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他的才华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刘绍棠很悲痛，小说都写不下去了。我去他的小屋找他，他看见我就说：总理在，我们许多知识分子都得到这样的待遇，总理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知识分子说话；现在总理走了，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这时我们不断听到北京传来的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传言，有许多群众上广场为周总理献诗，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刘绍棠在屋子里写了纪念周总理的诗文，也上广场为周总理献诗。总理去世的时候，大家很悲痛。我们村不远有一个林场，林场里有电视，我们都去看北京的关于总理的消息。
但是看电视的人太多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每户人家都有彩电，那时电视可还是稀罕物，而且是黑白的。我进不了屋，只能扒着窗户往里看，电视画面看不清楚，却看见刘绍棠在电视机前掉眼泪。一月十五日，北京十里长街百万群众为总理送葬。刘绍棠很感动，拿出纸和笔，写下了“春草”两个字。他对我说，总理逝世我很难受，也很绝望，觉得我们无依无靠，没人管我们了，但是我一看到十里长街百万群众送总理的壮观场面，我的心情又无比激昂，鲁迅先生说“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他说从人民群众的反应上来说，又看到了希望，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运行奔突于地上的地火。他说这“地火”就是目前的形势与环境，也是他的心境，也很能概括他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与内容。
他说，周总理是英明的，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地上。他说如果以后我去世了，要效仿总理，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汨罗江，那是屈原的归属地，屈原是上下而求索，我将坚定不移地追逐我的社会主义理想；撒在李白之河上，也就是在“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黄河里，那是表示一个浪漫的文学大师的行走足迹，愿步先辈之后尘，还有一个就是撒在大运河里，虽然大运河给我留下太多的伤害，但毕竟是母亲河，子不嫌母丑，我将永远热爱她。他说我们来自大自然也回归大自然。那个时候大运河的环境已经很好了，水也是没有污染的。
尽管形势很紧张，但是总算没有引起大的波动，刘绍棠安全地度过了一九七六年的春节。
一九七六年的元宵节，我的爷爷去世了。我很心痛，爷爷去世时七十八岁了，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活到这个年纪是喜丧。但是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爷爷最疼我了。我因为悲伤过度，在整个丧事过程都是稀里糊涂的，过了一段时间才缓过劲来。后来，我才知道刘绍棠也参加葬礼了，他说他也如我们亲人一样手抓了三把土，往棺材上扬了三把土，这是我们运河人家的一个风俗，给亲人填土，入土为安。
他说看见我心痛的模样，很难受。他说我少了一个疼我的亲人，他从心里感谢所有对我好的人。所以他会更加爱我！
我当然很感动，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记得爷爷临终时，也说了一句话：我感谢所有对我好的人。爷爷这句话，给我感触很大。要感谢的是好的人，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不要记挂在心里。
做一个好的人。我爷爷眼睛盲着，心可亮着。我觉得我为刘绍棠做的这些，我从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做一个好人，使别人也好，这是理所应当的吧！
七三、七四年和七五年这三年我报名考大学，都是因为没有批判刘绍棠，没有被录取。七六年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这年春天，刘绍棠又要我去报名，我说，今年我不报了，报了也是白报，何必浪费时间。刘绍棠一听我这话，顿时生气了，大着嗓门就开始炮轰我的小农意识，说我遇到困难就退缩。
我一听他说我“小农思想”这几个字，心中的火气呼呼地冒上来，我说：你别说了，老教训我，我不想听了，还不因为你！
他一愣：因为我，那我去公社自首，让他们来斗我好了。
我说：去吧，到时死到临头，别来找我！
他不吱声了。
我们不欢而散。
过两天，我收到他的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我不想死。我要珍惜我的才华，我要珍惜我的爱人，我要珍惜这个世界，我还想实现我的梦想！
我心想，你的梦想很重要，可是需要我放弃我的梦想！行，不读大学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你问得好，他的梦想以我的梦想做代价。值啊，他不是有才吗？谁让我没有才华呢！哈哈！
我找到他，我说：写小说吧！你不是说看见了我，写小说更有动力吗？那我就天天在村里让你看我得了，我不上大学了。大学生到处有，大作家百年难遇哦！
第二天，我就上工地去了，一走就是一个星期，他托人给我捎来一个条子，说，一切要保重。我想，他也定下心来，我也就定下心来。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提起报考大学的事情。
大地震
一九七六年，多灾多难，我估计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朱德、周总理、毛主席、董必武都去世了。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我们家的老屋都摇晃了起来。我们都不能住在屋子里，在院子里扎一个窝棚住。我就把刘绍棠给我写的信烧了不少，不烧怎么办，留在家里不安全，要么毁坏遗失，要不然，被人看到了那可是一大罪状，刘绍棠的命那就要真的保不住了。所以我能带的就带在身边，不能带的就全毁了。
我带着三天的干粮，还有几件衣裳。所有珍贵的信都烧了，有些可惜。村里挺乱的，老百姓都住在窝棚里，夜里还查岗，所有的人都住窝棚，一连下了几天大雨，窝棚倒了。房子也倒得挺厉害的。那时老百姓心里可是惶惶不安。据说，如果地震影响太厉害的话，中央还决定炸掉密云水库，要不然等地震来了，那么大的水库垮了，那么多的水冲下来，那我们连跑都跑不及了。
全国上下都在支援灾区，空降下许多吃的，记得当时好像吃的都是包子。住在窝棚里，大伙儿的心可是随时揪着。刘绍棠也上我们窝棚里来，聊天说话。那个时候气氛倒不错，也没有谁再说什么右派分子，特殊时候特殊对待。
大伙儿住在窝棚里，但谁都没有踏踏实实地去睡觉，睡不着呀，万一地震来了，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地震的恐惧是很容易让人神经过敏的，比如说，坐上板凳，板凳没放平，一趔趄，就感觉摇晃起来；一看见盛水的桶放歪了，就感觉地倾斜了。所以大伙儿都凑在一起说说话。刘绍棠可是派上了用场，他能说，什么都知道，讲讲历史，讲讲故事，转移了注意力，大伙儿这日子就开开心心地过去了。
过几天后，解除了地震警报。北京安全了，我们从窝棚疏散，回到儒林村，回到了各自的家。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相信，那次地震，周围公社都受到了波及，但是我们儒林村，安然无恙。大伙儿回家检查，一切安好，连家里灶上的碗都没斜一分，只是一户人家草垛溜了顶，还是因为主人垛得不好的缘故。于是，一切恢复了平静，大伙儿该干嘛还干嘛去，又走上了原来的轨道。
刻骨铭心的一次车祸
秋收到了，我们大队的劳动力都集合起来。白天割麦子，夜里脱粒，把脱完粒的花秆码成垛。这可是一个完全靠体力撑着的活。
我们都在拼命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码花秆垛，突然停电了，顿时脱粒场上，大伙各自飞奔回家歇息。我和他摸黑穿过两条街巷，到了他的那个小屋，他已累得说不出话来，一坐在炕上就仰面一躺，倒了下去。这一倒下去，就听他唷唷地喊起疼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是腰肌劳损。我知道他的这个毛病，我刚跟他交往的时候，犯过好几回，每次都是春播秋收的时候，忙季过去了，他的病也就好了。别人曾笑他是个懒人病、富贵病。我赶紧给他烧上一壶水，给他用热毛巾敷在腰上，刚想再给他下点面条，屋子里的电灯亮了。他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手托着腰，一摇一晃地向打谷场边上的队部走去。
第二天，他没来，晚上也没来，我放心不下，找他去了，却看见他直直地躺在炕上，脸色苍白。一问，原来是腰肌劳损更厉害了，不能弯腰走路。我想他一整天没吃饭了。我赶忙生起炉子的火，替他做饭，帮他吃了饭，喝了水。一会儿工夫，来电了，他爬起来，和我一起上麦场，说轻伤不下火线，带病也要参战。因为身体不好的时候，特别需要有人照顾，所以这事让他挺感动，一直念念不忘。
过了一段时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农历八月二十八号，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是七六年的八月二十八号，那时候正搞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收获种麦，晚上开誓师大会。那个晚上我记得清清楚楚，村子里在放电影，我是团支部书记，更要起带头作用，我和很多同志坐拖拉机到公社去开会。我们村是沙子土，刚下过雨，大雨冲出了一道道沟沟。拖拉机的轮胎一陷进去就出不来了，一下子翻了车。人叠着人，伤了很多，有些人肋骨也被撞断了。我的运气好，一点也没有受伤。因为我的个子不高，我就站在车斗里，让一些上年纪的人坐着。翻车的时候，我还站着，坐着的人都成了元宝，都伤了，爹呀娘呀地叫唤成一片，很惨。
当时看电影的人全都跑过来，因为一出事，有人就去电影场让放映员在高音喇叭里喊，同志们快来救援，我们村里的拖拉机翻了。叫得很紧张，很响亮，估计我们边上的沙古堆村也能听得见。刘绍棠是在看电影的，也来了，当时的人很乱，忙着背人。
我从人堆里走出来，到了一个屋角，也就是现在开小店的老宋家的屋檐下，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在低着头抹眼泪，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别人，就是刘绍棠！我过去轻声地对他说，你怎么也在这儿？他看我没有受伤，高兴极了，张口说：你。然后又说一个字：你！我说，别你了，你怎么在这儿？他说我听见拖拉机翻了！赶紧跑过来了，看不见你，以为你——
我听了很感动，因为他的成分不好，不能参加救人，人家会说他破坏，抓他现行。他想我肯定也是被砸伤了，所以心里痛，却不敢靠前，只能偷偷地抹眼泪。我当时心里想，这人良心还是好的，我真没有白帮他。
他的这个一九七六年老是有事发生，但他坚持写小说。
九月份毛主席去世了。十月份，“四人帮”倒台了。
“四人帮”一倒台，刘绍棠高兴坏了。全国上下也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文革”十年，十年动乱，多少人惨遭迫害，多少家庭受到压制。现在，灾难完结了。“四人帮”的垮台，代表着黑暗势力消退，新时代新气象的到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讯。刘绍棠对我说：我的春天可要真正地到来了。他说，“四人帮”倒台了，我们这帮知识分子要翻身了。一切贪得无厌追求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死不改悔地违背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人，将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中国一定大发展。我们这帮知识分子也有大发展了。
听了他这番话，我当然很开心。
他却看着我有些担忧，他说：但是，你怎么办呢？我放心不下你。
我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他发急了：你又来了。
第一次讨论无果的将来
我们村有一个性格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上门女婿，虽然是一个倒插门，但是脾气一点也不收敛，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这个人很聪明，没上过学，也没学过什么手艺，偏什么都会，就连半导体这些在当时高科技的东西，他都能鼓捣修好，也能组装好，他还能做木工，做瓦工。打家具、砌墙都能做得像模像样。但是他的性格就是“硌”，一般人都摸不着他的心思。比如说，他到你家里坐，你对他很尊敬，又倒水又让茶，他掉头就走，说太客气了，不自在。你要是自顾自干自己的，不搭理他，他反而坐下来，端起案子上的茶水就喝，也不管你的杯子卫生不卫生，不管别人会不会嫌他的嘴不干净。生产队里上工，口哨响了，他正从水井里吊水，桶正半当中，按常理先把桶吊到井沿上。他二话不说，丢下桶绳就走，村子里给他起一个绰号叫“人核”，正是说他这种又聪明又硌碜的个性，但是他跟刘绍棠，却很能聊得来。
刘绍棠当年住的西厢房，被社员称作“猎户老常家”的那间破房，一面墙都是“人核”帮他砌上的。“人核”的娘家只有一个妹妹，因为妈妈很早以前就改嫁到别村去，所以他一直想把他妹妹嫁到儒林村来，在身边好有个照应。他留心村子里的后生，就看上了一个“四类分子”，虽然成分不好，但是心眼好，人聪明，人品好。他看好了人后，就让刘绍棠给他去跑腿。刘绍棠故意逗他，说：你不嫌他是个“四类分子”，拖了你的后腿？他瞪刘绍棠一眼，你不是一个“右派分子”吗？我就爱跟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你们这样的人才是人中之王，才可靠才有出息。说得刘绍棠哭笑不得。
刘绍棠就抽出时间两家跑。他妹妹是个温顺的人，对哥哥的话言听计从二话不说，也没有嫌“四类分子”成分不好，两个人相了亲，说起了婚嫁，倒也挺顺利。做媒人的刘绍棠喜气洋洋，累了点，但精神不错。他在两家奔来跑去的做媒撮合，但是没想到我和他之间却出了事。
原因是我们邻居的大嫂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带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上我家相亲来了。农村人，有一点事就传得快。那一晚，他从外边回来，可能别人跟他说了我的事。我进了他的门，看见他坐在炕上一动不动，理都不理我，要是换在平时，他早蹦下炕，跟我高谈阔论了。
我问：你怎么啦？黑个脸像个包公！
他说：怎么啦？你说你怎么啦？你自己最明白啦！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没必要阴阳怪气，我最不喜欢了。
他说：你不阴阳怪气？某某某都上门相亲了！
我说：你这个人说话也太难听了。我二十几岁了，政策允许结婚的年龄也到了。
他大吼一声：我最讨厌说话不实事求是的人。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要跟我一起斗争，一起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的。
我嗫嚅说：女人，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又大喊：不可以！
我看他发火，就先不跟他理论。他是急性子，如果当头跟他吵，那是火上浇油。
他看我低头不说话，才缓下劲来，一边在屋子里转，一边嘟囔着满腔的怨气，对我大喊大叫：这些日子，我为别人的婚姻问题操心劳神，口干舌焦，精力感到疲惫，感到寂寞，很想跟你待在一起，从你身上得到安慰和兴奋，但是你却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
我说：你能永远和我待在一起吗？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谈论我们之间的结果问题，以前都是他发表演说，我当听众与观众。
他沉默了，喟叹说：如果我是个自由之身，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家，运河的滩边上，几间明亮的小房，一座干净的院落，院里花木葱茏，藤萝架绿荫如伞。我们一同劳动、读书、写作、休息、娱乐，生儿育女，你是我每一部作品和每一篇文字的第一读者，在家庭生活中，我要做一个很会心疼你的丈夫，你要做一个温柔明理的妻子，过一个科学、文明、卫生和现代的田园生活。
我说：可是你偏偏不是自由之身！
他说：我要回家与她离婚。
我说：离婚！我不同意，三个孩子，她一个人含辛茹苦，你对得住她？
他说：可是我多么想和你生活在一起。有一个我和你所生的孩子，我喜欢是女儿。她一定是智力发达，长得可爱。
我说：空想的事情就不要想了。
他说：难道我心里描绘出来的蓝图，只是不能实现的空中楼阁吗？
我消极地说：天下的事有多少能实现得了！
他马上又急了：你什么都让我喜欢，就是有一种天生的顽固不化的宿命论思想，让人痛心。如果有一分实现的可能，我也要做出十分的努力，争取它的实现。
我苦笑了一下：这不是曹丞相望梅止渴吗？
他说：南宋大诗人陆游，直到八十多岁，临死之前，还在怀念他年轻时代的爱人唐婉，写下了痛彻肺腑的诗篇。对你，我也会将是这样。你也会这样。
我说：我不会。
他说：你怎么能忘记第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第一个爱上的人？你怎么能忘记第一个拥抱和亲吻你的人？你怎么能忘记在精神上跟你生活多年的丈夫？你能遗忘这些相爱的岁月？
我说：忘得了也得忘，忘不了也得忘！
他恨恨地说：我不想离开你，我又不能离开她，我该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
我说：只要做到心安就行。
他说：你离开我，嫁给其他男人，如果那个男人待你还好，我的痛苦或许减轻一些，如果那个男人待你恶劣，我的心将痛苦得流血。
我的心里像刺扎了一下。
国庆节前，他回了一趟北京。他从家里回来，让我晚上过去看他。他从包里取出一封信，说，你坐在炕上，我给你读一封信。我说，是谁的信？他说是我在北大学习时的女同学给我写的。我说我不要听，她是写给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读给我听干什么，你慢慢一个人享受吧！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当然有关系，因为这个思想不坚定，我怕你也犯我跟她以前的错误。我不听，他偏要给我读，其实，是我心里有些发酸，有些吃醋，更多的是好奇，想知道他们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他就开始给我读：信的内容是很灰暗的，女同学身体不好，得了一种病，感觉生活很没劲，没有意义。我听了，就对刘绍棠说：如果你能帮她就帮帮她。刘绍棠说，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的，心肠最软的。
刘绍棠又说：你知道我有一部小说《西苑草》吗？那是我这辈子写的唯一一部以校园为生活背景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我的这一位北大女同学，当时我们很要好，五七年的时候，我被打成“右派”，我的这个女同学不批判我，她把我的信与材料偷偷放在寝室里烧掉，虽然烧了，但是被别的同学发现了，为什么发现，是因为烧信后留下的烟灰味。而我呢，因为比较单纯，因为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曾经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信任他，心想我和女同学之间的通信正大光明，就交给他，交出去送审。没想到因为这些她写给我的信件，她被北大留察，定的罪名是：刘绍棠小圈子的人。她马上被清除出党，保留工作，到湖南农村教书，这几年一直郁郁不得志，并得了一个可能不好治的病。我当时也很爱她，但是没有坚持，丢下了她。这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我已无法弥补，不可饶恕。所以对于你，我不能像上次对我的北大女同学一样，扔下你不管，重犯错误。你千万不要不坚持，要坚信我们的爱情，为我们的爱情努力而战，不要屈服于你身边的习惯势力，不要被你的小农思想侵占了头脑。
同时他带回来的还有另一个下放劳改作家丛维熙的信。丛维熙后来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与《雪落黄河静无声》，当年，他们彼此落马。丛维熙的心情是很悲凉的，感到眼前一片灰暗。他马上给他写信，分析经济文化的大发展，预言文艺复兴的到来。用他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激情，感染他。他还给他的其他朋友回信，形势稍松，大伙儿又开始探询春的讯息了。
我最感动的一份礼物
大约在国庆节前后，他从“猎户老常家”搬到唐静如家的西厢房。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他接着开始《热土》这篇小说的创作。
从他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写作时的状态：我上床早，九点半就进入了被筒。脚下烤着热烘烘的被窝壶，伏枕而写，十一点一刻，困了；又挣扎着看了一页书，才睡。他一般写小说都是趴在被窝里写的，因为屋里就有一个土炕，一个用木板搭的放碗筷的柜子，特别是冬天冷，他只有钻到被窝里才不冻手不冻脚。但是一躺到被窝里写作也有坏处，因为暖和，就很容易睡着，睡着了，马上又醒来。他还有一个习惯，在创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做梦，也容易失眠，可能脑子想的人物、场景太多了。
快到国庆节了，可能是九月二十七号，我去看他，问他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他很兴奋，说：我有新的构思，新的布局了。
我说：你说来听听。
他说：昨天夜里，我半夜醒来，出去一趟，满地都是银白的月光。小核桃树蒙上一层白霜，就像冻僵在地面上，投下凝固的树影。回屋，躺在被子里，再也睡不着。点起一根烟，凝望着墙壁上镜框里你的照片，特别地想你。忽然，我想，我跟你几天不见，就很难熬，那么，我在小说里，让夏竞雄进入汇文学校以后，就再也没有跟芳倌见面，难道不是过于残酷了吗？于是，我发动了我的想象力，也是将心比心，构思起使他们有机会见面的情节。这一想，小说就要增加几个章节，大约增加三万字。努力争取在你的生日前完成。
我说：别太熬着了，注意身体。
他含笑望着我：我一边想你，一边想小说。一会儿想你，一会儿想小说。同时想你，也想小说。头脑里好像岩浆在沸腾，最后，朦朦胧胧地睡去，再醒来，阳光照窗，麻雀在北大屋的房檐下噪叫。我赶紧起床，七点半了。
他这个人很浪漫，信写得很诗意，我不太懂诗。我总觉得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是基本上小说与现实混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说话聊天，他一会儿说梦，一会儿说他的小说构思，一会儿说我的小农思想，一会儿说我是他的“桅顶”。我都被他弄糊涂了。写小说、当作家可是个苦差事。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可要耗费心力。他的信三句都不离人物。所以每次他说抓紧时间写小说，说为我而写，作为我的生日献礼，我一边觉着给他的动力与压力有利于他的创作，一边又心痛他的拼命，太累人了。
每一年的国庆节是他的重大节日，为什么这么说？在二十六年前，他亲自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上了晴朗的天空。几天以后，报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习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那年他十三岁。
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开始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年同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经济文化高潮中，他成了名，成了家，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而二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又处于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前夜，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文化高潮终将到来。他就预言将得到壮丽的复兴，取得巨大的成就。十三加上二十六，他三十九岁了。
大难还乡时，他刚好三十岁，他整装待发已是十个年头了。
他说：这十个年头，我的成就并不小，第一，我清晰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我得到了你这个美好多情的妻子；第三，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桅顶》的初稿，并且在努力写出长篇小说《热土》。
我说：二十七号那天，你说改了构思，现在写得怎么样了。
他说：最大的变动，就是在小说里，“你”和“我”是要结婚了。我要创造复兴的奇迹，创造爱情的奇迹。我这个人，永远不向命运低头，永远不会认命！我觉得，我比命运更强有力。你等着吧，在生活中，我和你也是要结婚的。
我打岔：说小说呢！
当时形势又紧张了，又开始了“大革命”运动。“大革命”的意义，就是大运河，“大平反”运动，提出的口号是铲平“地癞”，平一切不平之事！坟墓都是高出地面许多，当然给它铲平了，挖出地下的棺材，把坟头平了，尸骨都烧了，回归自然，回归泥土。
他的心情开始动荡，长篇小说《热土》，一直到十一月份还没有写出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这部小说内容庞大，在你的生日之前，是完成不了。他说觉得《春草》的构思不错，又能代表他此时的心情，抓紧时间写《春草》。他就静下心来，从《热土》当中选取了一些章节，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春草》的创作中。《热土》正式改名《春草》，后来的《鹊桥儿女》、《狼烟》都与《热土》有关。他写小说习惯于把相同的人物放在不同的小说里出现，他说他学巴尔扎克，不会让自己喜欢的人物出现一次就断绝音讯。
他几乎天天熬夜，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寒冷的冬夜里完成了《春草》的初稿，在大年三十前交到了我的手中，当做我的生日献礼。这是我最感动的一份礼物。
我想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重要。一个人干什么事都需要动力。我想他的动力是对党的热爱，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我给他的只是一些鼓励，每个人都需要鼓励，这肯定是对的，特别在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