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致最高境界。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入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就“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四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自然也好不多少，很快便遭败绩，捻军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却遭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之所愿意的，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在名与利上，最能体现“全生保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当数范蠡了。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便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激流勇退，放弃上将军之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携西施隐居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范蠡的退隐，就是害怕功名利禄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他的忧虑很快便得到证实，与他共助勾践的文种，因不肯退隐，在国中享用尊荣贵利，结果被勾践找个理由处决了。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现在也许有消极的影响，会让年轻人不思进取，浑噩度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而，从其有理的一面想一想，对我们也不是不无启示，云南的烟草大王褚时健，带领红塔集团从一个小企业成为全国烟草行业的龙头老大，各种名誉纷至沓来，不能不说是功成名就。但他不愿让出手中权力，在临退之前的一两年，利用种种手段，为己谋取私利，终至身败名裂。若按国际上惯例，褚时健即使退休之后，他应得的报酬也远远大于他违法攫取的，然而国有国法，纵是立下大功，犯了罪也难免处罚。如果他能够做到功成身退，怎不会安享晚年，却要到狱中度完余生呢？
“荒冢一堆草没了”，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何必非要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非仅成功所能完全体味到的。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样的经验教训，历史上举不胜举——
霍光，字子孟。汉朝人，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便入朝做官。武帝朝为奉车都尉，后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位居五辅臣之首，执掌朝政二十年，勤政纳谏，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方少数民族归顺，连辅二代皇帝，鞠躬尽瘁，恪守臣道，未尝有过。然不晓“人满天概”之理，致使族党满朝，权倾朝野。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夺了霍氏家族的兵权。之后又以谋反罪，铲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时，宣帝对之十分惧怕，“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后，族人却遭到了残酷的杀戮。所以人们说：“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诸葛恪，字元逊。三国时诸葛谨的儿子。嘉禾三年（234）任吴国抚越将军，丹阳太守。孙权死后，与孙峻同受遗诏辅政。建兴初进封阳都侯，加荆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而权倾朝野。后发兵围攻新城而不克，劳民伤财，士卒疲乏，民怨极大。孙峻借故与吴主孙亮密谋，设“鸿门宴”而杀之。
俗语云：老年疾病，都是壮年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们要以霍光和诸葛恪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上天惩罚一个人是无形的，常常借助于人之手。霍氏的势力太强大了，上天就借魏相和汉宣帝来削平、限制他的势力；诸葛恪权势过重，上天就借孙峻之手来铲除他。像霍氏和诸葛恪那样，等到别人来限制，为时已经太晚了。咱们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来惩罚限制，也不等别人来惩罚限制，我们自己应该主动想办法限制自己。曾国藩针对弟弟们买地建房上的挥霍，银钱取与上的不谨慎，言谈举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制的方法：“廉、谦、劳。”“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们“俭以养廉”，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银钱回家，对亲族不随便馈赠；在为人处事上，要做到内心谦虚，外表恭让，且忌颐指气使，气焰嚣张；在为朝廷办差上，要竭诚效劳，恪尽职守。只有在“廉、谦、劳”三方面潜心修炼，“正己为先”，才能够持盈保泰，家道长久。
人们总喜欢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这种独具慧眼的思想和认识，对现今那些居官自傲，贪赃枉法，稍有一点地位和荣誉，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为一剂良药。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谦，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与人分享，是与人共创大业的做法。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不贪图功名利禄，与人分享的故事。西晋初年，唐彬与王浚共同征伐东吴。唐彬的军队据守要塞，他的部队为晋军的先头部队。所以抓到了很多敌军俘虏，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唐彬心里明白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东吴的统帅孙皓很快就要投降，所以在距离东吴的政治中心建业（今南京）二百里以外的地方，假称自己有病，使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以此向同僚诸将表示自己无意争功夺利。结果晋军其他部队先到的争抢财物，后到的争表战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一致称赞唐彬的不争功，不争利高尚品质。东吴被平定以后，唐彬被派往幽州统领所有军务。他一到任，就教导部下士卒要重视农业，夸耀武力，威震周边。同时向边境百姓宣传国家的有关法规法令，并注意扶困济贫，以诚待人。很快以往的国土又重新得到开拓，一直恢复到秦长城。边界自温城起到碣石。唐彬还命军队在山谷间绵延不断屯驻分守，瞭望台、烽火台座座相望。由于唐彬采取的措施，边境从此获得安宁。从汉至魏所有征战镇守的人都无法与唐彬的功绩相比。但唐彬从不把功劳占为己有，认为功劳应该属于那些镇守边关的将士和人民，功劳应当大家分享。
南宋初年，北方金国的军队入侵黄牛堡（今陕西凤县东北），宋军守将李彦坚告急求援。制置使王刚中骑马飞驰二百余里，来到吴璘的军营之中，把正在睡觉的吴璘从帐中叫起并斥责他说：“作为国家大将，应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在敌人已兵犯国土，你怎么能在此高忱无忧地睡大觉呢？吴璘听后大为吃惊，立刻调兵分几路而进，并将自己的军事计划告知各路将士。各路大军奉命支援黄牛堡，大败金国军队。接着宋军又乘胜追击，直至收复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西南）、陇州（今陕西陇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三个州的国土。事后王刚中对自己属下李焘谈到此事说：“那次胜利完全是靠着宋军全体将士的努力，而我有什么功劳呢？”李焘感慨地说：“王刚中亲自参战而不居功自傲，他的修养真是超出常人好多啊！”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事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结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