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创作“堡垒户”
一九八一年。
刘绍棠知道我嫁人的消息，是四月份的时候，就寻到我南姚园的家里来，气呼呼地看我。我知道有这么一天，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所以他气势汹汹的我也不怕他。
既然来我们家，进门就是客，我以礼相待，我就领他房前房后看了看。他无心看风景，对我说：你把我的半条命弄丢了。
我不跟他言语，免得把导火线点着了。
我当时正怀孕，身体有些臃肿，他就嘲笑我，说：你看你，身材都垮了，一副小农思想女人的模样。我一笑了之，不跟他争论，他这样的话，我听得多了。
他又拿出一本书，说：你不太听话，你已不是“春草娘”，《春草》不是你儿子，我把《春草》改名为《鸡鸣风雨女萝江》了。《鸡鸣风雨女萝江》是《春草》里部分内容的单名，因为他对我心里有气，所以故意这么说我。
后来他又来过我的家好几次，看我的爱人对我真的很好，就放心了。当时他曾跟我说，如果他对你不好，我无论如何要把你带走。
刘绍棠还常给我写信，他的一些活动，如开会啦，出版书啦，上报纸啦，有什么事都跟我说，我就说你也挺忙的，就别老给我写信了。实在要写，就一个月来一封吧，跟我报告报告，让我知道你的情况，我就可以放心了。
这一年，他的《蒲柳人家》，获得了全国性小说大奖。长篇小说《狼烟》也在各地方杂志上连载。
一九八二年。
春暖花开的时候，他来南姚园住，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又得到了恢复，他来我们家的时候，都是有专车送他，同行的还有文学青年、武警战士、司机等许多人。
我的女儿是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出生的，他特别喜欢小孩，在我们家住着，我做饭或者干活的时候，他就帮我抱女儿，从八二年到八六年一直抱到六岁。他还坚持给我写信，我说你别写了，他说他习惯于这样的写作方式，写着信，就是和我聊天，心里就有谱。
八一年到八六年，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来我家住一个星期。在他的散文集里，说在乡下的“堡垒户”搞创作，说的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院子后头有一棵大榆树，春天时，榆树正挂满一串串粉嘟嘟的榆钱儿。刘绍棠一进我们家就兴奋地点名要吃榆钱饭。我不禁又好气又好笑，说：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这个人是天生的穷命！他就不言语了。
我爱人待客热情，给他买鱼买肉，他动了几下筷子，就放下了。
第二天中午，我从外边回来，我看见大榆树的树杈间有几个人影在动，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村里几个顽皮男孩正在树杈间的鸟窝掏鸟蛋。我大喊一声：小坏东西，我打断你们的腿！
树上的男孩看我虎着脸，都有点紧张，赶紧跟我求饶。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饶你们可以，罚你们每人捋一兜榆钱儿。
几个男孩一听，欢呼雀跃：在树杈间蹦来跳去，不一会儿每人就捋了一大兜，跳下树来，邀功似地交给我。
刘绍棠早从他写作的小房间里冲出来，对我欢呼：今天能吃上榆钱饭啦！
我说：你这不是要我短吗？我哪里来的玉米面！
有了榆钱儿，没有玉米面，他拿起榆钱串儿，一阵大嚼，生吃起来，连声喊爽，连声夸甜。
我知道他不是忆苦思甜，而是旧梦重温。
以我为原型的小说
他写过一篇小说叫《绿杨堤》，男主角叫姚园大，女的叫水芹，书里的故事就是结婚第二天，水芹的丈夫死了，你看这人可气不可气，住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还专门写我们夫妻的不好。
城里事儿多，他难静下心来写作。有的时候他是来我们家找灵感，先有一个构思，写好提纲，先写一部分，然后回城继续写。作家晚上熬夜，早上起来晚，我就给做好饭，热在锅里，我和爱人出去做农活，谁也不打扰谁。晚上，是我们家大讨论的时间，刘绍棠写了一天的小说，就爱给我们念一念，让我们听听是不是有味儿，有时我们说好，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他的小说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我们说好，那就八九不离十。
有时我们觉得不自在，他就让我们把村里的故事说给他听，说一个晚上，把村子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那些事儿篦子似地篦了一遍。那次他写的小说题目叫做《烟村四五家》，写苗小莠子醉酒，就是我白天做工时，听别人说的笑话说给他听。他给我们读，说苗小莠子喝醉，只是在房间里面哭哭闹闹。我说农村人醉酒可没那么文雅，我们村有一个爱喝酒的酒糊涂，是个懒汉，一有点钱，爱上小店买酒喝，而且一喝就醉。没有娶亲，是一个喝饱全家都醉的光棍，喝醉酒，就往家里走，走到半路，走不动了，看到一大捆玉米棒就往垛里靠，一靠就呼呼睡着了。天亮后，人们看见他一头扎在垛里，屁股翘在垛外，估计是半夜风凉，不由自主地往里钻，露一个屁股倒像乌龟背。村里人就开始喊他，他一边挣扎一边说：我还睡一忽儿，睡个回笼觉。许多人拽他的两只脚往外拖，他就双手扒拉着玉米棒往自己身上裹，说我的被子，我的被子，别掀我的被子！当时我们全笑死了。刘绍棠就改了原来的醉酒戏，写成这个场面。
他又重新读了一遍，我们一听，说，这才有味儿。
他在我们家，没有多少麻烦，他写他的，住他的，我们自己去干自己的活儿，也就添双筷子而已。他吃饭最简单，棒子粥、窝头、咸菜就好，都是自家产的东西。其他的就是喜欢吃豆腐，他说他是正宗的农家子弟。我说，你最好饲养。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春天他来到我们家，写的小说《乡风》也与我有关，鹃妹子的原型就是我。小说《乡风》里女主人鹃妹子被丈夫宠得不成样子了，差一点就没把她放在佛龛里供起来。这也是现实中他看到的我和丈夫的生活。
在小说里他还嘲笑我以前是驰骋田野的现代穆桂英，现在是个养尊处优的懒女人。一半是笑我，一半是为我感到欣慰，虽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当上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总算嫁了一个好人。
写《乡风》时，在南姚园，他有好几天写不出来，就一个人在村子转悠，转半天，回来吃晚饭，说一句话，说现在庄户人家也没见养狗，听不见狗叫的声音，以前儒林村来一个生人满村的狗吠，现在看家也不用狗了。我说看家使什么狗呀，动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教它，哪只动物都能帮你看家。他就很奇怪，说，什么动物都能看家吗？我说当然。因为我们家一只公鸡，这只公鸡打鸣响亮，生得高大，像个凤凰似的，我们舍不得杀它，所以一直养着它，都养了四五年了，用我们村里人的话来说，就是养成精了。这只公鸡特别能察言观色，家里来了人，长得凶悍一些，说话狠一些，跟主人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冲上去就是一啄，真的是怒发冲冠的样子，你要是面相和善，他就围着你咯咯地叫唤，然后还会围着你抖翅膀，展羽毛，一副臭美的样子。他一听，说这不更有意思吗？然后又问我，除了公鸡，羊会不会看家？我说会。他就很高兴地回屋去写。现在《乡风》里女主人云桂香脚边常跟着一只盘角大山羊，云桂香去哪，它就跟到哪儿，蹲在她脚边，有点像现在城里人常养的宠物，宠物羊，迷你猪！
一九九三年出版《孤村》长篇小说，也是在《乡风》的基础上，糅合了许多新的东西。他的小说的寓意都在题目里，比如说“孤村”这两个字，他对我说，我离开他，他觉得儒林村就是一个孤村，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孤独无助，无枝可栖。《乡风》里谷秋年上了大学，被同班同学金铃兰爱慕，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感动云桂香的爱与个人魅力，悄悄收回自己的情感，云桂香与谷秋年情感依然坚如磐石。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说云桂香就是以我为原型的。
他说：金簪儿掉到井里，是你的还是你，春草娘还是云桂香。金钏是《红楼梦》里的故事，簪与钏同音；春草娘与云桂香都是以我为原型写的。春草是小说里刊物的名字，也是男主人公孩子的名字。“春草娘”与云桂香最终还是嫁给了“我”。
“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
一九八四年的四五六月份他来我家里住的时候，写的是长篇小说《十步香草》。那一年他的心情很好，写得还是比较顺畅。这一张照片就是他在我们院子里拍的，抱着我的女儿，你看他笑得是不是很开心。我女儿人小长得高，你看她的两条腿都到他的膝盖上了。他对我女儿特别好，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他也跟我讲他的孙子、他的女儿，那个时候眉飞色舞。
八四年七月份，据说胡耀邦写信告诉他，要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具体负责一些文坛的事情，他拒绝了，他说他要一口气写出十二部小说，把以前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从八四年开始，他几乎如当年在儒林村一样，一年一部小说，甚至更多，还写省地报纸的专栏散文，到各地演讲，铆足了劲在写。
在八月份的时候，他因为过度劳累，生了一场大病。他说，“八”这个数字，对别人是吉利数，对他却是灰色的，因为有很多次，他都是在八月份病倒，或者在八月里发生事情。五七年八月他被划成“右派”；六六年八月份，他大难还乡；八八年八月份，他中风偏瘫了。
那些年，他写的小说特别多，爱写作的人都是这样，村子里发生什么事，听到什么事，就会放在心里琢磨，然后开始有许多新的想法，许多新的联想，在他脑子里、他的笔下就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故事。我挺佩服的，同样的故事我也看到了，我也听到了，我就听过去，也就过去了，可没有这个毅力写出文章来。
刘绍棠也这样说我，看是看得挺准，写就不准了。他让我看过的小说，我说行，基本上就行。他编出来的小说，我还在其他的村子里听到过不少，所以他编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能够顺着人物的发展，把握故事的发展，看来这就是作家和一般人的区别吧！在写作方面，我是挺佩服他的，当年我也是觉得他是这块料，不继续坚持写下去，可惜了，就尽力帮他，让他全心全意安心写作。后来我听到他获奖的消息（他在信里说是我的功劳），我是很高兴的，帮这个人没白帮。
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和他一起吃晚饭，吃两口就听他“啊”的一声，把碗放下了，说牙疼，我赶紧拿出家里的拔火罐，给他拔火。这是我们运河滩村庄里的老习惯，一般情况下，我们头痛脑热，伤风上火的，自备一个拔火罐，贴一张膏药就好了，不会有点小毛病就上医院花钱。他这个牙痛可是老毛病了，在儒林村时犯过，拔一下火，也就好了，这一次却不行。他躺到炕上还是喊疼，后来不但牙痛，全身都痛，胸口也闷。我想这病可积得太久，得好好休养一番了。
我就对他说，先别这么着急写小说了，歇几天再说吧！他说不行，他说，我从五七年“反右”以后，一直到七七年，整整二十年，没有发表小说的机会与权利，所以就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吧！这是他落实政策以后的口头禅了。
他少年得志，十四岁发表作品，二十一岁风华正茂时，从高处跌落下来，现在要重新回到那个时候的高度。我听他讲这一段话，不由想到他当年在儒林村经常跟我说要在农村小院生活时的神情，与此时的神情是多么的不同。为什么人的环境不同，想法就会改变，我想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肯定还会选择农家小院。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又作了另外一个设想，如果他真的选择了农家小院，我想，也许他不会累到这个程度，但是肯定另有遗憾了。
我把这些想法闷在心里，只说身体是工作的本钱，要自己保重。他点头同意了。
一九八五年。
《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一篇小说，在我们家写了一半。这年，他的孙子出生，他给孙子取名雨丝，就把小说取了这个特别有乡土味的题目。
这一半是他向往农村庄户人家诗意安闲的生活，一半可能正应了孩子生时的情境。这里面自然寄寓了他自己的许多愿望。他每一部小说的题目都起得很特别，很有味道，也很有讲究。比如《鹧鸪天》、《荇水荷风》、《蛾眉》、《小荷才露尖尖角》、《蒲柳人家》、《花街》、《两草一心》、《鱼菱风景》、《瓜棚柳巷》都很有诗意，又有含义。许多小说创作过程我都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他取名时的用意。
《这个年月》这篇小说，当时他写完了，不知道取什么名合适，正在屋子里打转呢。我从外边回来，在外面看到一些让我感慨的事情，回家就叹一句：嘿，这个年月，你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立即用上了这个题目。他对古典文学研究是很深的，他小说的许多主人公都是出口成章，这跟他平时的喜好有相当大的关系。
这年，我的女儿已经四周岁了，能够独自去玩，不用都缠在手上了，刘绍棠就开始为我张罗工作。当时他兼职通县宣传部副部长，所以能说上话，说当年因小人作梗，又因为他的牵连，你没有读成大学。现在女儿大了，你可以出去到城里工作，重新过一种新的生活。我说好吧。
他为我介绍的第一个工作在八里桥。我一听这个地名就摇头，说离家太远了，不方便，坚决不去。他就对我生气了，翻起陈年老账批判我的小农意识太强。其实他不明白一个女人对家的依恋。我一个人去老远的地方上班，家里女儿怎么办，爱人怎么办，饭谁做呢？所以后来他就帮我在我们村的电器厂里找了一个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我一直在厂子里上班，直到今年的三月份，我觉得自己累了，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打工打不动了。反正我儿子上初三，正是学习长身体的时候，在家专门照料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现在一切不是为了孩子嘛！
那时他的身体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这年的八月份，他也得了一场病。
一九八六年。
春天他来我们家，原本想写一部中篇小说。我就把他劝回去了。因为这年，他的妻子得了病，我说那你的小说要先放放，先照顾好她。因为她为你吃的苦也不少。
他也就回去了。
一九八七年。
他一直忙着开会，但不忘给我一个月一封信，我记得《十步香草》与《豆棚瓜架雨如丝》都是那一年出版的，大概是十月与十二月底。
这是他除夕写给我的信，按照习惯他都会在这一天，为我祝寿。那一年他在创作小说《村妇》。说起这个小说的由来，又是说来话长。这个小说原定名《村姑》，是他一九五七年定下的创作计划，可是一个个的运动，打乱了他的计划，这部小说一拖再拖，村姑也就成了白头，成了老村妇了。
写这部小说，他主要为了反映农村妇女的婚姻生活，为了丰富这方面的素材，他翻阅了许多合婚相书，其中有句话，叫“虎子头缺一角”，说的是属虎的女人没儿子。他心里就开始为我担忧，因为他知道在农村生一个儿子，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事。这个事情搁在心里，做梦的时候却看见我有一个欢蹦乱跳的儿子，醒来很高兴，就写信告诉我：才知道，我是大年三十的后半夜出生的，因为是第二年了，属相为兔。他对我的关心是让我感动的。
他这个人让我感到欣赏的是那种努力的精神，一九六六年大难还乡时，他虽然也一度消沉，但在内心当中，他的奋斗精神从没有放弃过。他老是说感谢我在那个年月对他的帮助，这当然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力，但是要是他这个当事人不努力，那也会如刘备的儿子刘禅阿斗一样，扶不起来是不是？自从七九年回北京以后，他就不停地写小说，他太拼命了，总想把以前的日子夺回来。他在《北京晚饭》上发表文章说，他要从二十一岁开始。他在儒林村老是这么对我说。他把二十几年的时光，当成四十几年的时间来赶，肯定是心力交瘁的。一九八七年，本来他想来我们家小住几天，因为全国各地做讲座作报告，夜以继日地创作，使他的元气大伤。
他想上我们家休养几日，但最后还是没走成，在信里，体现出了他的那份疲累。他不断地寄给我新出版的书。我心里虽有些担心他的身体，但没有办法，我知道他的性格，你说了也没用，他还会拼命写。那个时候，他已发现有糖尿病，他信里说一边吃药一边写作。你说十年动乱多耽误事嗬，让人拼得精疲力竭。
我知道他还是在不停地创作。三月份的时候，他在信中说，他的计划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出他的四本新书，再版三部长篇小说，我听着就感觉这是一个浩大工程。那时候他在一套政府分给他的房子里专门写作，一边吃着药，一边吃着补品，他这是用大命换小说嗬！他说正因为有病，才想着赶紧多做点事。希望实现自己的心愿，他在信中的结尾说，奋斗的精神使我老而不衰，保持年轻的激情。这是他常引以为豪的，也是我引以为豪的！
一九八九年，是他创作生涯四十年，打算开一个庆祝会，然后开始制订十年计划。在五十年大庆时，争一个更大的成果，可惜没有挨得五十大庆，就提前走了，这肯定又是一个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