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书信的一九七八
一九七八年这一年的记忆基本上是空白的。空白指的是，我和刘绍棠没有通信，没有打电话。他基本在北京住，有事回儒林来。记得四月份的时候，我正在堤南砸坷垃，就是用锄头把犁过的大土块砸烂了，可以插秧。
我看见他兴冲冲地向我走来了。我感到有些意外。他看着我很兴奋，说：我找了很多地方，他们说你在这儿干活，我刚从西集回来，通县县委书记赵丰专门找我谈话了，他说你在我艰苦岁月里，一直支持我写作，是有功之臣，要见你一面，赵书记在西集公社等着呢！我推辞掉了，我对他说：我的事儿不用急，你先把自己的事儿搞好就行。
他在田头劝了半天，我就是不答应。我说：我支持你写作，又不是为了见书记的面。你去吧，你的事才是重要的。刘绍棠就回去了。赵丰书记也回通县去了。后来，公社的人一直找我，让我说说帮刘绍棠的事，我都推掉了。刘绍棠一直在城里跑，很少见到他的面。
他很勤奋地创作。后来，他来儒林村，问我有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以及他出版的书。我说没有。我们农村就是这样，对信和书，不怎么看得重，比如说邮递员把信或书本杂志送到村口小卖部，一些人知道我和刘绍棠的事情，就有好奇心，把信撕了看了，把书也拿去看了。大伙儿当成一个故事谈论谈论，不至于农闲没有话题。刘绍棠就特意让跟他要好的村里人给我捎信，信结果还是到不了我的手中。从此刘绍棠就不让他的要好朋友捎信，对于信的下落也不追究。但是我仔细一想，我觉得信到我妈妈手里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自从刘绍棠拉我的手上门提亲以后，我妈妈就千方百计地干预我们俩，天天催促我四处相亲，早嫁早放心。我妈妈不认得字，拿到信和书，干脆扔了。
但是我想我的心里却不空白。一九七七年的时候，他再三要我发誓保证等他。我在他面前很认真地发了誓。我当然也喜欢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想我是不会和他生活在北京城的，我只是他农村小院里精神上的妻子，但肯定不是上层生活的夫人。我想我会不习惯，但我当然不会把这些话告诉他，我理解他，我也明白他的想法，在农村小院的生活，只是他的一个理想而已。他的才华、他的成绩都与城里有关。在城里有属于他的辉煌，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理想的农家小院生活与人生目标比起来，当然要甘拜下风了。我早已料到的。所以我妈说我们俩是没有结果的，我早就预测到了。既然知道有这个结果，为什么还要答应等他两年。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我要给他一个承诺，是为了他能够安心自己的事业落实了，得到他原本就应有的东西。如果我实话实说，他就要心情郁闷了，岂不是妨碍他的事业。他能落实了，能够重新得到重用，他在儒林村这十几年，以及他当“右派”时所吃的苦，就得到了报偿，他在儒林村辛苦写下的三部长篇小说，就能得到出版，他的才能能得到承认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在唱高调，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那一年没有他的信息，我是很焦急的，我怕他的性格会把事情搞砸了，没法落实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待遇；我也担心他与妻子说离婚的事，两个人吵起架来。我的担心有很多。说心里话，他在儒林村的时候，我是没有多少心思在他身上的，他说他爱我，他说他想念我，说我是他精神上的妻子，都是他说的，我真没有当一回事，我就想，只要你说着高兴，只要你这样想着能够很顺利地写出小说就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能当着他和我妈的面钻进被窝睡觉，任凭他们争吵，我可以吃得很香，你别笑我没心没肺，我就是这样一个直性子的人，心里不存事。为什么他把我比作晴雯，可能我与晴雯有几分相似。但是他没在儒林村，我倒开始担忧，想这想那，怕这怕那，心绪不宁。而最主要的一点是我还要找理由不去相亲，或者相亲后尽量拖延与回绝。
当然，我母亲被我气得不行，恶言恶语地咒骂我。所以说这一年，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是我和他来往书信空白的一年，却是我内心里最不空白的一年，这种心情真的无法比喻，反正是很痛苦的。
我们都爱丁香花
《地火》这部长篇小说，这一年在一些杂志上开始连载，并在年底交给北方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同时他又投入热情的创作中。
我记得他这一年的创作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如《含羞草》、《地母》、《燕子声声里》、《芳草满天涯》等。那一组短篇出来，没什么反响。
一九七九年五月底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是我记忆深刻的。这是他在哈尔滨开会时与一个文学朋友的谈话引起的。这个时期他的工作很繁忙。他写信说他与一个朋友在宾馆的房间里说着文学创作和生活，窗外就有一株盛开的丁香花。他说丁香花让他想起很多往事，比如说在潞河中学上学时教室窗外的丁香花，因丁香花而想起我。
一九七二年写给我的一封信里，他将我比作丁香花，他说我的气质与丁香花相似。后来我在他的文集里也看到了关于他与一个作家相识在丁香花里的友谊。他特别喜欢丁香花，是否与我有最大的关联，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相信他与丁香有不解之缘。
一九九五年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的院子里就种着丁香花。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底他第二次住院，在陪护的家属与工作人员要求下去作核磁共振，一出门又看见丁香花开。我看了他随后寄来的写这次住院全过程的文章。他问随行工作人员，研究院的丁香花花开的情况，他竟然记得去年与今年花开只差一天，相差一天。这又是什么样的宿缘呢，连这从来不相信命的人也变得宿命起来。
这个缘我们怎能说得透！
读着他热情洋溢的信，我能体会到他内心的那种激奋情绪。因为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他就说文学的复兴已经来了，所以一九七九年他不停地创作，要把时间重回一九五七年的“从二十一岁开始”，我收到他的信，是很高兴的。我感觉我的高兴程度比他还要浓。我想旁人也许无法体会。
我倒没因为他到处走，不在我身边，而感到难受。我觉得我妈说得有道理，本来他就是一只暂时受困的鸟，能长出翅膀自然去飞，不想飞才不是好鸟呢！读着他全国各地给我寄来的、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我不由想起，他在那个冰冷的小屋，压抑的、忧伤的、焦急的、不安的、无望的、恐怖的日子。
想起因为文学，因为我的鼓励，他坚持不懈地写出一部部长篇小说。想起他总在我生日那一天给我献上一沓厚厚的稿子。想起他跟我说他的创作计划、小说构思，分析国家形势，讲述创作的蓝图。想起他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岁生日时为我写下的祝词。每次他为了让我妈对他有信心，能够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在我妈面前说天文讲地理、讲戏文，说自己是戏文里的落难公子、忠良之后，肯定是会有出头之日，他对我妈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社会的发展将会走向繁荣，他将被重用，因为他是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说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人民珍惜他。而今天他说过的话都已经实现了，怎么不让我百感交集，为他高兴呢！
我妈不懂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她相信，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她更不会因为你有出息没出息，而忘了道德观念。当我们俩双双来到她面前摊牌时，她一下恶言恶语，横加阻止。我想我妈妈的反对是很有预见性的。她早知道我跟刘绍棠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她又何必成全，三番五次地逼我早嫁。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我妈妈的想法，如果是我的女儿，我想我也会阻挠的。但是明白归明白，感情的事情是很难说的。起码我拥有这样一个过程，过程比结果重要。如果我没有遇上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回忆。当我讲述时，仿佛是一把铲子，用力挖用力挖，把我早埋得很深的东西又挖出来，把我不愿意回忆的过去挖出来。我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难受，反正不太好受。唉，心窝有些痛，也许是我的胃病，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在儒林村的最后一面
七月份的时候，他回儒林村来。他找到我，给我一篇短篇小说《沉香》，他说这是以我为原型写的，我一看这个题目，就说这个“香”让人联想，因为我的小名就有“香”字。所以后来换了个名字叫《碧桃》，把小男孩的名字换作沉香，女主角的名字换作了碧桃。我们俩匆匆忙忙说了几句话，他就提着他的皮包说要回去了。那个时候，他重新在文坛露面，到处参加会议，发表讲话，有名的《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就在那个时候发出声音。全国各地讲课，我记得他还对我说讲课费是每一场25元钱，那时不算低。
我送他去沙古堆汽车站，一路上，他说他那段时间很忙，因为政策刚刚落实，重返文坛，立足未稳，他说你再等我两年，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处理好家里的事。我笑笑没有吱声，他一看我这个样子又急了，说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每次跟你商量事儿，你就从来没个正经。我说你甭管别人怎么想，只管自己怎么想就是了。他说：我的户口都留在儒林村，等我忙完后，我就到儒林村落户，盖三间小院，和你一起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听了一愣，按理，政策落实了，户口也要跟着回北京，但是他把户口还留在村里，倒让我感到有些吃惊。我说：你千万不要跟你的妻子吵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跟她凶吵恶闹，我会很好地解决我们的事情。他的妻子对他是很好的，对他是言听计从，一心一意地爱他，帮他分担家里的一切困难，任劳任怨付出一切。将心比心，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他的夫人是很不错的一个女性，但是感情的事情，不是这么想就能想得明白的。他自己也老跟我说，他有大男子主义作风。我给他加一句，还有少爷公子作风！他又说你必须听我的话，要等我，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瞪他一眼，他赶紧说是精神上的妻子不行吗？我说行行行！他说那你的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特别是嫁人这件事情，你想都不许想。你知道我会有办法让你走不成！我说听听听。他又好气又好笑，但又无可奈何。
这一趟他来儒林村，告诉我他的政策落实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那是我们在儒林村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汽车站等了一会儿，汽车就来了，看着他上了汽车，我们彼此摇摇手再见，看着汽车慢慢地开走了，我的心里就有了新的打算。我得考虑自己的事情，我在心里说一九七九年一切再见吧！我心想，你坐车走了，我也要走了，非走不可。走，对于我们两个、对大家都是好事，为什么这样说？我的压力很大，当时我已经三十岁了，我的弟弟也结婚了，我的侄女已经五六岁了，我想我也不能嫁给他，他是有家庭了，他的夫人等了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好不容易苦尽甘来，那就好好地享受一下吧。我委屈吗？把最好的时光，把青春都献给他了。委屈，那是我心甘情愿的，也没人逼迫我，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在信中纸上读他
一九八〇年，他一直在写信一直在全国跑，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写信，让我安心地等他，不能有别的想法。大多数信都让我妈给烧了。我说，妈你怎么不让我看他的信？我妈说，有什么好看的，别听他的，你过你自己的日子。八〇年他的创作也是特别丰收，《芳年》、《两草一心》、《二度梅》、《十步香草》、《鹧鸪天》、《渔火》等。特别值得一提的那部引起巨大反响的《蒲柳人家》，也是这一年创作出来的。而《春草》第一部《鸡鸣风雨女萝江》也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芳年》与《两草一心》是八〇年春天写出来的。一个月一部，速度惊人。当时约稿多，而且平反时那种扬眉吐气、大干一场的豪情是难以抑制的。用他的话说就好像运河里的船，扬起了风帆。
《蒲柳人家》、《芳年》、《两草一心》、《二度梅》、《鹧鸪天》、《渔火》都是八〇年一年创作出来的。当然他的构思早在七几年就有了。比如他跟我说小说的题目，我早就知道，《两草一心》是暗示我们都是二月份生日，我是二月四日，他是二月二十九日，他说，我们的生日是同一个月份，我们的感情是同一条心的。而我爷爷讲的两棵草的故事，真的就如我们的感情与命运。命运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蒲柳人家》中望日莲这个人物有我母亲的影子。每次说起我的母亲，刘绍棠总会说：真是可惜，就是不认得字，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要不然，凭她的聪明，肯定是个有能力的机关干部。《芳年》是《红楼梦》里的诗句。《红楼梦》是他的最爱，可能是因为曹雪芹也是通县张家湾镇人的缘故吧！而且芳年的意思就是积累芳香，将来一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他对创作的期望，也是对我与他的情感的期望。
我的名字有一个“香”字，他说他要把我写在每一部小说里，哪怕是一个题目。而《二度梅》里的故事情节就更明显了，他说，这部小说完全没有虚构，写的就是你。那个时候，他对我还是有怨气的，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等着他，而自己私自嫁了。他说还是有梅开二度的时候。他说在小说里我和他破镜重圆，在现实里，我也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的。我说，你别空想了，我生活得很好，我不会跟你重圆的。
只有《渔火》、《鹧鸪天》之前我不知道他的构思。
他曾托本村的小学同学，为我带书。这位同学，人缘不是很好，在村里大伙儿跟他说得上话的不多。刘绍棠大难还乡时，他常找刘绍棠玩，刘绍棠只是客气对他，却并不主动上他家找他。一九八〇年，他儿子大学毕业，当时刘绍棠已经恢复了地位，他就找刘绍棠走走路子，帮他儿子的工作分在城里，刘绍棠当时总在通县跑，与县政府能说上话儿，给他弄妥了，于是想，我帮你一个人情，你总会帮我办点事吧，就把一些当时发表的刊物与刚出版的书托他捎给我。没想到他却没有办成。气得刘绍棠后来见面问我时，要找他的同学理论理论。在刘绍棠的小说《水边人家的哀乐故事》里，就有以这个人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
我八〇年唯一收到的一张报纸，是刘绍棠参加第四届文代会后的一些信息。报上有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五十年代非常有名又重新回到文坛的作家们，我记得有刘绍棠、丛维熙、王蒙、邓友梅等人。他们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旁边写着一行字：我们仍是拓荒者。那时他正重返文坛，各种会议讲座纷至沓来。我看了报纸上的画，为他高兴，又有些心酸，由此又想到他在儒林村时所吃的苦。
我在腊月嫁人了
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九八〇年六月份认识的。儒林村早年出嫁的一个女儿嫁到张家湾，她的小姑子又嫁到南姚园村。这位小姑子回娘家跟她嫂子一说，她嫂子回儒林村知道我的情况，觉得两位大龄青年倒蛮搭配的，就嫂子姑子两头牵线。六月份他上我家来相亲，我也上他家去看了看。他有三间小房，在凉水河大堤坝里，院子很荒凉，离村子又很远。我打听到他是个孤儿，就觉得省事。我知道我也是个倔脾气的人，说一不二，不爱受别人管制的人。在娘家，我的姐姐我的弟弟谁也不敢惹我，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妈老说我嫁过去，第二天就被公公婆婆休回娘家，跟公公婆婆没法处，这也是老天的安排。
我们的相亲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也怕刘绍棠知道，怕他知道了，要大闹一场。所以定婚期也是不确切的。男方反正是个孤儿，好办事。怎么办，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这边也是我说了算。当时我也有两手准备，定的是腊月二十，那时大伙都在操办年事，不会引起许多影响。要是刘绍棠知道，我就先缓一缓；要是他不知道我就自己嫁过去，一切就万事大吉。在腊月十九的那天，隔壁邻居的大爷，用驴车把我的嫁妆先拉到南姚园村，就一毛驴车，没有什么大八件小八件的。大龄青年结婚嘛，一切简单。我的嫁妆就两个箱子，一个箱子装的是我的换洗衣服，一个箱子装的是刘绍棠写给我的信，寄给我的他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发表的小说，有杂志有书，那个时候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我把他给的信也当我的嫁妆嫁过去了。
我也想把信撕了烧了，想从此开始我的新生活。但是实在舍不得，每次读他的信，感觉跟他面对面地在说话，说的都是他的心事、他的真心话，我怎么可以把他的真心话给丢了，撕了呢？
我在一九八〇年腊月二十离开了儒林村，嫁到了张家湾南姚园村。我丈夫比我大两岁，家庭成分不好，他是个“黑五类”的后代，他的父母有历史遗留问题，定的罪名是私藏枪支。童年影响不好，他是个特别犟的人，万事认死理，拧得很。他从小过继给叔叔，后来长辈死了，他就一个人住，原先他就三间小平房，土坯墙，屋前屋后全都是草，在河滩边上，光景荒凉，后来我们才一起建起这个小四合院，挺小的，也很好，起码像个家的样子。他的身体很好，又黑又壮实，农民嘛，过日子不需要太好看。
刘绍棠在一篇中篇小说里写到过他的形象，说是傻大黑粗。刚开始嫁给他的时候，他的脾气比较古怪，整天黑着一张脸不同人说话。因为他从小受到了许多伤害，老得防着别人，心里有事放不开，想不开。有一次，过大年，他中午就出去了，等到晚上还没回来，我就做好饺子等他一块来吃，到八九点才回来，都喝醉了。我很生气，一问才知，今天又有人旧事重提，说他的父母私藏枪支，他一下子就黑了脸，跟人吵架。跟我生活了一段，他的心情慢慢开朗起来，也跟人打招呼了，也爱说话了，也爱开玩笑了。很多人都说，真是一个奇迹，自从你到他家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我丈夫当然知道我和刘绍棠的事情，也不说我，因为他知道我帮过刘绍棠，为了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信的事情，也不知道我跟刘绍棠好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没有什么，按照刘绍棠说的，我们是精神上的夫妻。我的信一直被我锁在小木箱子里，除了唐山大地震时烧掉的那些，其他全都在，钥匙就我一个人管着，一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