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下来。在咸丰七年（1857）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当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因为他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观；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而，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这也就是曾国藩常说的“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曾国藩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他告诉弟弟，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你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
家庭的盛衰取决于气象，气象盛则即使挨饿也很高兴，气象衰则即使饱食也令人忧愁！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面对如此恩威，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告诫诸弟，天之平人原本无形，必然要假手于人。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自己平自己不是说自己消灭自己，而是自我限制、自我克制、自我钳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逸代劳、以静制动。那么，自己平自己的方法有哪些呢？曾国藩以为不外乎三个字：清、慎、勤。
清。曾国藩将“清”字改为“廉”字。比如，曾国荃过去在金钱的取与予方面不太斟酌、遭至朋辈的讥议与菲薄，其根源就在于此。再比如，去年冬天买犁头嘴、粟子山两片地，他说，我就非常不以为然。我一再叮嘱家里，不要买地，不要造屋，就是怕引起猜疑、嫉妒和非议。今后应该不乱花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赠亲友。这就是“廉”字功夫。
慎。曾国藩又将“慎”字改为“谦”字。曾国藩以为，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这就是：脸色、言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兄弟们应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痛加纠正。这就是“谦”字功夫。
勤。曾国藩再将“勤”字改为“劳”字。一是劳心，二是劳力。每天临睡之前，默想一下今天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觉得为国家做的事情还不多，今后应当更加竭诚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十分赞赏唐代郭子仪，认为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天京一打下，他即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岂能放虎归山？一想到此，又勉强“视事”。至“剿捻”之令下后，他仍想回籍安养。
在大力推行河防之策的伊始，曾国藩觉得这确是“剿”捻的良策，同时他也预料到，失败必然会遭致来自各个方面的非议。此次，捻军冲过贾鲁河以北、开封附近的防线时，在曾国藩看来并非是河防之策的失败，同以往谋举大事一样，应需坚忍维持。
但当捻军从苦心经营的防线上呼啸而过时，曾国藩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懒，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朝廷对他作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旨，而是严厉地申饬。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闲赋。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息的安宁。一连几天，曾国藩瞑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的这种心态在一首名为《送梅伯言归金陵》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门混迹发苍苍，从此菰蒲岁月长。
人世正酣争夺梦，老翁已泊水云乡。
自彳番素业衡轻重，久觉红尘可悯伤。
只恐诗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对于清廷朝令夕改的做法，曾国藩颇有微词，可回任两江毕竟是他眼下最好的去处。虽然一再辞奏，但见清政府批驳了御史参劾自己的两份奏章，且令其回任的决定不改，于是便不再推辞，派人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至徐州，交予李鸿章。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曾国藩从周家口动身，接任两江总督职。
历经二年“剿”捻，曾国藩无功而回。经历了这诸多的坎坷，他有所省悟：“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