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西传后，引起西方火器研制者与火器史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他们或在实践上制造适用于西方的火器，或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创见，取得了不少新鲜成果。但也有一些西方火器史研究者，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经不起推敲的“火药发明说”，它们虽已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推翻，但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使蒙蔽在火药发明问题上的尘雾得以清除。
没有科学根据的“火药自然生成说”
关于火药是自然生成的说法，是由一个名叫亨利·威尔金森（Henry Wilkison）的人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如下：
威尔金森说，火药的最早发明，可能源起于印度、中国等地，用在含有硝的坚硬的土地上焚烧食物的方法生成的。我自己经常揣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这些国家的当地居民在结束吃生食之后，必然要采取火烧的方法来做食物。于是在熄灭篝火时，差不多已成了木炭的一部分木头残留下来，在同一地点焚火往往会再次燃烧起来，经常如此地发生轻度爆燃现象。此混合物（火药）主要而最活泼的两种成分偶然接触是确实无误的……火药用于实践的时期，可能是从其发现之时起开始而一直沿用至今的；那么是不是像刚才所说的那种巧合才发明了火药呢？也未可知。
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马成甫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揣测是没有根据的想象，上古人虽然有可能遇到一些爆燃现象，并探索其原因。但是火药的合成是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理智之能力达到较高水平的结果，决不是自然偶尔巧合的发现。因此，这种看法是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人们的否定，况且持这种看法的只有威尔金森等少数人。
“希腊火”不是早期火药
“希腊火”（Greek fire）是一种不含硝的燃烧剂，西方一些火器史研究者说它是早期火药，这是没有根据的。
1.“希腊火”的由来及其使用
“希腊火”最初是由阿拉伯人创制的，后又经过希腊人改制而成，又称“野火”（Wild fire），在公元前5～4世纪被用于作战，持续使用达1000多年之久，在东西方的一些国家中都曾使用过，是火药发明前所用的一种主要火攻器具。“希腊火”的配方甚多而鲜为人知。公元前350年，希腊战术家泰克梯科斯（Aeneas Tacticus）曾记下了一个配方，其成分有硫黄、沥青、松脂等引火物及麻屑等易燃物。经过希腊人改进后的“希腊火”，又反传到阿拉伯和印度。据说印度人在公元前326年，曾经用“希腊火”有效地抗击了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et，公元前356～前323）的进攻。欧洲战场上使用“希腊火”的较早记载，有公元前424年大流姆（Delium）的攻防战、公元前304年罗得（Rhode）岛的攻防战。
在11～13世纪欧洲十字军东侵阿拉伯时，双方在作战中都曾把“希腊火”作为火攻器具。但是，经过人们的考证，当时所用“希腊火”的主要成分有蜜脂、硫黄、木草、兽脂、松香、石脑油、沥青、粉状金属物等，唯独没有硝。
2.对“希腊火”性质的误传
最早把“希腊火”说成是火器的人，是意大利的瓦尔图（Robert Valturius，1413～1482）。他在1450年撰写的《兵法十二卷》中，提到了拜占廷皇帝列奥六世（LeoVI，866～912）在位时，曾命令其士兵用一种“投火器”反击敌人，并称这种“投火器”就是火药箭。但是，此时的欧洲人还不知道硝这种物质，更不可能使用火药箭了。因此，瓦尔图的说法，不过是将一般的“投火器”误传为火药箭罢了。
时至11～20世纪，西方有些学者还在他们的著作中，认为拜占廷人使用的“希腊火”，是经过改进了的用火箭射出去的火器。如法国的东方学者拉努和炮兵上校法韦、法国的化学史学家厄费（Ferdinand Hoefer）、法国的麦西那（Maurice Mercier）、英国的埃利斯（Oliver C。Ellis）等，都有这种看法。
前苏联学者费里德高兹（ΦΕЛБДГАУ3）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
“希腊火”还不是类似火药的混合物，因为在它的成分内不含硝酸钾。发现硝酸钾的不是拜占廷人，也不是埃及人，可能性最大的是由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处学来的。
又据琼维尔（Joinville）所著《圣路易王的历史》说，直到欧洲十字军第七次东侵时（1248～1254），阿拉伯人才使用含硝的“希腊火”，用带长尾羽翼的箭，射向敌阵，其威力远大于不含硝的“希腊火”，只见飞行的箭如火龙经空，似闪电疾飞，火光照耀，变黑夜为白昼，十字军终于被击退。既然阿拉伯人在13世纪中叶才使用含硝的“希腊火”，而此时的中国，不但已有使用火药与火器的200多年历史，而且已把初级火器发展到了管形火器的阶段。由此可见，连含硝的“希腊火”都算不上早期火药，那么不含硝的“希腊火”就更不是早期火药了。
西方学者把“希腊火”说成是早期火药的另一个根据，便是托名希腊人马哥于公元8～9世纪写成的《焚敌火攻书》，书中列有一些火药配方。但是经过学者们多年的研究，从下列几个方面否定了这种说法。其一，所谓希腊人马哥并非真有其人，而是一个托名；其二，该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由一些阿拉伯人相继增补而成；其三，该书写成于公元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而不是8～9世纪。至此，关于“希腊火”是早期火药的说法，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
“海之火”不是早期火药
同“希腊火”相类似，而被混淆为“希腊火”的另一种烟火剂是“海之火”（Sea fire，或Wet fire）。
1.“海之火”的由来及使用
“海之火”与“希腊火”不同，“希腊火”在东西方的一些国家中都有使用，是一种用于投掷的烟火剂；而“海之火”只有希腊人知道，并未向东方流传，是一种用于海战的以虹吸管喷射的烟火剂。“海之火”最早出现于公元670～680年之间，比“希腊火”要晚一千多年。据泰法尼斯（Theophanes）的年代记（81l～815）中记载，公元673年，有个出生在叙利亚的技术人员凯林尼科斯（Kallinikos），从西里西亚的海略波利斯（Helliopolis）逃到拜占廷的帝都君士坦丁堡（Constatinople），把“海之火”的秘方献给了拜占廷的皇帝康斯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called Pogonatus，648～685）。其时，君士坦丁堡正遭到阿拉伯军队的进攻，拜占廷当时也正苦于无退敌之利器。“海之火”恰如天赐一把神剑，受到特别的重视。自673～677年的5年间，阿拉伯军队对该城进行海陆夹击。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海而一面背陆，全城军民以顽强的固守而使阿拉伯军队屯兵于坚城之下，并伺机予以反击。战机终于到来，拜占廷帝国的舰队在西吉库斯（Cyzicus）岛附近水域，用“海之火”大败阿拉伯舰队，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围。716～718年，阿拉伯舰队再度进攻该城，被拜占廷舰队的“海之火”，焚毁1800余艘战船，仅有5艘得以逃脱。公元941年和1043年，俄罗斯舰队曾两次进攻该城，都被拜占廷舰队用“海之火”打败。
2.“海之火”的特点
从作战过程可知，“海之火”是海战中具有强烈燃烧威力的燃烧剂，用喷射装置喷至敌船，燃烧时烈火伴随浓烟与声响，使敌船没有扑灭手段而难以防御。正因如此，所以拜占廷帝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关于“海之火”的配方、制造技术、发射装置的构造等机密，只有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凯林尼科斯一家人知道。其他人尤其是阿拉伯人都绝对被置于秘密之外，若有人泄露秘密，便要受到严惩。拜占廷帝国灭亡之后，“海之火”也就随之光消焰灭了。
尽管如此，关于“海之火”喷射装置的构造概况，也并非滴水不漏。自9世纪末至10世纪初，拜占廷皇帝列奥六世曾在他历著的《战术学》（Tactics）中，还是披露了有关喷射装置的蛛丝马迹。书中指出：
“海之火”采用一种虹吸管喷出，管身用铜制造，置于船首，可将火焰喷向上下左右各方。士兵则手持刚发明的小手筒，从铁盾后面将火喷出。
由此可见，这种装置实际上是一种手提式唧筒，即从虹吸管中利用唧筒内的压缩空气，将液态火喷出。在斯凯里兹（Skylitzes）的拜占廷希腊文手稿中，刊有一幅拜占廷战船与阿拉伯战船进行海战的示意图。图中画有一个手持喷火筒的拜占廷士兵，向阿拉伯战船上喷射“海之火”，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海战的场景。
多少年来，欧洲人曾多次试图解开“海之火”之谜。18世纪，英国文物学家格罗斯（Francis Grose，1731～1791）在其所著的《军事文物》中，考证出“海之火”的组成物质只有硫黄、沥青和石油。19世纪，英国皇家炮兵上校海姆（Henry W。L。Hime）在其所著的《火炮起源》中，认为：“海之火”的主要成分是沥青、硫黄、石脑油、树脂、生石灰、油、蜡和木炭等物，系流体混合物，而没有硝。由此可见，“海之火”同“希腊火”一样，都不是早期火药。
印度不是火药发明国
西方学者关于印度发明火药的论据主要有四，但经过学者们长期的多方考证，都被逐一否定。
1.印军没有用火器抗击马其顿军的进攻
有些西方学者，曾经根据古希腊人菲洛斯特拉都斯（Flovius Philostratus，约170～245），在其所著的《泰安那人阿波罗尼斯传》（Life of Appolonios of tyana）中的一些记载，就认为印军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使用火器。因为在该传记中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约公元前356～前323），在公元前326年（一说前325年）率军东侵印度的旁遮普（Panges）时，于海法西斯河（Hyphasis）与恒河（Ganges）流域之间，遭到印度人的顽强抵抗。据说这些人从城壁里发射了狂飙惊雷似的怪物，击退了侵略者的进攻。又说埃及的赫库列斯（Hercules）和巴克斯（Bachus）率军入侵印度时，也遭到了同样的抵抗，说印度人抛射了一种怪物，在入侵者的上空，出现了闪光雷鸣和铺天盖地的暴风，入侵者被迫撤退。火箭学研究者西里（J。W。Sily）据此推论，认为这些发出狂飙和惊雷似响声的武器就是火器。而许多文献证明，这种推论不能成立。
在印度史学家辛哈和班纳吉所著的《印度通史》中，记载了印度人抗击马其顿军队入侵的战争。其文称，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向海法西斯地区推进，吞并了沿途的某些小公国。原想继续前进至恒河流域，但因天气炎热，瘟疫流行，难以前行。与此同时，统治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正率领一支拥有8万骑兵、20万步兵、8000辆战车、6000头战象严阵以待，马其顿王因获此信息而主动撤退。可见印军当时并没有使用火器。
前苏联出版的《世界通史》在叙述这次作战之事时，也说印军在这次作战中所用的突击力量主要是战象，而不是火器。
恩格斯在《炮兵》中指出：
根据希腊著作家埃利安努斯、克提西安阿斯、菲洛斯特拉都斯和泰米斯提乌斯提出的证据，印度人似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已在军事上使用某种烟火剂……但绝不是火药。
2.印度古文献中没有关于火器的记载
有些西方学者，由于对印度古文献的错译和误解，便认为印度在公元前300年就有火器了。
1776年，英国东方学家哈尔海德（Nathanie Bressey Halhed，1751～1830），在将公元前300年成书的古印度《摩奴法典》译成英文时，于一些有关的文句中，使用于Canon（火炮）和gunor any kind of firearms（火枪与各种火器）之类的词语。此后，一些人便以讹传讹，逐渐形成印度在公元前300年就已经使用火器的说法。究其原因，是因为哈尔海德本人不懂梵文，只好以波斯文本的《摩奴法典》，将其译成英文，故其错误在所难免。上述错译的关键词句，系从英文本《摩奴法典》卷7第90段译文发现的。后经印度和西方一些学者对该译文进行反复斟酌和校译，错译和不确之处得到了纠正，比较正确的译文是：
当与敌人交战时，勿用不守信义的武器，（或）带齿的箭，带毒的箭，以及在尖端用火烧红了的箭杀其敌人。
此条经校正的译文，证明当时的印军在作战时使用的箭，只是将箭头磨成齿、涂上毒，并在烧红后射出，丝毫也看不出是带火药的火器。于是关于印度古文献在公元前300年就有火器记载的说法，便失去了依据。
又有一位旅居印度的法国传教士杜布瓦（Jean Antoine Dubois，1765～1848），在其所著的《印度人民的特性、风俗和习惯概述》中，认为成书于公元前300年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提到的vāna或bana，是一种火箭，而vāna是史诗中的英雄罗摩所用的投射武器，也是古印度32种传统兵器之一。但是，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罗摩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他所使用的vāna是用箭射出去的发射物，而不是火箭。更为重要的是vāna一词，是在印度于16世纪开始制造火药与火器后，才具有火箭的含意。由此可见，杜布瓦关于印度在公元前300年就有火箭的记载，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并非历史的真实存在。
1880年，英国作家艾杰敦（W。Egerton）在其作品中，以古印度吠陀颂歌中提到的agni astra（一般的箭）为例，企图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火器的记载。另一位学者穆尔（E。Moor）也与之唱和。但是，有一位印度籍化学史家赖伊爵士指出，在梵文中常将agni astra混淆为火箭，其实它不是火箭，而是一种能射出类似“希腊火”的一种纵火箭。况且颂歌中所说的阿格尼是印度神话中的火神，而决不是现实的人。把神话传说作为信史而加以确认，其失误自然难免。
3.印军在13～15世纪还没有装备火器
英国皇家炮兵中校海姆在其所著的《火炮起源》中，宣称印军在14～15世纪的作战中，曾使用过火器。一个名叫费里希塔（Ferishta？～1611）的学者说，印军在1363年于毕亚那格（Biyanagar）同回教徒作战中，曾使用过一种炮车Arabah，可以说这是印军使用火器与发明火药的证据。有马成甫经过考证认为，所谓Arabah炮车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二轮战车，它同后来的炮车没有任何关系。
1441年，印度驻萨卢库（Shah Ruku）大使称，印军在1290～1300年间，曾于伦坦堡（Rantambhor）的攻城战中，用战象兵向回教徒兵发射石脑油投掷器（Naphtha thrower），发出了大量的火花。之后，印军又于1398～1399年的巴特米（Bhatmir）守城战中，使用石脑油投掷器同敌军作战，矢、石与火焰，如大雨一般倾注到攻城敌军中。萨卢库以此为据，认为印军在这两次作战中使用的石脑油投掷器，是印军当年使用火器的证据。有马成甫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萨卢库所说的石脑油投掷器，在印度语中称Naghribiha，其意为“西方之物”，即类似西方传来的“希腊火”，而不是火药。有马成甫的研究结论是：在1498年葡萄牙人入侵之前，印度人尚不会配制火药，更不会使用火器。
4.印度境内最早出现的火器是蒙古军遗留在战场上的火箭
这种火箭是蒙古军郭宝玉所部于1221～1222年，追击扎兰丁所部印军时所用的火药箭。印度古文化史研究者戈代认为：火药与火箭是中国人发明的，传入印度的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印度有关火药与火器的历史记载，不会早于1400年。
至此，印度不是火药发明国的结论，已经没有可疑之处了。
培根不是火药发明人
罗杰尔·培根（Roger Bacan，约1214～1294）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后期曾于英国宣传火药知识，有《书信集》、《大论》、（小论》和《三论》等著作传世。有些西方人尤其是海姆，便以其中的片言只字为据，说他是火药发明人。
1.一个捕风捉影的火药配方
海姆以培根《书信集》第一章“信”的最后一段秘语为依据，加以臆测增补后便说它是“最早的火药配方”。这段秘语的原文为：
LURU VOPO VIR CAN VTRIET
对于这段原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被人破译。1905年，海姆使人吃惊地重新排列成如下的形式：
RVIIPARTVNOUCORULVET。S。
然后海姆又将其分为两组：
PVIIPARTV NOUCO RULVET。S。
再将其分解为：
R。VII。PartV。Nov。CorulV。et。s。
之后海姆又在这种排列中，加了一些单字，使秘语演变为：
Sed Tamen salis petre recipe VII Parts。V。nouvelle coruli，V et sulphuris。
最后海姆又将其跳译成英文：
But take 7 parts of saltpeter，5 ofyoung hazelwood and 5 of sulpher
将此英文译成中文后，其意为：
但取硝石7份，柳炭5份和硫5份。
海姆就像魔术师一样地几经变换，把培根的一段秘语，变成了一个含硝7、炭5、硫5的火药配方，再按这个配方配制成硝、炭、硫的组配比率为41.2%、29.4%、29.4%的火药。海姆就这样人为地把火药发明的桂冠，戴到了培根的头上。培根在九泉之下绝对没有想到，在他身后600多年，会有一个英国同胞让他获此殊荣。
即便如此，海姆的心机也是白费的，他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国火器史学者的批评。
2.火器史学者对海姆的批评
美国科学史权威人士萨顿（G。Sarton）指出：
至于说到培根，没有理由把火药的发明归功于他。作为这种归功依据的《书信集》的这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尽管整个《书信集》不是如此。被说成含有火药配方的秘语，没有任何手稿上的依据，而对秘语所作的破译则是捕风捉影的。
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马成甫，在其所著的《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亻云流》中，列举了大量史实和充足的理由，完全否定了培根是火药发明人的说法。
中国火器史研究专家冯家昇先生在其著作中说，海姆中校在培根文章中找到的火药配方之处，在文字上破绽百出，其中有他假想、臆测、增补和删改的成分。如在第10和1l章的开头，就分别有：
Transactis Arabum Sexcentis et duobs
Annis Arabkim 630 Transactis
将其译成中文则分别是：
在阿拉伯年之602
在阿拉伯之630年
文中的阿拉伯年指的是回历年，回历602年和630年分别是公元1205和1233年。其时，欧洲人尚不知硝为何物，况且培根在1205年还没有出生，即使到1233年也只有19岁，怎么能说培根已经发明了火药？若从中国在公元808年发明火药算起，它已落后了400多年。若从《武经总要》刊载的三个火药配方算起，也已晚了160多年。因此，培根根本不是火药发明人。
斯瓦尔茨是子虚乌有的火药发明人
欧洲人尤其是德国的一些火器史研究者，认为德国有个名叫贝索特·斯瓦尔茨（Berthold Schwartz）的僧侣，是火药发明人。但是有关斯瓦尔茨发明火药的各种材料，对他的姓氏、里籍、宗于哪个教派、发明火药的年代、地点，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早提到斯瓦尔茨的德国文书说他是希腊人，从事炼金术，而不是僧侣。后来又有人说他是丹麦人、布拉格人，或是德国的科隆人、弗雷堡人、布伦斯威格人、梅茨人等。在宗教派别隶属上，或说他是基督教中的方济各派（Franciscan），或说他是多明尼阁派（Dominican）、或说他是奥斯汀派（Augustinian）等，究竟属于哪座山门，谁也说不清楚。至于说到斯瓦尔茨发明火药的年代，也有1250年、1313年、1348年、1354年、1372年、1380年、1393年等多种说法，迟早之间竟相差143年，可见斯瓦尔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火药发明人。各国火器史研究者否定其人其事之说也就纷至沓来。
1891年，法国化学史家贝特罗（M。Berthelot）认为，如果说斯瓦尔茨第一次出现于1354年，那么欧洲的火枪已使用了多年。1909年，英国学者克莱芬（Clephen）指出，斯瓦尔茨是德国想象出来的人物，其目的是希望使他们这个民族，享有发明火药与火炮的优先权。帕廷顿综合研究各种文献资料后说，斯瓦尔茨纯系传说人物，目的是要人们相信火药与火炮起源于德国，为纪念他而建于1353年的纪念碑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后来，建于比利时根特（Ghent）城和法国梅茨（Metz）城的斯瓦尔茨纪念设施，终于因为其纯属伪造而被拆除，所谓斯瓦尔茨发明火药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中国火药与火器西传的路线
同火药发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路线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曾经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起源于欧洲，尔后又通过阿拉伯传入中国。另一种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起源于中国，尔后又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
持前一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焚敌火攻书》所记载的一些内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焚敌火攻书》研究的日益深入，这种看法也就逐渐冰消瓦解，并使后者的看法居于主导地位。
德国火器史研究者拉毛基经过深入研究后，作出了如下重要的结论：
硝石是1225～1250年间由中国首先传到阿拉伯，再通过阿拉伯人介绍到欧洲，而使英国学者罗杰尔·培根能在1248年知道这种盐。
英国火器史研究者派廷顿也认为：
没有证据说明在整个十字军时期（1097～1291）穆斯林用过火器或作为炸药的火药。
恩格斯对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从中国传至欧洲的路线，曾有多次精彩的描述，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处：
其一，恩格斯在《军队》中说：
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那里得知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他们东面的各国人民那里学来的，后者却又是从最初的发明者——中国人那里学到的。
其二，恩格斯在《炮兵》中说：
在阿拉伯人对硝石的叫法中，有两种叫法的意思就是“中国盐”和“中国雪”。古代阿拉伯的作家曾提到“中国红火和白火”……拜占廷的希腊人最初从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制造烟火剂（以后发展为“希腊火”），这一事实是不容怀疑的……阿拉伯人看来很快就丰富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知识……而到十四世纪初火炮的知识就由阿拉伯人传给了西班牙人……1326年在马尔托斯、1331年在阿利康特（Alicante，又译作阿尔康特）的强攻中都使用了火炮；在上述围攻战中有几次火炮还发射了燃烧弹。使用火炮的知识又从西班牙人那里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法国人在1338年围攻吉约姆山时使用了火炮。同年，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也使用了火炮。到1350年，火器已流传到西欧、南欧和中欧各国。
恩格斯以大量资料为基础而写成的关于火炮发展史的论文《炮兵》，脱稿于1857年10月中旬至11月26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中。文中对火器的起源，从中国经阿拉伯传入欧洲的历史过程，作了详细论述，是欧洲学者所写同类论著中，最能反映历史面貌的杰作，是后人研究这类问题的珍贵资料。
当然，关于火药发明及其西传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中国唐、宋、元时期炼丹家发明火药的实践活动；军事家将其用于实战的活动；《武经总要》刊载的三个火药配方；蒙古军西征时将火器带到阿拉伯与欧洲的史实；阿拉伯人与欧洲人继中国之后，依次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记载。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人不能否认和改变的雄辩史实。
火药与火器西传的历史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火药是继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等三大发明之后传入欧洲的第四大发明，它们传播的路线，也都是从中国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各国的。这四大发明是在12至14世纪初传入欧洲的，其时恰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萌芽到来之前，对推动欧洲的变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所以马克思（Karl Marx，1818.5.5.～1883.3.14）说：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英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an，1560～1626）在其名著《新工具》中说：
由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已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世间一切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是在学术方面的，第二项是在战争方面的，而第三项是在航海方面的。这三方面的变化，又在其他方面引来了无数的发明；任何帝国、任何宗教、任何巨人在人世间都没有这些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大。
1982年5月，日本东京都大学薮内清名誉教授高度评价了中国火药等四大发明西传后产生的历史作用：
中国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西传，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这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火药与火器西传后，引起欧洲军事发生变革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