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英
1915年底爆发的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它是继“重九起义”后云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这场首发于云南的护国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反袁的胜利，除了与全国人民的支持、全体护国军官兵的英勇奋战、革命本身的正义性等紧密相连之外，尤与云南人民的贡献密不可分。
一、护国首义起云南
1912年，在北洋军阀“断然主张君主立宪”的支持下和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袁世凯一面迫使清帝退位，一面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要挟革命党人言和让权，于1912年3月11日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确立。袁世凯获权以后，为达到帝制自为，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首先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并授予勋位，制造孙、黄、袁三人“精诚合作”的假象，麻痹革命党人和全国群众；接着于1913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教仁；阴谋败露后，以武力对付革命党人，以“善后”为名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残酷镇压“二次革命”，加快独裁步伐；随后强迫国会选举其为总统，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不久在全国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毒化全国的政治空气，而且出卖国家主权，公然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后于1915年8月14日建立“筹安会”，筹划变更国体，并于12月12日宣布实行帝制，于次年元旦改元为“洪宪”，企图复辟帝制。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高举反袁大旗，甚至早年曾经提倡改良、寄希望于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投身其中，全国的反袁力量逐渐联合起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云南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首举义旗，护国讨袁。云南护国首义的因素有很多，但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云南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远离中原，北洋政府鞭长莫及，海外交通便利，便于革命党人进出和联络（蔡锷回滇便是一个明证）；其次，云南长期受英、法侵略，广大人民经过反抗斗争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即“重九起义”的熏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云南人民奋起讨袁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最后，云南地方实力派手中掌握的两师一旅共1.44万人的武器装备精良、军事素质好、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滇军，为云南的反袁斗争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受辛亥革命熏陶的一大批滇军中下级军官的积极酝酿下，唐继尧态度的转变及蔡锷的加盟加快了反袁斗争的步伐，在唐继尧和任可澄已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唐继尧、蔡锷于12月25日联合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拉开序幕。
云南组成护国三个军，其中第一军由蔡锷领导进军四川（主要战场在川南），第二军由李烈钧领导进军两广，唐继尧领导第三军留守云南。最终，护国军以3万兵力勇挫北洋军10万之师，迫使其议和。在全国反袁形势的推动下，广东、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四川、湖南等省相继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撤销帝制，并于6月6日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护国的目的（即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帝制自为）至此达到。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
二、云南人民对护国战争的支援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除了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以外，与发动首义的云南是息息相关的，尤与云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护国战争期间云南人民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对护国军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效地巩固了大后方，又支援了前线。
（一）从财力上给予支持
“云南是一个贫瘠的省份，向受协饷的补助，自护国兴，支出剧增，除李烈钧助饷20万元外，其他毫无外援，以一省之力，担此重任，只有一面发行公债，一面悉索敝赋，全力以供护国军之用，当时云南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云南人民继续发扬爱国传统，积极投身到为护国军助饷、捐饷的行动中。现举几例如下：
1915年滇督唐继尧调任陈鹤亭为省财政司长兼盐运司长筹措军饷。云南人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据1916年《滇声》报报道：“云香茶园及全体伶人于本月二十九日自愿唱演义务戏一日，将午夜台所得票资呈交警厅，补助军饷。”1916年2月9日的报中又载：“省内外各县人民，近因军兴之故，深明大义，输纳粮税，异常踊跃，欠粮税之最贫瘠之地，不过十分之一二。”1916年4月12日的报中则刊登了云南筹饷总局公告第二次乐捐助饷人名单，殖边银行等单位及周小云等个人助饷共达9750银元。此外，据1916年4月8日《义声报》报道：护国军筹饷总局办理捐输助饷，于4月3号开办，召集各界到局筹议，顷刻之间已集资2万余元。
与此同时，各县人民也纷纷予以支援。据史料记载：嵩明县在民国五年护国军北伐时供应大洋2万元；广南县在民国四年护国军过境时供应大洋1万余元。据统计，筹饷过程中，在省内筹得270万元（包括民众和绅商捐款及盐税、海关税和教育经费等，其中的大部分还是来源于人民），再加上“向海外华侨募得的12-8万元，提取了云南中国银行的200余万元，总计共500万元。这些款项大大地改善了护国军的军费开支。护国军各部开拔时，士兵预发了3个月的薪饷，军官的薪饷一半留省，由家眷按月支取，解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使护国军的士气十分高昂，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李永顺：《护国运动建奇功》，载昆明地区革命纪念设施小组、政协昆明市委员会编《云南百年风云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此外，各县在募兵过程中还分担了大部分的费用：罗次县分摊的费用为4400元；嵩明县16300元；洱源县6000元；易门县43500元；祥云县7120元；邓川县800元；龙陵县17000元；晋宁县36620元；蒙自县24000元；武定县26525元；河西县9000元；陆良县15000元；寻甸县12000元；弥渡县20000元；其他县也有不等的支出（如顺宁、景东、云县等分别承担了300元、8000元和15000元）。（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四“军政略”之《云南省各县历年募兵人数及地方负担费用一览表》，1985年12月第1版，第1156-1187页。）
总的说来，承担募兵费最多的为丽江，达197000元；宣威为10万元，位居其后；承担金额上万的共有11个县（最低为1万元，最高为4万多元）；上千的有15个县（最低为2000元，最高为9000元）；上百的有1个县（为800元）；还有诸如元江、镇远（沅）、路南、禄劝、平彝、盐兴、顺宁、罗平等县的费用没有详细记录。但以每募兵一人，其标准最低额为现金30元，最高额为纸币1000元计算，这9县最低总共负担了101100元；梁河设治局也分摊了250元。而冒着很大的风险购买公债的也不乏其人。
可见，上至军政府的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全省人民都积极投身于支援护国军的行列之中，从财力上给予了护国军巨大的支持。
（二）在人力上给予支持
“护国军三路出发，兵力严重不足，只好紧急扩军。在省城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由马永鳞主持，派人分赴各地召集退伍军人和招募壮丁，集中昆明编练。”（李永顺：《护国运动建奇功》，载昆明地区革命纪念设施小组、政协昆明市委员会编《云南百年风云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在此情况下，全省掀起参军热潮，先后有“讲武学校、志愿队、将校队、警察部队、义勇乡团、商团以及原团队留滇机构纷纷扩大组织招募兵源，而吾滇健儿，闻风而动，无论在校学生、在乡子弟、退伍军警、闲散人士，踊跃投效”。（华锋：《护国运动中的从军热》，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80页。）
据1916年2月9日《义声报》报道：“顺宁叶湘石由顺、云缅集义勇团一营，躬赴前敌，为国效死，款由三属拨用。”许多学子也投笔从戎，据1916年2月9日《滇声》报报道：“蒙自县高等小学生、农村学生杨文林等13人鉴于当兵之荣，当即投效入伍，随同上省。”“刘启丰为前清拔贡，曾任云南县知事，前充集团编修，日前已入炮兵军七队，文弱气息全消。”女子农业学校的学生毛极珍等则在呈唐继尧的文中以红玉和木兰自勉，表明她们“虽属女流，亦责无旁贷，未克奋斗前驱，势必联为后应”的志向，恳请唐督“赏准编练，俾得效命疆场”。《共和滇报》1916年2月1日，载李辛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面对这种情况，全省人民也纷纷响应，参军参战。据统计，晋宁县人民输送了489名士兵；路南县、罗平县各输送了800名；禄丰350名；姚安360名；鹤庆480名；顺宁、嵩明、陆良、河西各300名；弥渡412名；寻甸400名；武定490名；丽江3120名，是所有的县中输送人数最多的一县；宣威2000名，位居第二；梁河设置局5人。其中，输送了100名以上（包括100名在内）士兵的还有牟定、龙陵、宾川、镇远、盐兴、景东等；200名以上（包括200名）的有蒙自、盐丰、禄劝、元谋、易门、元江等；输送了80名以上的有洱源、罗次、祥云、腾冲、玉溪等；60名以上的有马关和邓川。民国五年共募兵14895名，再加上民国四年的3433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四“军政略”之《云南省各县历年募兵人数及地方负担费用一览表》，1985年12月第1版，第1156-1187页。）护国军由原来的12个团（两师一旅）扩充到36个团，总兵力达3万人。
同时，云南人民也养育了一大批人才，为护国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唐继尧自不必说，还有如下一些人才：罗佩金（云南河阳人，第一军总参谋，“此次反对袁世凯，罗最得力”（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五“军务略”之《云南护国军之人物略历》，1985年12月第1版，第1232页。）、李曰垓（云南腾冲人，护国第一军秘书长）、黄毓成（云南镇远人，护国军第二挺进军总司令，“此次袁氏称帝，奋起反对，首难之举，为力最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五“军务略”之《云南护国军之人物略历》，1985年12月第1版，第1232页。）、赵又新（云南顺宁人，护国军第二梯团团长，参加永宁、江西、南溪诸战役的都是其所部之兵）、邓泰中（云南会泽人）和杨蓁（云南昆明人）。诸如此类的还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成为了护国军的骨干和领导力量，确保了护国战争的胜利。
（三）物力上的支持
护国战争打响后，“以一省之财力、兵力抗击袁世凯控制的全国和北洋重兵，不仅兵力悬殊，财力也不足”。（哲生：《护国期中云南教育侧影》，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95页。）物资的供应也就不可能很充足，伤亡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云南人民又开始为护国军筹集物资而努力，并自觉地投入到看护伤病员的工作中来了。除了唐继尧及夫人、太夫人带补品去看望在川受伤的士兵外，医生还义务为伤病员治病，群众入院探视伤病员，并向陆军医院捐交银元，到医院赠送食品者也日益增多，著名者如陈鹤亭、张青圃等送来银钱、火腿、糕饼、毛巾等物。昭通发起赤十字会，专以救护受伤军士为宗旨。讲武堂学生则开会捐资，从每日不过十余钱中捐款以成此劳军之盛举。劝学所集合全校四五百人，各捐平日点心钱或数角、数铜元不等，整队送医院慰问受伤将士。据1916年《滇声》报载：“步兵第十八团捐款公赠各受伤军士银调羹、手套、毛巾及纸烟。”（梁生：《云南人民对护国举义的支持》，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73页。）商务总会亦发起赠送军士物品、捐款为战士购日用品的活动。省垣赤十字会唐会长垫款3000元，制各色赠品馈送出征军人，以鼓舞士气。沾益县在民国六年护国军过境时供应粮秣200余石；宣威县在民国四年护国之役时供应粮秣200余石；文山县在民国五年为护国第二军派去军马650匹；永仁县在民国四年第一支队驻县时，供应粮秣银500两；盐津县在赵钟奇、赵世铭两部驻县时，供应粮200石。（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四“军政略”之《云南全省各县历年供应粮秣、马匹开支》，1985年12月第1版，第1187-1200页。）从中足见云南人民拥军、护军的精神和护国热情。
总之，在护国战争期间，云南人民为取得护国反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护国期间，云南财政日见困难，军政府只好把所有的办学费用移作军费。“全省中等以上的学校以延长假期的方式全部停办，直至1916年秋季始渐次筹议恢复。”由云龙：《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选辑》1957年第4期。恰逢此时的学子“均无一定之学业，抛弃光阴，殊为可惜”。
其次，是战争就必然有伤亡，就在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战役中，“护国军战士在一个月之内，伤亡及失踪、下落不明者达一千人”。（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史》，1984年12月，第125页。）据1916年的4月20日的《滇声》报报道：“在川省受伤之人，于4月3号护送回滇，分住东寺街陆军医院88人，南城脚弘济医院45人。”可见，为了反袁的胜利，许多家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最后，从陆防两军在1915年和1916年的支出来看，1915年的薪饷、医药、服装费分别为1728259.495元、5495.599元和196304.235元，而1916年则增至3433171.704元、27633.7元和863328.153元。（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四“军政略”之《云南省民国元年至五年止陆防两军薪饷费数目一览表》，1985年12月第1版，第1150页。）再从云南军需局在1915年和1916年购办军米、料豆的数目来看，1915年军米为1508.381石，1916年则为3469.643石；而料豆数目1915年为1238.249石，1916年则为1335.301石。（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卷三十四“军政略”之《云南军需局民国元年至二十年止历年购买军米料豆一览表》，1985年12月第1版，第150页。）面对越来越大的军队的需求，云南人民节衣缩食，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的。
此外，《滇声》报、《义声报》等为护国战争作了积极的宣传。如对助饷、华侨的贡献、从军、袁世凯的退位条件等作了及时而真实的报道，为民众了解事态的发展和为军队获取外界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人民的眼睛和军政府的喉舌。综上所述，护国战争就是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才取得胜利的，但它更是云南各族人民与护国军精诚团结的结果。云南人民在护国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护国精神将永垂不朽！
三、云南人民的护国精神永垂不朽
云南人民一直都支持着护国战争，自云南宣布武装讨袁之日起，“昆明全体市民”便“不约而同，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共和民国’之声，经久不息”。由云龙：《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选辑》1957年第4期。各家还插红旗，贴新联，如：“眼看金马腾空日，坐待黄龙痛饮时”、“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挥戈燕地，重建共和”（罗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三次革命与云南护国起义》，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21页。）等，可见民气之一斑。另据1916年2月8日《义声报》载：“护国军第一梯团顾团长于（一月）二十八日出发时，省垣内外各铺户，莫不悬旗庆祝，人民扶老携幼，皆以一睹军容为快，见夫咸感慨语曰：‘我等若不效彼辈，何颜立于人世间’。”2月25日的《义声报》又载：“本月二十日，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李总司令烈钧出发南征，其时军、政、学、工商、警界、报界各团体，均同往城门外欢送，跄跄跻跻，踵趾相接，道路几为之塞。”护国期间，云南人民则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其后，为了庆祝护国的胜利，弘扬护国精神，云南人民以各种方式来铭记这段辉煌的历史，今天在昆明仍然存有护国门、护国桥、护国路、护国纪念标等以护国命名的历史遗迹，便是一个明证。
护国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更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它成了云南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云南人民为护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在护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云南人民的护国精神和爱国传统必将永垂不朽，将会被一代又一代的云南人民发扬光大，并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