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
蔡锷（1882—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在云南辛亥革命时期，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参与领导著名的“重九起义”，从而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专制统治；二是在1915年爆发的护国起义中，他作为护国军主帅率师出征，在川南战场屡挫北洋逆旅的凶焰，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成为泡影。其一生正如一位著名的教授所评价的：“蔡锷生在湖南，学在日本，功在云南，威在全国。”（谢本书：《蔡锷家乡调查资料及其它》，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68页。）蔡锷虽然不是云南人，但在他两度来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却与云南军民建立起了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亲密情谊。他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南军民对他的理解、信任、拥护和支持。
一、辛亥元勋，改革有成
1910年春天，经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督练处参议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举荐，蔡锷卸去在广西所担任的一系列军中要职来到昆明，自此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根源为罗佩金所写事状中称：“君之机警果决，余深愧弗及；而锷之名业，亦发轫于此矣。”（李根源：《罗佩金》，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317页。）
蔡锷来昆以后，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云南是一座蕴藏着巨大热能的即将爆发的火山。推翻清廷，恢复中华，本是这位青年爱国将领的生平宿愿。因此，他在当年7月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旅长）后，虽然在表面上进行伪装，“对于清廷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第101页。）但是，“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载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蔡锷对革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使他在云南新军中、下层官兵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1911年8月，“川路事起，同盟会机关部通告约期起事”。杨蔚南：《滇南革命伟人黄君子和事略》。革命党人加快了行动的步伐。10月10日，武昌首义，风声所播，举国震动。嗣后，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纷起响应，云南革命党人紧随其后，也积极采取行动。10月19日，云南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人在刘存厚家里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酝酿云南响应武昌起义计划。会上决定，联络“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蔡锷被列为“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名单中的第一位。此后，10月19日、22日、25日、28日，又分别在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唐继尧住宅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直接参与筹划起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云南军界党派分歧，互相猜忌，意见相左。有人担心英法已侵占云南之近邻安南（今越南）、缅甸，如果云南举事，帝国主义会趁机干涉，主张云南不宜行动过早，应该等待全国多数省份起义之后再相机行事。但是蔡锷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定不移地主张“速举”。他认为云南地处边隅，进可攻，退可守，即使武汉陷于清军之手，云南也可作为反清根据地，联合西南各省援助中原义师，完成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之大业。蔡锷的意见，为大多数同志所赞同。于是在第四次秘密会议上，蔡锷及与会者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殷承、张子贞、雷飙等歃血为盟。在10月28日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与会代表决议于10月30日深夜12时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重九起义”过程中，蔡锷亲临前线，沉着果敢，指挥若定，将士们无不驱驰效命，拼死力战，有150多名革命志士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00多人负伤，“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省城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45页。）
朱德在事隔多年以后回忆道：“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却暗中参与了辛亥云南起义的策划工作，并担任了起义军的临时总司令，亲自指挥了昆明起义的英勇战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谢本书：《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重九起义”胜利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在他任职期间，锐意改革，兴利除弊，为云南人民办了一系列的好事、实事。具体说来，有以下内容：第一，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都督府主要领导人全为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例如，以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李曰垓为军政部次长，殷承为参谋总长，刘存厚、唐继尧为次长，韩国饶为军务总长，张毅为次长；后改李鸿祥任政务厅长，谢汝翼为参谋厅长，沈汪度为军务司长等。同时，撤换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至于地方行政，虽暂沿府厅州县名称，然对府县同城者，则裁县而府兼摄县事，改腾越厅为县，为日后统一县治创造了条件。对沿边土司地区，采渐进方针，从兴教育、修道路、务垦殖、试办警察、收揽法权入手，设南甸、干崖、陇川、盏达、猛卯、户撒、腊撒、上帕、知子罗、苍浦同等十处行政委员以领其事，为改土设流打下基础。第二，在财政方面，注意裁撤机关、遣散军队，停止各种捐派，整顿厘税，开设银行，节俭俸给。蔡锷以身作则，把都督俸金由每月600元减为60元。“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蔡锷也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蔡锷：《劝捐军资文》，载《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八。第三，在实业方面，整顿盐务，推广矿业，组织东川铜矿公司，注意农林，提倡工商。第四，在交通方面，对铁路、电线、邮政、公路和航运，都有所规划。第五，在教育方面，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以及考送欧、美、日留学生百余人等。
蔡锷为治理云南所采取的种种有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例如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这个财政拮据，一向靠四川、湖北接济的穷省（辛亥革命以后此种接济断绝），不仅没有亏空，反而节余近20万元，甚至还主动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提供了20万元的财政资助，可说是创造了云南财政史上的奇迹。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是蔡锷最早提出修建滇（云南）邕（广西）铁路，他还设想了滇邕铁路的起止路线，“其线西起昆明，由曲靖经黔之兴义，过桂之百色，以直达南宁（与今南昆铁路行经路线大致相同——笔者注）。若再由南宁延长至龙门岛（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境内）尤为美善”。1913年《云南政报》。关于筹款事宜，蔡锷也有周密考虑，曾向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公司总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详细的书面建议。
1913年9月，蔡锷奉调赴京任职，仍念念不忘修筑滇邕铁路大计。临行前，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表示：“云南最重要的还是交通问题。在国防上尤应于广西交为一气，如有缓急，才能应援。我到京，当向中央建议，赶速修成滇邕铁道，以为西南国防初步基础。”（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6页。）
可以告慰将军英灵的是，他的这一美好设想历经沧桑终于变为现实。被誉为西南最大的“扶贫工程”的南昆铁路已于1997年7月1日全线通车，为大西南走向世界，实现经济腾飞插上了钢铁的翅膀。
事实证明，蔡锷不仅是一个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的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显露出了政治改革家的才干。得悉蔡锷将要离开，“云南人苦苦挽留”，（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护国文献》第303页。）甚至有人提议为他建立生祠，由于蔡锷本人再三劝阻才未成为事实。以上种种，足见蔡锷这位三湘子弟早已与云南军民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了。
二、身居北京，心系云南
1913年10月，蔡锷从云南辗转来到北京，随即成为袁世凯的笼中之鸟，时时受到严密监视。在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之后，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而蔡锷也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中，逐渐认清了袁世凯对外屈膝、对内镇压，甘心充当“儿皇帝”的丑恶本质。
这位在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威震三迤的统帅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云南。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回忆：“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梁启超：《国体战争亲历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此后，几乎每周蔡锷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等密商，并函召戴戡、王伯群来京共同策划起义。在天津会议上，“提出两问题表决：一、中国任袁世凯如此做法，国亡与否；二、同是国民，任他如此，以后还有救国之日否。于是众赞成起义反对。然从长江一带着手不易成立，反先遭害，于是决计从云南发难。”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戴循若先生演说词志略》，载《贵州公报》1916年1月28日。从这时起，蔡锷与京中有关人员联络准备，与西南各省的军政要人密电往还，互通声气，向他们透露京中帝制活动和袁世凯的阴谋，说帝制“关系国家前途甚巨”，要他们“稳静”“慎重”。为了策动西南的起义，密派何鹏翔、黄实等赴滇接洽，派彭权、何上林赴广西运动，派王伯群回云贵做好起义部署。
梁启超、蔡锷为什么首选云南作为讨袁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呢？从客观上分析，云南具备如下优势：第一，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西南与法国、英国的属地安南（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西北与西藏相连，在军事上无后顾之忧。境内山川险阻，地形险要，进则易攻，退则易守。东面贵州与云南关系密切，可作有力屏障。东南的广西，是北洋势力尚未达到的地区，可以利用陆荣廷与袁世凯争夺广西统治权的矛盾。只有东北面的四川为袁世凯的心腹陈当政，但四川地广人多，川军杂乱，北洋力量薄弱，而陈又刚到四川，一时不能把全川力量统一起来。因此，把云南作为发难的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第二，云南是边防重地，从清末就开始驻扎重兵。到护国起义前夕，云南已有兵力两师一旅，约二万人，是辛亥革命后国内几乎唯一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不属于北洋系的军队。士兵素质较好，而上级军官大多是留日士官生，中下级军官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受到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锻炼，受过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有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军纪也较好，成为云南起义的“强大军事基础”。蔡锷曾说，此时“滇军精锐冠于全国”。（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五期，第75页。）第三，云南军队装备精良，军械（步枪、机关枪、山炮、野炮等）也较齐备，是清末重价从德国购买来的克虏伯厂产品，弹药配备也较充裕，而且云南自备有弹药厂，日产子弹二万余发，军事力量为西南各省之冠。第四，掌握云南军政大权的高、中级人员大多为原同盟会、国民党成员，他们与资产阶级各派有较广泛的联系，容易促成联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蔡锷曾在云南担任军政首脑，在云南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自离京以后一直与云南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蔡锷的一举一动都为云南军民所关心，他的影响对云南关系重大。
护国军高级将领刘云峰也在回忆录中证实：“适蔡公由京派黄实、杨汝盛等来滇，侦察滇中将领对袁氏帝制意向如何？各将领对袁均表不满，故蔡公决定以云南为根据地也。”（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88页。）护国第一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李丕章则认为：“蔡锷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云南都督唐继尧是他提名推荐的，唐继尧离开贵州后的贵州都督刘显世，又是唐继尧提名推荐和支持的。因此，云南、贵州两省都是蔡锷布置留下的力量，蔡锷仍然保持着对云贵的影响。”（孙代兴：《云南护国资料补正——访护国老人李丕章》，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185页。）朱德委员长则评价说：“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积蓄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载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三、倾心拥戴，风雨同舟
这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也对蔡锷寄予很大希望，以蔡的态度决定行止。兹列举滇军部分将领的回忆录，以证此事。
祝鸿基——唐继尧将军自筹安会发生后，有一天嘱赵直斋约李文汉前往磋商。他说反对帝制早具决心，以云南仅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宜联络各省多有响应者始不致失败，当即密派李文汉往各省担任连（联）络工作。唐以兵力单薄为虑，故在未得蔡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的时候，遂一意稳静，并且开国民大会投票赞成帝制，敷衍袁氏。俟得蔡由天津来函，其意遂决。（祝鸿基：《护国战争》，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64页。）
王印源——1915年12月，是云南准备起义最紧张的时期。云南人民和唐继尧很希望各方要人来云南从事起义。李烈钧、熊克武、戴戡等人，已相继秘密到昆明……但这时独不见蔡锷。听说众人很希望蔡锷早日到云南共谋起义大事，尤以唐继尧和许多军人很重视蔡锷。（王印源：《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4页。）
李丕章——从唐继尧方面看，他当时也是拥护蔡锷的，他也支持蔡的主张，让蔡来主持反袁，这主要因为唐继尧下面的军官都是支持和拥护蔡锷的，如当时所称唐手下的“八大金刚”邓太（泰）中、杨蓁等人都拥护蔡，都主张武装讨袁，因此，唐继尧不支持蔡锷也不行。（孙代兴：《云南护国资料补正——访护国老人李丕章》，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185页。）
邓汉祥——蔡锷本意是借用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力量共同反袁。但唐继尧已受袁世凯许愿封为侯爵，唐父对袁十分感恩，阻止唐继尧参与反袁。但包括唐继尧在内的中上级军官也不赞成袁世凯当皇帝，得知蔡锷主张反袁而蔡锷过去又做过云南协统和都督，在当地有一定声望，因此，拥护蔡锷为“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有了武装力量的支持，于1915年12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率领“护国军”向贵州、四川进攻北洋军。（邓汉祥：《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经过》，载《邓汉祥文集》第27页。）
当蔡锷巧计逃离北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云南以后，唐继尧对蔡更是优礼有加，尊崇备至。对此，李丕章回忆道：“在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唐继尧都是让蔡主持会议，唐继尧那时表现得很虚心，都听蔡的主张，参加会议的军官都一致拥护蔡锷的武装讨袁主张。”（孙代兴：《云南护国资料补正——访护国老人李丕章》，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185页。）唐继尧的侍从副官邹若衡（后任蔡锷侍从副官）回忆了唐继尧为蔡锷接风时的情景，唐对蔡是优礼有加。“唐还致词说：‘袁世凯准备登帝位，老前辈由北京脱险，沿途清吉抵昆，是国家之幸，也是大家之幸。大家同心同德拥护老前辈所指示的打倒袁世凯和救国的一切方针。’随即举杯，并命大家一同举杯敬蔡。”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那么，云南的一般民众对于蔡锷来滇又作何反应呢？请看邹若衡的一段叙述：“蔡问我：‘我离滇后，各界感想如何？军界感想如何？对袁世凯称帝，云南一般人感想如何？军界感想如何？对于袁世凯称帝，各界可知我来后将如何举动？尤其军人观感如何？’我答：‘将军离滇，滇人思念将军，军界思想将军尤达极点。都督到滇，滇人是大旱之望云霓，街头巷尾拥挤不堪，看望是否真正都督来了。对于袁世凯称帝，一般具有高级知识人士知道，将军来后，要有动作，尤其军界营长以上愤慨万分，摩拳擦掌。”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当时上海的《中华新报》也有一则报道：“当蔡（锷）、李（烈钧）等未抵滇前数日，省中谣言蜂起，街谈巷议，谓省军将图变……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蔡氏之行本极秘密，乃此秘密消息不瞬而传遍三迤，白首黄童莫不走相告语，额手称庆，此公一至，必有以利国家而安我乡土。……蔡氏抵省三日，金融恐慌立平，持票赴银行取现金者几至绝迹，一切物价亦立复旧状矣。”
亲身经历其事的李丕章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蔡锷在任云南都督期间，给云南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有益于人民，因而蔡锷在云南的军队和人民当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大家信任他，拥护他来主持护国大计。所以当宣布护国讨袁以后，不仅是军队，就是一般老百姓也都是万全拥护的。”（孙代兴：《云南护国资料补正——访护国老人李丕章》，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185页。）
护国军自团长以上之中、高级军官，除部分黔军将领外，几乎无一不是蔡锷当年的同事、战友、部下，其中大部分人与蔡锷感情深厚，关系融洽，如罗佩金、殷承、李曰垓、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赵钟奇、刘祖武、董鸿勋、朱德、黄毓成、张开儒等。正因为如此，蔡锷后来在川南战场才能号令三军、指挥裕如，挽狂澜于既倒，完成护国讨袁大业。
云南军民对蔡锷来滇，确实是欢欣鼓舞，倾心拥戴，而蔡锷对云南军民也是一往情深，感念之至。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此乃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站、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迄宣布独立后廿五六等日，人心更为安适。日来举办护国纪念会，人气敌忾，有如火如荼之观。滇人侠勇好义，于此可窥见一斑。”（蔡锷：《致梁启超书》，载《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398页。）在《告滇中父老书》中，他再一次向云南军民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敬意：“锷远道南来，幸获从父老之后，以遘兹嘉会，而又过辱宠信，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俾得与逆贼从事。锷感激驰驱，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而已。”（蔡锷：《告滇中父老书》，载《蔡锷集》第392页。）
四、统领滇军，再造共和
历史证明，蔡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当初许下的诺言。他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急中，能彀命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共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哪里。”（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护国文献》第309页。）以蔡锷为榜样，“入川滇军官长，固皆抱一必死之心，而士卒亦尽有偕亡之志。所以能忍饥忍寒，洒热血，冒万险，以死为荣，不稍退却”。（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载《护国文献》第673页。）
蔡锷精于治兵之道，历来关心体恤下属，在战场上更是如此。护国军抵达川南纳溪以后，有一天蔡锷和随从人员前往战地视察，行至双河场小河边，只见一个伤兵倒卧在岸上，蔡立刻命令随从士兵把这位伤兵背上民船躺卧，他还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盖在伤兵身上，然后派人把伤兵送回纳溪野战医院医治。
1916年2月14日至3月6日，护国军进攻泸州之战进入了紧张、激烈的第二阶段。护国军连续发动猛攻，战斗不分昼夜，敌我双方多次短兵相接，相互拼刺刀乃至肉搏，战况之惨烈可谓空前。“是役也，我军以寡击众，鏖战经月，日眠於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而敌军死伤尤重。……蔡总司令有电云：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10-11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锷毅然决然把总司令部设在离前线最近的纳溪安富街。不仅如此，他还穿上士兵服装，和总参谋长罗佩金、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一起，深入火线观察敌情，径直走入两军火力射击范围之内视察，以致遭到敌机枪的扫射，险些中弹。消息传开，护国军将士对自己的总司令愈加尊敬和信赖，士气更为高涨，在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下，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重创敌军，渐渐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蔡锷与滇军将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喋血苦战，终于化险为夷，大举反攻，迫使号称“常胜军”的北洋军第七师停战求和，俯首称臣，窃国大盗袁世凯忧惧交加，折戟沉沙，“中华帝国”寿终正寝，灰飞烟灭。蔡锷没有辜负云南军民的厚望，他无愧于滇军统帅的光荣称号。对于蔡锷的历史功绩，多少年来，云南人民代代相传，有口皆碑，“再造共和第一人”，就是各方有识之士对他的最高评价。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却因劳累过度，宿疾加剧，赴日就医，未及三月，不幸英年早逝，魂归中华。噩耗传来，云南军民无不同声悲悼，哀思如潮。云南都督唐继尧对各界发表讲话说：“松坡为国尽瘁，病殁于日本福冈医院，实为国家一大损失。……吾滇对松坡之死，应表示非常之哀悼。且应为之立祠，以表报功之谊（其后祠果由唐建立）。……”（李宗黄：《李宗黄言论集·云南起义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第164页。）
蔡锷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云南人民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代英杰。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追忆蔡锷，一批颂扬蔡锷、讴歌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如广播剧《蔡锷》、大型话剧《蔡锷》、长篇小说《蔡锷》、影视剧《重九起义》、电视连续剧《护国风云》等。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馆陈列着蔡锷的遗照、遗物及介绍蔡锷生平事迹的有关资料，部分政协委员提出在昆明树立蔡锷铜像的动议；蔡锷故乡——湖南省邵阳市的人民也殷切期望能在昆明建立蔡锷的纪念馆。
蔡锷从来就把云南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云南服务期间曾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予于云南心实爱戴，可为第二桑梓。”（蔡锷：《与〈天南日报〉记者谈话》，载《蔡松坡集》第573页。）
蔡锷不仅是湖南人民的儿子，也是云南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将永远和三湘四水并寿，和乌蒙云岭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