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来看我
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他到牛堡庄作报告。他在五月三日给我写了封信。信上好像开了一个菜单似的：你给我准备小米粥、棒子粥也可以，吃两个鸡蛋，有豆腐再好，不喝酒，想吃个打糊饼。
开会头一天他到南姚园来看我，住在我们家，那个时候我忙，要上班，所以也没时间招待他。那天他让其他陪同的人回去，他住在我们家，不吃会上的大鱼大肉，却要吃我的打糊饼。这是他最爱吃的饭，在儒林村时他的表嫂为他做过，他念念不忘。我给他做了小米粥、豆腐，他吃得很高兴。
吃过饭，他就告诉我，他在通县有一套房子，是通县政府给他安排的，用做他安心创作的办公室。他说你住那套房子，可以当我的秘书。我不习惯住在北京，我喜欢到农村生活，就如以前一样，和你说话，我的创作有很多灵感，很有激情。
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是我拒绝了。一是我怀了二胎，二是我也有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很倔的一个人，是一个认死理的性格。他说如果没有我，他也活不下去。我想，我跟刘绍棠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既然嫁人了，就要对丈夫负责，要不然，把两个人都伤了。我想，行，还是伤你一个吧！别再对我有什么念想了。
我那个时候，刚有第二胎，身体胖得不行。第二天，一个武警战士还有许多文学青年一起接他来的。他很高兴，心情愉快，气色很好。武警战士特别有意思，看到我就亲热地喊：大娘，你好！把我喊愣了。我有这么老了吗？那年我只有三十七岁，小战士也有二十好几了。这个武警战士特别爱说话，他是一个穷山沟的人，当了兵，当上了刘绍棠的司机。他对我说，刘老师是好人，他有福气碰到刘老师这样的好人。刘绍棠看我的表情，躲在一边就乐，我心里其实是百感交集。
他自己去了牛堡庄开会，看得出是闷闷不乐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一九八八年的八月份，他中了风，得了一场重病。他生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纳闷，怎么四个月了，连一封信也没有，直到十二月五日才从他的信中知道他的这场大病，还有寄来了《野婚》、《春草与狼烟》。他自从生了这场病以后，出门就要轮椅代步。就在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北京作协副主席。
他写了一篇散文《野人怀土》，写的是对故乡的一种依恋，在城里写不出来，在农村就能文思泉涌，所以这一年，他又回儒林村租了一间小房子，专心在那里写作。我没去看他，但是我的照片一直陪着他，我想，他的生活应该没问题，也不用提心吊胆，政治形势良好。那个小房子他住的时间不多，我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日程安排。
我住南姚园，不常回娘家。我是一个爱干活的人，在儒林村时是这样，很勤劳，我是干活的命。后来，他在一九八八年中风偏瘫，就再没在儒林村住过，行动不方便了。一九九三年他去过一次，坐着轮椅推着进去的。去之前我知道，他给我写信，让我也去儒林村，与我见上一面。我没去，不是我不牵挂他，我不想见到他坐轮椅的样子。
他在家人的陪同下，重新去那个他租住的小房子，里边已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在一九七三年送给他的被他拿到延安照相馆放大的照片也没有了。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回那张照片。结果落空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他的生身之地。
他在这阶段身体特别虚弱，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就老做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自己是个标准的农夫，他梦见自己在儒林时的生活，身心疲惫的时候就容易去想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在儒林村受难的时候老是想着在农家院过悠闲的生活，可是当他平反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加入到社会大环境中，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写作。虽然写作是他的最爱，但是有时他因名而累，为一些杂志的约稿，为地方宣传，这一些还是他无法推却的责任，是超负荷的，难免精疲力竭，就感慨自己愿望的遥遥无期，就很伤感。《孤村》里亚姑与鹃妹子来为他“捧寿”，就是在他的一个梦醒后，趴在台灯下写成的。那一年我三十九（农历）岁，我妈六十岁，他五十三岁。北京有个风俗：人过三、六、九时，是一个关口，是一道坎。所以有亲戚朋友中年龄刚好加起来一百岁的，就先把年龄加在正在过坎的人的年龄上，这样一加寿，一借寿，过坎人的日子就很顺利了。把赠送岁年龄的两个人，尊为加福加寿的“福人”。那个时候他正是一九八九年，大病一年后。
他的病与梦
一九八九年的元宵节他写给我一封信，每年他为我祝贺生日，这是给我的一封迟到的祝贺信，因为八八年底一场大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大病在身，有许多人来探望他，没有时间给我写信，而且他的手和胳膊都是麻木的，没法好好用笔。他的笔迹都跟以前不一样的，有些歪歪扭扭的。但是这封信是我最感动的生日祝福。
他说让我去医院看他，跟我说说话。我没去，我不能去，我去了没什么用，他有医生护士照顾着，住高级干部病房，他爱人也在身边细心照顾他，我大可放心。我这个人心肠硬。刘绍棠也经常这么说我。在儒林村的时候，每次他回北京家里过年，春天回来，他就找我说话，说一些想我的话，我就不吱声，让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嘻嘻哈哈地不拿他的话当一回事，他就疑惑地问我，你这个人是不是铁石心肠？
一九八九年的这一年，对于刘绍棠来说并不平静。这年夏天，胡耀邦逝世，这对于他是很伤心的事，他这段时间的信是无比悲凉。他与胡耀邦的感情别人无法体会，他在信里告诉我，当在报纸上看到胡耀邦披着黑纱的照片，他怀抱着报纸哭了。接下来，北京就发生了那一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这一年他一直在家养病，按照大夫嘱咐吃药休养。他还是按照老习惯给我一月写一封信，向我报告他的生活，他书的出版情况，还有许多回忆。他给我写的信里，有好几封写得都是一个个梦境，都是发生在儒林村，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
他的梦都是重复的，都是一九七六年，夏天，那个晚上，大队里一起打麦子，都打不动了，突然停电，救了他的急。黑灯瞎火中，他爬到土炕上倒下就动不了，我在麦场看见他走动搬麦时吃力劳累的样子，就跑过去看看他，我推门进去，都没有声音，我说你没事吧，你怎么了我看你都走不动了。他说我腰肌劳损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赶紧给他生起炉子，烧上水，给他下碗面条。他很感动，把我做的面条吃了，说你对我真好，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说，你说这个干什么，还不是你生病了，我就顺手给你做点吃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就这一点，别人没办法跟你比，你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只有我知道！正说着，电来了，我们又赶紧往打麦场赶。我就劝他干活悠着点，他说不是为了快点干完吗？也就拼一下体力。
他就是梦里那样一个实在人。他身体不好，他又特别想尽快写小说，就老在信里感叹岁月不饶人，怀想从前，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他是一个重感情重承诺的人。他老梦儒林的生活，信里说让病好起来，还想用以前的速度写下比《春草》、《地火》、《狼烟》还好的长篇小说，他老是说，感谢我，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心里话。
只有在一个打击以后他才能好好静静安下心来，想想自己做事情。六月份，我挺担心他在北京的安全，因为又是一个大运动，但是身体没有行动的方便，也走不到街头上去，他怕我担心，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安全。
他给我写了许多封信，不像以前高谈阔论了，因为身体的原因，让他有一种时间不够的焦虑感，而且也很伤感地怀旧，说老做梦，怀想在儒林村的生活。
在儒林村的生活，他留下了一百天左右的日记，虽然记得很简单，但只要想一想，便会回忆起许多永远值得纪念的故事。他说，目前他的病情正在好转，只是很缓慢，拄杖行走，走不多远，脑力恢复比手脚好，这些日子他又要出十几篇散文和一部中篇小说并予以发表。
因为生病，他开始暂缓写作的速度。那一年，为纪念他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将出版他的《乡土文学四十年》一书，出版社让他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想法，他写道：
1.我一直希望自己在农村有一所大宅院，过田园生活，这辈子难实现了。
2.女人中我最喜爱农村女子，所以我常常产生幻觉，我的妻子是个农村妇女。
3.我的作品就是那些出了书的作品，希望再修改一遍。生活模式无法改的，作品还希望修改。
这也是他在儒林村经常跟我说的几个愿望，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是按照我们的愿望活着。人大多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生活、改变想法。回到了城里，他不也是身不由己地丢下自己的愿望而越走越远嘛！我不怪他，但是我有些可惜，也是无可奈何。
一九八九年八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是他中风偏瘫后一周年，从他信里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状态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而且他的身体也恢复得不错，他说：目前我有一点进步。虽然走路还要拐杖，但是右手能够举过头顶，趴在床（俯卧）左腿能够打弯，说明能力仍在恢复。那些日子，他又写完一部长篇小说，还写了几篇散文。入伏以后天气热了，他不再写作，每天主要是休息。为了控制糖尿病，他每天三顿饭只吃三两粮食，主要吃肉类和青菜。为了治病保命，每天仍然要吃好几种药，一出汗全身散发着药味。
他这一辈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呵！他戒得了烟酒，但是却越来越爱做梦了。这是他的老习惯，在儒林村也是如此。一生病梦就更多了。他在信里告诉我常常梦见唐静如的西厢房，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搬进去住，到一九七七年十月搬到杨回子的破宅，整住了两年。也许因为他在这西厢房创作下了《春草》，所以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梦见常到他屋里串门的人，梦见我跟他交谈《春草》的构思，还用梦境重现了小说的结尾，有点像电影的味道。他说经过这一番死里逃生，等病情更好更稳定，将要详细如实地写一写他在儒林村的生活。他的这个心愿，已经写成文章，发到《北京晚报》上。
从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到我家，到他病倒，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他不能行走，不能上街出门到乡下来了。他又在信里有些愧疚地说：当年你两次被推荐上大学，如果不是被人暗中破坏，被我牵连，为我牺牲，现在可能在北京教书或者当机关干部，那就可以经常看到我了。人世间不如意的事多，你的理想虽没有实现，但是有过理想，这一生也就不算枯燥无味。他的这一番话，真是我所想的。
过了几天，他给我寄来几张照片。我看他精神不错，没有病态。我放下心来。
那时有关方面希望等他病再好转一些，让他当个官儿管些事，他谢绝了，说：我不是官才。
八九年国庆节，他很郑重地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前面说过国庆节对他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他说一生遭受两次沉重的打击，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一次就是一九八八年的这场得病，但坚信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信中说：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到你家串门，多次对你与你妈说我的未来，现在都应验了。我对我的病抱着“好一点是一点儿，活一天赚一天”的态度，所以不发愁不心窄。我一个多月不出门，白天想的是儒林村的事，晚上做梦也就是儒林村的人和事。有一回我梦见你妈坐在炕头上，我跟她面对面说话，你忽然大叫：留神我妈要打你！醒来，我想不起来跟你妈说了些什么，也许是给你说媒，梦中的事，醒来就忘，但能够给人以启发，写成小说。在十月份将发表的中篇小说《望乡台》里，写我在濒死的昏迷中，忽然发现我的妻子是农妇，在炕上给我的儿子喂奶。我虽然被称为世界名人、中国名人、中国共产党名人，其实我最爱当的是彻头彻尾的农夫。
听他这么一说，整整二十一年，哪一年不是在吃着苦、受着累？我心里又揪紧了。
他还在信里告诉我，他现在配了一个女秘书，通县人，过去当中学代课老师，每星期到他这里上一天班，给他办一些送包办退的事情，这是组织上为他配备的，不是他自己挑选的。
人患重病，或年老体寒，最喜欢回忆和最常梦见过去的经历。念旧之情，人皆有之，总觉得过去比现在好，他的小说也是写过去比写现在好。
他特别希望我给他写信，所以给我寄来了两个信封，信封上通信地址都写好了：
100031
北京市西长安街七号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家协会
刘绍棠同志收
北京通县张家湾乡南姚园村杨寄
他不是怕我不会写信封，而是怕我不想给他回信。我还是没有给他回信。不知道为什么，说忙吧，也不是，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但是我心里是很清楚的。我很担心他的身体。虽然有他的夫人照料，但是他是一个很执拗的人，他想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谁也说不通。我曾说身体要紧，他却说要拼命争取时间写小说，要不然，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那是多大的遗憾？可是，就因为这样他太拼命了，结果真的把命都拼没了。
一九八九年，我的女儿八岁，上小学了，他专门写了一封信，为我女儿取学名，叫做芳年，我的爱人也姓刘，这也许是一种命定的缘分。刘芳年，留住芳年，留住美丽。后来我们没有用这个名字，取了玉字辈。但是他对我们女儿特别好，特别照顾，信也好，电话也好，开口闭口就说：有什么事跟你舅说，好像这个舅什么都能摆平似的。我的女儿刚上学他就给她寄书，不但寄他自己的书，还寄教材。
九〇年到九五年，我们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电话，我也没有给他回过信。给我寄书，每次都是随便让别人拿去，看完了撕得没了封皮，或者就被看没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给我寄书。
从我与他认识交往的那一年开始，只有一九七八年、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五年这些年间是空白的，但这空白却让我最牵挂。我不知道他到底身体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他让我女儿叫他舅舅，我事实上也把当成我的亲兄弟。他这个人性格太直，喝酒交朋友大嗓门，很多人都欣赏他豪迈坦荡、真诚热情，是个真汉子，但也有很多人气他说话不拐弯，不留面子，让人难堪，不知哪句话就得罪人了，让人怀恨。虽然是新社会，形势大好，但是人心最难料，我怕他好了疮疤忘了痛，犯了老毛病，又翻跟斗。
直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三日，他给我寄来了一张报纸，上面登有他的照片。他的文章、照片，还有记者对他的专访登在了《人民政协报》上，他把样报给我寄来了，照片上是我熟悉的他大笑的样子，他在照片上方写：这是我1995年第一次在报纸上露面，并在报纸上作了眉批：这是我1995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表现出我的精神状态。那一年在北京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刘绍棠乡土文学展。那时拍的照片精神不错，我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那种劲儿，就如在儒林村时，他在我和我妈面前高谈阔论一样总是很有豪情。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精神劲儿，又总是担心他过于投入，写作是个累人累心的活儿，我就是担心他的身体，毕竟已有一次大病，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磨人的病。
一九九五年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郑恩波写的。当时，刘绍棠曾给我打电话，让我也写一写，把我们的事写出来。我不愿意，我就说我不写，你不是说不出传记吗？你要出就出你的吧，我不掺和。
刘绍棠说，等你五十周岁的时候，我六十五岁，我们一起来写我们自己的事，作为你五十岁生日的献礼。我相信我把我们的事写出来，发表了，肯定有三种反应：吃一惊，吓一跳，不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约定。这也是一九七二年，他写给我的祝词里的我们的约定，二十多年了，一晃而过。
我这半生的第一封回信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刚上班，就听见传达室喊有我的电话，我接了话筒，听见他很轻的声音，说广芹，这一次我可能过不了关了，说有可能是癌症。我听了心里跳了一下，他说他已做好了走的准备，把最后一部小说，也就是他跟胡耀邦同志说过的创作计划、一口气创作十二部小说的第十二部小说《村妇》的校样都带到病房去看了。等这部小说全弄好了，他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
我就劝他，一切想开一点。他说他想见见我，我说我厂子里特别忙，走不开，他就很难过，说我铁石心肠。
他在电话里很生气，也很伤感。他说你从来不爱理我，不给我回信，也不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特别难受，老想起以前儒林的生活。我觉得心里发慌，我需要你给我力量，你来医院看我吧！
我说：你现在要休息。而且现在看你的人特别多，我们俩也没有办法面对面地说话。你不是要见我吗？这样吧，还跟以前一样，我把照片邮一张过去，你看到照片了，就当是看到我了，就是我在支持你，给你信心和勇气。他听了，马上高兴了，说那好，你给我寄一张过来。我听他情绪稳下来了，就说，那你挂了电话吧，好好到床上躺着，别给累着了。他很听话地连说好的好的，声音很低很轻很温和，听起来特别像个小孩子。真是让人揪心，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去看他，本来他状态很不好，我去看他，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来，他就是那样一个不顾一切的人，万一他情绪一激动，我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我得顾全大局。是的，这样对他是很残酷的，当病重的时候，想见见自己爱着的人，都做不到。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对他说在儒林村的时候，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什么苦我替你受着，不让你吃苦。现在你不在儒林村，病的是你的身体，所以你要自己保重，要听医生的话，配合医生好好接受治疗。我说如果年龄能够交换，病体能代替，我愿接受病魔的挑战，替你战胜疾病，弥补你痛失的青春岁月，弥补你二十二年来所受的损失，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切只靠你自己顶着。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直到七月份，他出院回家。我就没有继续给他写信了。他收到信后，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特别激动，也特别感动，又说起很多儒林村的事。说起我们过去的事，他就显得悲伤，心情很痛苦。后来听说他的病好一点了，我就不给他写信了。我是怕他老在回忆里悲伤。我知道，我要是还给他写信回信，肯定没完没了，越来越引起他的伤感，这又何必呢？
第二天我就把照片寄过去了，是一张我和两个孩子的合影。当时我女儿十五岁，我儿子五岁。特别让我高兴的是五月六日这一天，我收到他的信，说他的癌症排除了，是肝腹水，肝硬化。
自出院后，我接到他的照片，有时是从报纸上看到，感觉他老了许多，瘦得更是不成样子。那是他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在报纸上只写了我的名字：广芹。照片上他在讲话，就当是叫我一声。字迹也是比较无力，有些歪扭，没有劲写字了。我看到这张报纸感觉心里发酸。
六月份他写的信，情绪相当低沉。他在信中说，我已出院四天，身体十分衰弱，没有半载缓不上元气。在医院中，我又给你的厂子打过好多次电话，不是说你早不干了，就是你上夜班。上个月我给你寄的书和信，不知你收到没有？为什么老是不给我回信，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我生病的人吗？农村麦收已经结束了吧？在北京的夜晚，我好像听到麦场上脱粒机的声音，每次停电，大家都赶紧睡个觉，从麦场到我住的那个院子要走过几条街巷。他的感情还是那么脆弱。
他在信里大吐苦水，他说：
“文革”十年，直到三中全会十二年，是很恐怖的岁月，然而又是令人非常怀念的岁月。一九六六年我回到儒林村时才三十岁，一九七八年我重返北京是四十二岁，人的一生三十岁至四十岁的十年是黄金时代。现在我老了，我残疾了，不能走路了，写了那么多书，被称为国宝和世界名人，又有什么意思？我多想回到四十岁之前，每天到你家串门，谈天说地，家长里短，令人回味无穷。但是我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走出家门一步，就需要有人陪着搀着，时间过得真快，好像做梦一样，但是这个梦，真的像梦一样，难以实现了。你的照片我看了又看，乐乐真可爱，小芳年真像你当年背红薯秧的模样。只可惜我不知道哪天才能看到他们了。
我答应他的唯一一件事
这是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他给的信。他每一个月都会写信，这次是因为他出了一本自述性散文集《我是刘绍棠——刘绍棠自白》，书比信早寄了六天，是九月九日寄出来的，他说书比信慢，所以他每次用这个办法让信和书同时到达我的手中。是啊，他确实比我心细，为我想得多。
他在信里说：虽是自白，却并不坦白，有些重要的人物和故事就不能话到嘴边留半句，没人说出百分之五十。例如，卖菜姑娘桂香，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八年间，在我的儒林生活中占有首要的位置，我只有到将来才能写得充分。如能更强壮一点，我想，在国庆节后，继续写我们的长篇小说，我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一些成就，我还想在二十一世纪（2000年）取得新的成就。我对自己的成就从不满足，这也是桂香认为我这个人的可贵之处。桂香没有白白做出牺牲。
他又一次说要把我们的事情写出来，公布于世，我又阻止了。他在信中又一次向我提起，一九九三年春节给我寄的《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在小说的最后一句：我倘能大难不死，跳下病床拿起笔，把我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故事写出来；无事不能公开，无梦不可告人。他说你仔细看看这篇小说，你就会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当然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小说里“我”在梦里花轿进门，撩开轿帘，钻出来的是金簪儿，再梦见一个妇人侧卧炕头奶孩子，扳过肩膀一看又是金簪儿的脸。“我”最想的还是金簪儿。
我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想法呢！
在那篇小说的后记里我才知道，一九八八年他为了写作这部小说，突然中风病倒，从此没有站起来。
那时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十二集电视连续剧《运河人家》正在通县开拍。他说可能到拍摄现场看一看，顺路看看我。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们有八年多不见了，见了面肯定会百感交集吧！
可是，这一面终究没有见，从此永远见不上了，唉！
这是他写在便利贴小条子中的两句话。是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黄色的，一小块，每次我看这个小条子就想到我们农村祭祀用的黄表纸，总感觉有些不吉利，为什么他平时都是写在信笺上，这次写得这么匆忙，而且也写得歪扭了。他在条上写：
广芹：
你好！寄上研究会通讯，请阅。我在儒林村的生活，你了解很多，希望你写一写，刊登出来。
兄
12.12
我回信答应了他。这是我唯一一次答应他的事。一九七八年他让我等我没等；生病的时候让我去看他，我没去看他；写作的时候，他让我陪我没陪；忙的时候让我协助当他的秘书，我没去当。这一次，我想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生前的最后的愿望，也是我们曾经的约定。
他不在了，我理当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一晃快十年了，我们北京有个风俗，一个人过世十年整的时候，亲属朋友要为他举行一次大祭，十年就是生死的一个界。过了十年这个界，他也许成了一个神，也许投生做了一个人，也许成了草木石块，灵魂重新地投生了。我们也就不能继续想着他了，他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
所以，我想十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时候，我想把我和他交往的事情讲述一下，给以出版，算是十年一个界的纪念，这样也了了我和他共同的心愿。
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我收到他的信，也是他的好消息，他在刚刚闭幕的第五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选副主席给了他很大的心理上的振奋，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短信，字数不多，但是字里行间洋溢出来的那种激动，豪情满怀，却一目了然。如果是在当年的儒林村，我想他肯定在我面前又是一番长篇演讲，向我抒发他的豪情壮志了。我觉得男人好像对历史发展趋势、时事政治有一定的敏感度，分析起来一套一套，而且有的真被他说得准了，比如他会重新起用。但是他太拼命了，整天就知道写，按理说他全国有名，但是他总是不满足于眼前，还要超越一个个高峰。我是一个不相信命的人，但是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命运肯定是注定的，他在最强壮的时候，不许他写作，成反党代表，上了年纪，吃尽了苦头，却身体上跟不上去，迟早得拼出命来。
他在结尾说感谢我对他的支持和帮助，永远感激不忘。我挺高兴，他又上新台阶了。感谢不必了。只要他好就好。我说的这一句话，好像一句歌词，我不会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一九九七年二月四日，农历一九九六年的大年三十，他给我寄了一本书，是他的文集，他在扉页上签名：
广琹妹46岁生日
兄刘绍棠1997年2月4日
我看到书页上的署名，心里咯噔跳了一下。这个“琹”字是我们共同的字，只有在一九七二年给我过生日时为我写的祝词里第一次用这个“琹”字。不是我爱联想，我看到心里就开始慌了，我心里说，不好，“琴弦”要断了。这个“琹”字从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到一九九七年二月四日，一头一尾，整整二十五年。他说他会在每一年给我送一个祝福，二十五年，二十五个祝福。这琴声难道到此为止，难以继续了，弹不响了？这是我收到他给我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次签名、最后一次通信。三月十二日他就旧病复发了，还是没有闯过这一关，去世了。
我觉得一切都有谁在安排似的。
三月十二日那天早晨，下着雨，我照例去电器厂上班。我们邻村有一个高音喇叭在说一条新闻，我好像听到刘绍棠的名字，想再仔细听，却没有了。这时我邻居家一个大嫂，以前老上我们家玩，她知道我跟刘绍棠关系挺好的，经常上我们家住，经常给我寄书写信。她飞快地向我跑来，大声地对我说：广芹，刘绍棠死啦！刚才广播上说的。
我愣住了，但是没有哭，也没有停住脚步，我就一直在雨里走，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没有人可说，在家里我坐不住，我就一整天在外边走。走到这头，又走到那头，我不知道走了多少个道，也不知道碰见多少个人，说了什么话，说了多少话。我尽量躲开有电视有广播的地方，也不看报纸。就这么走了好几天，就如游魂一样。可是我没有流一滴泪。生死有命，命怎能抗拒。唉，不说了。后来我回娘家，我们儒林村的人都知道他去世的消息，都觉得惋惜。我妈妈也知道了，我和妈妈说着说着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我妈妈说：怎么就不享点福再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