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是宣统元年。大清朝的气数，经过一场又一场战败的冲击，已快尽了。那感觉仿佛是油尽灯枯的老鬼，迟迟不肯咽最后一口气，挣扎得让人觉得难受。但清政府还是不甘心，这年的3月6日，他们还苦哈哈地诏谕，阐明“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企图“力挽狂澜”。
还不就是徒劳么？都没用！
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原本壁垒森严的中国，变得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罐子，不断漏出去一些精气，日渐疲弱。不过，王纲解钮、世事纷乱也带来一个客观的好处。那就是一些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的东西，也轻易地越过了无力的海关，突围进古老的中国大地。这其中，就有电影。
1909年，电影在中国的气数其实是有些微妙的。这一年，一把无名的邪火，烧毁了中国电影发轫人的任庆泰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丰泰照相馆；巧合的是，也在这一年，一个叫布拉斯基的美国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大清朝被迫“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他成立了一家电影机构，叫亚细亚影戏公司，来开拓中国电影市场。
北京丰泰的烧毁，上海亚细亚的建立，一南一北，一升一沉，对照着看，极像一则寓言，一颗关于中国电影之火明灭起伏的信号弹。它也像马路上的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帝都的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的电影，该看上海的了。
初到上海的布拉斯基是野心勃勃的。西方人具有冒险精神。这和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海洋文化的传统底蕴，使得这些西方人不像东方人那样安土重迁，觉得哪儿都没有自己家好。他们总是不惮于披荆斩棘，远渡重洋，四处占地方。简单点说就是，东方的文明是内敛的、向心的，西方的文明则是扩张的、离心的。
1909年的上海，还没成为东方的巴黎。不过，自从开埠以来，上海这地方，就好像一颗鸭蛋掉进了带碱的泥巴里，久而久之，被浸润成了奇异的松花蛋。无论是普通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看上海都会有种似曾相识、又雾里看花的感觉。它是乡土中国崛起的城市，但它又是土上开花，洋味十足的；它是欧风美雨洗礼的东方奇城，它有西化的成分，但究竟还是有种远东风味。晚清乃至民国的上海，对西方殖民者来说，更像是带着故乡味的异乡。
所以1909年，布拉斯基来到上海的时候，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可能类似于哥伦比发现新大陆？这个时候，电影已经诞生十几年了。而且，从1896年8月开始，就有法国、美国和西班牙人陆续来到中国经营电影的放映权。1908年，？西班牙人A。雷玛斯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并取得了成功，大大地刺激了西方逐利的商人们。
布拉斯基也想在上海碰碰运气。他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他与西班牙人有些不同，他不光想放电影，还想拍电影，拍了再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岂不是赚得更多？！所以说，从此处看，布拉斯基这个人其实是比较有胆识的。
可是，在中国拍电影，又拍给中国人看，对于布拉斯基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老外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他不懂中国的国情啊！第一，中国人的思维太复杂了；第二，中国人的口味太顽固了。你一个老外开电影公司，拍东西给中国人看，抓住的往往只是中国景象的一些浮皮。要么太过时，要么不痛不痒，观众肯定是很难接受的。
说实话，别说100多年前，就是放到现在，这也是很多西方商人和艺术家打入中国市场最大的难点。张爱玲就曾经说，有时候她看西方的东西，会觉得那些东西很“隔”，像一只蝴蝶停在白手套上，美则美矣，可也只是隔靴搔痒的美，说不到中国人的心坎里去。
布拉斯基也遇到了“隔”的问题。他去组织拍电影，拍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带点东方主义的，西方人感兴趣的中国。比如亚细亚公司出品的《西太后》《不幸儿》。这些东西，要么太浅，要么是些“明日黄花”。他布拉斯基也不睁眼看看，中国人还要他来拍“西太后”给他们看吗？他们好多都是在西太后的统治下长大的啊，谁还要看他这些东西！另外，不能不说布拉斯基这个人命有点不好，来中国来的不是时候，偏偏赶在1909年来，等他站住脚，拍出电影，不大自信地端出来给人看的时候，观众看了几分钟，一扭头就走了。为什么？太落后啊！那时候时兴的，可是革命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果不其然。亚细亚影戏公司刚开始正常生产。中国却不期然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辛亥革命爆发了。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包括革命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