，有一篇是专门介绍《孙子兵法》的。选辑《孙子兵法》的编者是小阿瑟·吕克（ArthurF。Lykke，Jr。）上校。他首先引用了利德尔·哈特为英译本所写的前言，概述了对《孙子兵法》的高度评价。接着指出，尽管《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但其军事思想至今仍有重大意义。随后他分10节共18小段对《孙子兵法》原文作了迻译，其英译文采用的是贾尔斯版本。这10节的标题分别是：（1）兵法之上策；（2）“善战者之胜”道；（3）战争指导——“用兵之法”；（4）战备——“恃吾有以待也”；（5）诡道；（6）攻击方法——奇正之变；（7）军争；（8）长久的战争——“久则钝兵挫锐”；（9）“将有五危”；（10）无私无畏——为将者“唯人是保”。从其所摘《孙子兵法》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指挥官的素质和有关的作战原则，以供美国高级军事学员们学习研究。
其实，美国军事院校讲授《孙子兵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1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在其1921—1922年度的讲课教程计划中就有一课是讲孙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