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非常反对那种争强好胜之人。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守职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为人之道了。
曾国藩也害怕子女入此一辙，他首先从教导子女“言不妄发”，“举止厚重”入手，他对儿子纪泽说：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祖父星冈公的仪表绝人，完全是在于一个“重”字上。我的形貌举止也很稳重、厚道，就是效法星冈公。你的形貌举止很轻浮，这是一大弊病，以后应当时时注意。无论是行还是坐，都必须厚重。
古人常讲“是非只因多开口，祸福多由强出头”。不可“争强好胜”强出头，但是自己却不可无真才实学及真本领，尤其不可不去努力地争取和练就这种本领。曾国藩告诫子弟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不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
因此，曾国藩教导子女的厚重，不单是“举止端庄，言不妄发”的意思，尚有应加强自身充实，有“内含”之意。他在日记中还写到：
与吴作梅畅谈，生当今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因引顾亭林所称“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者以勉之。
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以及教导自己的子弟“举止端庄，言不妄发”，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远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选拔及用人就尤其重视沉稳持重，忠诚踏实之人。
唐代的裴行俭，就是在此方面鉴赏人才，独具慧眼之人。
那时有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四位才子，在文学方面蜚声一片，朝野上下都希望能予以重任，使他们施展才华。惟裴行俭一人意见和大家不同。他对人说：“真正成大器的人，一定先要脚踏实地，谨慎行事，这样才能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写出好文章。王勃等四人虽然也有一定的文学才气，但却喜好浮华，浅显易露，哪里是辅佐朝政的大员呢。只有杨炯还略微沉稳持重些，可以做令长。”其他人听到裴行俭这样说，都有些若有所失。到后来也只有杨炯为盈川令，卢照邻因病而逝，王勃二十八岁在去交趾省父时，渡海溺死。骆宾王因和徐敬业反对武则天被杀。这四人的结果，都应了裴行俭的说法。
有人说：“选择志士仁人必须先看他是否忠诚踏实，然后才看他是否聪明敏锐；选择千里马时必须先看它是否驯服然后才看它是否品种优良。”回头再来看唐初四杰，选拔人才，必须先看他的品德与能力，文学才能不能成为选拔的惟一标准。自古以来，凡是英明贤达能担当大任者，没有一个不是稳重赤诚之人。现在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后生学者，初露文才诗学就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轻视怠慢前辈。像这样轻浮浅薄之人，即使满腹经纶，也只能是雕虫小技罢了。其发展后果便是骄傲自满，难当大任。
因此，曾国藩反复教诫子孙要“拙诚”，有“内含”，不可轻浮浅薄。
关于如何立身处世为人、如何作官、做好官的问题，曾国藩的好友彭玉麟认为，人一生不要拼命为做官而做官。他对其弟说：“自承湘乡之约，出领水军，立誓二：曰不私财，曰不受朝廷之官。今杀贼之志成，贼灭而不归，近于贪位。”故他一生辞官达20多次，可谓不违初衷。当然，彭氏认为，既然做了官，就必须做个好官，处中只许用“小婢一人”服侍老人，余则不许多用，以戒其奢。且用仆人要平等待之，不可任意打骂怒斥，以戒其骄。因为，仆人“亦人子，以贫而来依，不宜妄加呼叱”。如仆人有错，则应“温喻之，蒲鞭示责，仁者为之。”如能这样行之，“彼未必不乐为之用”。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人人都希望成功，希望早日成功，希望出人头地。这种进取向上的精神本来是可贵的，但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因此，曾国藩主张，人的名声、地位都要渐进而得，如果侥幸成名，就不会持久。所谓“其来也易，其失也骤”就是这个意思。曾国藩尤其忌讳早享大名，即便是名副其实。如果一个人享名太早，也会导致进取心减退，以后也很难超越自我，而使根基不牢。
因此，古代家教，多以“侥幸成名”为戒。曾国藩的教子经，不仅也以此为本，而且深受林则徐家教影响。林则徐的家书他不止看过多次，而且常对儿侄们讲起其中的某些观点，《林文忠公家书》教育儿子林汝舟的一段话直接成为《曾氏家训》的来源之一。林则徐是这样说的：
你年龄二十八岁，已成进士，被授职为编修，这就是侥幸成名，千万不可以自满，并且应当守此三戒：第一戒傲慢，第二戒奢华，第三戒浮躁。你既然侍奉母亲和弟弟居住在京城，一定要领会我的心意，经常保持勤敬与和睦，凡家庭间能守得几分勤敬的，未有不兴；能守得几分和睦的，未有不发。如果是不勤不和之家，未有不败者。你往日在侯官，将此四字在亲戚族人家验证，一定会觉得我的话是对的。你天性懒惰，书案上诗文乱堆，不好收拾洁净，此是败家的气象，以后一定要痛改，细心收拾，哪怕是一纸一缕，都应当检拾利索，作为弟弟们的榜样，不要以为是公子，是编修，一举一动，就都得靠人服侍。你能勤，二弟皆学勤；你能和，二弟皆学和；你能孝，二弟皆学孝；你为一家的表率，慎之慎之。
1847年，曾国藩的小弟曾国葆已满19岁，但尚未取得功名，心中不免有点消极怠慢之情。对此，长兄曾国藩又给他指出，“此万万不可”。他以当时许多名人中举、中进士年纪较大的事例加以开导之后，鼓励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在长兄的细心教诲之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曾国葆于次年8月参加府试，考取了第九名，成为诸生身份。
对于儿子，曾国藩也以“少年得志”为戒。认为少年科第，固为幸事。然若成名太早，年未弱冠就取得很高的科名，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根基浅、器量小。往往沾沾自喜，视天下的事情过于容易，掉以轻心，临以狂傲。他的儿子曾纪泽取得荫生后，曾国藩不但不高兴，反而命纪泽至24岁始参加乡试，其《致诸弟书》说：“泽儿现在本系荫生，例不准赴小考。故拟令照我之样，24岁始行乡试。要二十左右即行乡试，无论万万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他还举了左宗棠的例子。
左宗棠之子17岁即举于乡，左宗棠写给儿子的家书却说：“既为你高兴，又为你忧虑。古人以早慧早达为嫌，晏允献、杨文和、李文正等早慧早达的人千古能有几个？其小时很了不起，长大后不优秀的人，则已指不胜屈。我亲眼看到的亦有数人，只有孙芝房侍讲稍有成就，然不幸中年失志，亦颇不如当年所期望的，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天地间一切人与物，道理均是一样，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即使是学业也何尝不是这样呢？少时苦读玩索而有得者，到白了头发仍能暗诵无遗。若一读即上口，上口即不读，不数月即忘掉了，为其易得，故易失也。你的才质不过是中等的人，今乡试就高中，我原以为你的学业大大进步了。但后来看你所呈送的试卷，感觉也不过就是那样，并且字句之间也有很多不恰当处。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暴得大名，不祥乎？”于是，左宗棠让儿子继续居家读书，暂时不让他入都会试。
曾国藩给曾纪泽规定：“二三十岁立定规模”，掌握士大夫所具备的各种本领。争取在三十岁即“而立之年”前有一个基础。如果取功名太晚，“则长进极难”。曾纪泽后来成为中国有名的外交家，与曾国藩的“设计”分不开。
在《红楼梦》中，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警世语。现代社会崇尚聪明，但聪明与“机巧”不可同日而语，机巧是“算计”，带有心不往正地方用的含义。事实上，社会中确有许多绝顶聪明，但心思不放在正处，而是整日“算计人”，这种人就是曾国藩所说“机巧一路”。曾国荃打下天京后，却被迫回家养病，因此他感到十分不公，为此似乎整个人也变了，对什么都有看透的感觉，这时长兄写信说：
吾自信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效果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含浑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在做人方面，曾国藩特别注意培养子弟的“拙诚”品性，即质朴忠厚诚实的品性，为此，他教导子弟常从反对机巧，反对钻营诡诈的角度入手。他在家信中说：
吾常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意思是说，自然的规律是忌讳机巧、盈满，以及心口不一的人。或者说，这样的人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1864年，在攻打金陵一事上，曾国荃就犯了心口不一的毛病。本来，曾国荃呕心沥血攻打金陵，就是为了拜相封侯独享大功大名。此番用意其他湘军将领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识趣地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口中。可偏有个不知趣的外国人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似乎要抢夺平定太平天国的贪天大功。这可急坏了曾国荃。可是曾国荃上疏皇上，却不直说怕外国人抢夺胜利果实，而在别的事情上危言耸听。并说外国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旧时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曾国藩担心的是怕朝廷怀疑，而这是曾国荃从未想到过的啊！他多次告诫弟弟“天道忌巧”，不要使心眼，玩阴谋，耍诡计，说的就是以诚相待。通过这件事，曾国荃又得到了深刻的教益。
曾国藩还曾教导其弟弟说：
凡与人交际，当讲求诚信素孚，求其协助，当量其力所能为。弟每求人，好开大口，尚不脱官场陋习。余本不敢开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应付，但略量我之诚实耳。
在曾国藩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反过来，他对那些狡诈的人是很不客气的。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见官署的内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仆人作着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着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签押房，仆从拿着手版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请进来，原来就是连日来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问他何日来这里的，答说已来三日。问为什么不来进见，则支支唔唔不能对答。曾国藩对监司说：“兄新近就任，能够有安置人的地方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我有一个仆从，只因他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有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进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候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到别的地方去了。
同时，曾国藩对于那些忠厚诚实之人多是极力赞赏和帮助扶持。清朝选拔贡生，取得知县的官位，以到一省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人为杨毓柟，就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从面相上怀疑杨毓柟为奸巧的官吏，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乃是另外那位，因而感叹地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杨毓柟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诚的体现。”曾国藩后来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柟的贤良。后来，杨毓柟又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便问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柟回答说：“上官待属吏皆很好，待毓柟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杨毓柟后来做官至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归。于是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闾”。
曾国藩还感觉到，年轻人的不诚实尤其可怕，因为他的谎言使师长或父母很难了解他在某一件事上是否犯了错误，以及错在何处，使人没有办法及时的对症下药，解除病根。从而使他在错误的路径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曾国藩以崇尚拙诚，反对巧诈的理念教导子弟家人，不仅使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忠直廉敬之士，也使他的子弟们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波折与跌蹶，从而使家道在稳泰中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