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因为他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观；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种残酷的事实，因而，只有推美让功，远离官场，才能持泰保盈。
当湘军主力屯兵金陵外围，正是建立勋业良机，而曾国藩则惴惴不能自安。金陵方在进兵之始，曾国藩竟已回思退之路。即在同治元年秋冬，湘军方攻雨花台进逼金陵之际，曾国藩已作好辞职准备，并于十二月函商曾国荃，将钦差大臣及两江总督一概辞让，后经曾国荃复信反对，始暂打消辞意，最后仍决定于两省之中辞去一席。并于同治二年四月奏陈朝廷，宗旨在于表明不敢贪恋权位之念。他太清楚清统治者的用人权术了，为了避免因眼前的荣华富贵而招来统治者的猜忌和防备，更为了摆脱长期以来因屡受君恩，所产生的心理重负，他才多次产生了辞职还乡的念头。
曾国藩在官场沉浮几十年，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太平军的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十分赞赏唐代郭子仪，认为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他待南京一攻下，就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岂能放虎归山？一想到此，又勉强“视事”，至“剿”捻之后，他们想回籍安养。
当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两年，胜负难以预料。清政府对他态度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给曾国荃信中写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他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假满后，他按原计划奏请开缺，未获准许，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旨，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暝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最终辞官不成，同治六年正月十九日回任两江总督。
历经二年“剿”捻，曾国藩无功而返，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他有所省悟：“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
自古以来官场上相互倾轧，有因贪图利禄，不能全身而退，以至于遭到杀身之祸的；有因嫉妒别人，进谗言害人的；有自我炫耀才能，看不起别人的，有得到权力，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自己谋一己之私利的；有大权在握，不顾百姓死活，乱施暴虐的，这些都足不能忍耐，推美让功，因而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的灭亡。张良放弃权位，这种明智的抉择保全了自己；杨国忠、李林甫玩弄权柄，贻误国事，也祸害了百姓。
西汉的霍去病，是汉武帝的骠骑将军，攻打匈奴有功劳，他的弟弟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受汉武帝的遗托辅佐太子。遗诏上写：“只有霍光忠实厚道，可以担当重任。”他辅佐汉昭帝当政十四年。昭帝死，霍光迎接昌邑王刘贺入宫，当了皇帝。刘贺淫逸玩乐，没有节制，霍光废掉了他，又迎立汉武帝曾孙病已，立为孝宣帝，政权都归霍光，封霍光1700户人，一共赏赐黄金7000金，钱60万、丝绸30000匹，上等府第一处。等到霍光死后，孝宣帝才开始亲理朝政。霍光夫人和他的儿子等人密谋废掉太子，事情败露，霍氏家族遭到灭九族惩罚。司马光评价说：“霍光辅汉朝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但是却不能保护他的家族，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权威、福份是君主的东西，臣子掌握它，长期不退，很少有不遭到灾祸的。
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认识到“远权避谤”的重要和迫切性。他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曾国藩的辞职退却是为了缓和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待时机，以退为进，争取到更高的地位，取得更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