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着脸皮荐官，也是曾国藩成功的一大策略。
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说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即为小人。”
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全系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指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在办厘金问题上，曾国藩指示部下：“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在各方面，曾国藩都把人才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维护封建统治成败的关键。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往见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市井琐屑的事情，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而打这以后，二人交谊很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徒，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问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动作呢？”江忠源就说：“我在家的时候，曾经把亲友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1846），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授知县，擢发浙江。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上疏说他：“忠义耿耿，爱民如子”。江忠源在被举引见后，丁忧回籍。不久，太平军攻桂林，赛尚阿奉命督师往剿，奏调江忠源赴营效力。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称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胜仗。后因赛尚阿不能采用他的战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军由永安攻桂林，他增募一千人赴援，又打了几次胜仗。太平军围攻长沙后，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这时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长沙是很得力的队伍。他们不仅靖卫乡里，而且出援邻省，成为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禀生举孝廉方正，平时假馆四方，依靠教书度日。他的道德学问，也算得上当时屈指可数的人物。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子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
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鸿章入京考进士。他是曾国藩同榜进士李文安的儿子，李文安命李鸿章跟曾国藩读书学做文章，曾、李二人因此建立了师生的关系。谁都没有想到，这个22岁的青年，日后竟成为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并且是他一生志业的薪火传人。
曾国藩观察人并不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相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起身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世传曾国藩精于麻衣相法，还著有相书《冰鉴》。其实，他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所以他能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之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之人。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太平天国一役，曾国藩举荐一千多人，累计荐县官一千多人，网络遍天下，实在是厚黑有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