慌张中的知己之约
刚回来的那一段日子，形势很紧，让人看不到希望。刘绍棠不敢看书，不敢写小说，日子过得相当单调与压抑，你想他等于从一个峰巅，突然掉到谷底，事业无望，生活无望，那时他的银行账户都是冻结的。父母兄弟都在城里，都不敢搭理他；妻子孩子都在城里，没法管她们，没法在一起，亲戚朋友们也是离得远远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写信给朋友们想借点钱，但是信寄出去后杳无音信，谁也没有把钱给他邮过来。
他曾感叹世态炎凉，我就对他说，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处于这样的时代，他就是借了钱给你，万一出了事，谁给他担待，这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就说你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人？我说我不会，我有钱还是会借！他说你就不怕没人担待，我说人和人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让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想法！他就说你这个人真善良。
我们逐渐说话多了，有一次他对我说，自从他回到村子里，几乎天天晚上失眠。没办法，就听着房檐滴水的声音到天亮，有时候就一二三四五地数数，还是睡不着，心里特别难受。说他的日子就像这个夜，挨不到天亮。我说不管天有多长，总有天亮的时候，你既然喜欢写作就继续写吧！
于是他偷偷地重新开始写小说，大概写了一个星期左右，小说的题目是《知己》，说的是大学里的生活，两个男女学生在校园里相爱，女主人公叫做阮湄，男主人公的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大概是男主人公心情苦闷，喝了闷酒，吐得满床都是，后来阮湄进来了，捂着鼻子说，脏死了，就帮他收拾，照顾他，因此两个人的感情就更好了。
虽然写的是大学生活，但我还能看出他自己的心情。因为他落难回乡，虽然乡亲们对他不错，唐静如表姐在生活上也关照他，给他做饭。但是他因政治问题，受到了管束，不自由，生活上还是孤独冷清，他性格直爽，嘴巴上容易出问题。平日里，有人到他的小屋里坐，跟他聊聊天，但是他并不怎么喜欢有人上门。乡亲们有好的，难免有不好的，不能排除有好事的人。
他猜测得很对。有一次我去大队部开会，经过他家门前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妇女探头探脑往他院子里看，说看看他在干什么。在田头议论的时候，说他没在看《毛泽东选集》，却在看大厚书。
老百姓把小说集叫大厚书，大厚书可是对改造不利，对劳动不利，是思想不上进。有一些人，就装作上他房间里谈家常，问一些他在城里的事，一边跟他说话，一边拿眼看房间里有什么东西。
他的房间里倒真的看不出什么名堂，他的炕还是塌了的，用木板重新铺在上面。除了睡觉的地方，床的一角就是一个大木箱子，木箱子里除了放一些衣物，就是他回儒林村时，从北京带回来的中外小说，长篇的、中篇的、短篇的。白天他都把书放在木箱子里，看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细细阅读，读的时候，随时拿一本《毛选》挡着。也许是他过于敏感，他老感觉他们上门来坐，有点监视的味道。
当然也有人纯粹关心，也有人纯粹无聊。有一次他说，有人上门就是专门来抽他的烟的，当然多的是许多的无奈。但是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人，觉得他离开了党和人民，就感到孤独孤立。他的心情当然就郁闷了起来。有时喝醉酒躺在床上，吐过好几次。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但是我看了《知己》以后，就直言不讳地说，这篇小说写得不好，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
他说：那好，我写你熟悉的生活，但我又不敢写，要是被人发现，是要罪加一等的！
我说：写吧，有什么不敢的！
他双眼盯住我，试探地问：我怕万一有事！
我说：你写吧，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
后来他老跟说起我们那天的谈话，他说我的这句话让他感动一辈子，给了他许多信心与动力！
我们之间都有好感，我知道他在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跟他在一起，一起说话听故事，都会很开心的，但没说出来，别人不知道，就是我爸爸、兄弟也不知道。他也不敢肯定，因为平时我说话都是嘻嘻哈哈的。
有一天我走在出工的路上，他赶了上来，塞给我一个条子，我打开一看，写着六个字：我是你的阮湄。我心里跳了一下，马上明白了。阮湄就是小说《知己》的主人公名字，他的意思是最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我成为他的知己，也愿意当我的知己。那次他很紧张，塞给我条子，掉头就走。
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他不敢上来说话了。但是我还是像平时出工一样嘻嘻哈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似的。收工的时候，他走得慢一点，看四下无人了，拦住我，问道：条子看了没有？
我说：看了。
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就说：行呗。
这个条子也就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但是《知己》这篇小说，他扔了。他从没有拿出去发表。我现在还是感到后悔，到现在，他出版了那么多的小说，但还是没有那篇《知己》。
后来，他开始不停地为我写信。几乎每天一封，什么事都写，比如，他回村里来，不是为了探亲，是为了改造来的，为什么他不敢借书给我看，要让别人知道，说他是拉拢腐蚀青年。你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形势，真跟电影里的环境差不多，他要改造的是自己的思想，所以小说当然是不能看的，要看就看《毛主席语录》。
前面说过，他偷偷看小说，书桌上随时放一本《毛泽东选集》，让一些监视他的人感觉到他改造的态度和决心。
他之前没怎么吃过苦，落难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说我是个有朝气有活力的人，能给他力量。我家的成分好，我又是十七八岁的年龄，说话做事毫无顾忌，当然是充满活力了。
让运河水飘走我们的紧张心情
清楚记得是一九七〇年的四月，他在路上看见我，没有说话，只是笑，然后又塞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写的却是唐朝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这首诗的典故。刘绍棠信中把这个典故解说得很详细：
唐朝诗人崔护，有一年春游，走得口渴了，到了一座竹门茅舍的农家小院讨茶喝。小院里，一株桃花正在盛开，桃树下，坐着一个看守门户的少女，给崔护端来茶水。风和日丽，大好春光，桃花映照着人面，少女的神采十分动人，崔护一见倾心，两人发生了爱情。分别之后，崔护到外地做官。第二年的春天，他思念着那个人面桃花的少女，弃官而回，旧地重游，少女已经出嫁，不知迁往何处。崔护无限感伤，题了一首流传至今的七绝，回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感叹今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在信的最后，刘绍棠说，自从你不再到菜园卖菜，卖菜的换了别人，我每天仍要到菜园买菜，去也看不见你，因而，我的心上，也产生了与崔护相似的伤感。
我虽然不知道崔护的原诗，但是他的解说却再清楚不过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紧张起来。
他给我信不能署名，让人知道，又是一大罪名，罪加一等。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有时我出去干活，要到很远的地方。
他在运河边放牛，每次他写好了信，就揣在贴胸的口袋里，揣得热乎乎的，算计着磨磨蹭蹭地在我经常走的路口上等着，见到我，很快地塞给我，赶紧就跑了，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取机密情报一样。
塞信的时候很好笑，为不让别人看见，有时就用我挑的筐子挡一下，或者牛打掩护，牛不是很大的吗？能挡住别人的视线。可是这揣胸口的信不一定都能收到，比如我到另一个村的水利工地修渠道去了，好几天不回来，或者我回家取点干粮换洗衣服什么，他还在很远的河滩上捡牛粪，俩人根本就碰不上，揣了很多的信，也交不到我的手里，老放在贴胸口袋里很不安全，担心被人没收了去，所以，他就到运河岸边，展开信读了，又撕了，撒在运河里，让水冲走，多可惜，没有办法啊。
后来，他问，你喜欢我这样写信给你吗？你觉得我的信怎么样？我哈哈笑一声，说：你就写吧，写吧，写得挺好的，你怎么写，我怎么看，我来者不拒。他说，你这个态度让人哭笑不得，但你喜欢我就写，我也喜欢给你写信，就像跟你说话聊天一样，我也很高兴开心。
在信中，他无话不说
我囫囵吞枣看完了《静静的顿河》，还书给他。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是刘绍棠喜欢的小说之一。五十年代末，苏联青年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肖洛霍夫与刘绍棠见面，谈论文学，谈出许多相同的文学观点。刘绍棠说，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我就写《金色的运河》，进行竞赛。《金色的运河》是一部描写大运河儿女的生活画卷，也是大运河历史风情的画卷。
一九五九年的时候，刘绍棠果然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出版社通过三审了，可付印前，因为右派的问题，被退了回来。他难过之余把稿子装在一个木匣子里，葬在自家院子里的树下。从这个行为上来说，刘绍棠是一个热爱乡土热爱父老乡亲的作家，他写故乡运河小说，好像是叶落归根。
刘绍棠特别喜欢看《红楼梦》，我猜是曹雪芹曾经住在我们通县张家湾镇，他们在心理与地缘上有一种亲近感。他也觉得自己的性格上有与贾宝玉相似的特性，他从小就喜欢跟女孩儿说话，一起玩，他打小的玩伴基本上都是女孩子，而且年纪都比他大，并且特别投缘，这也是他差一点成了小女婿的原因。
他在许多文章里提到的唐静如，原本是他的表姐，后来父母打算为他们俩订婚，再后来又成了他堂兄的妻子，所以又是表姐又是堂嫂。他落难还乡时，刚开始两年，住在自己的生身之地，但因为他没有对大伯大妈尽到养子的义务，本家叔叔也就收走他的房子，只留一间东厢房，这样他也算寄人篱下。
后来有两年住到唐静如的西厢房，堂表嫂再好，那也难解他内心的凄凉。我妈妈也是他小时候的玩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女孩儿就是水做的骨肉，所以清爽干净。同样在刘绍棠的小说里对女孩子的描写都是很可爱的，敢爱敢恨，哪怕是一些刁蛮狠毒的，也是带着很多的美的成分。
他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他说鲁迅是个真正的乡土文学作家，《祝福》、《孔乙己》、《社戏》反映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父老乡亲的心声。他写的也是他的父老乡亲的生活与心声。
有一次，他借我看《鲁迅全集》。
我们儒林村多数是文盲贫农，但对读书人非常敬重，更何况刘绍棠还是个全国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觉得他是天上的星宿。搬照戏文里的话，说他公子哥落难，吃点苦头，才能磨炼成一块大器。他被打成“右派”、大难还乡的前因后果，我经常听他说。
一九四九年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一篇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五一年被邀请到河北省文联《河北文艺》编辑部当编辑，当时他只是一个初中生。
他那时年龄太小，才十五岁，在办公室里坐不住，经常自己跑图书馆去看书。做了半年多，通过河北省文联的关系，把他保送进了通县潞河中学。五二年还在潞河中学读高中的他发表《红花》引起了团中央的关注与重视。五三年他光荣入党，他的小说集《青枝绿叶》出版，五四年考上北京大学，读完一年，五五年在北大退学，被团中央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第三期学习，但是文研所停办，五六年开始刘绍棠又到基层挂职锻炼。在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讲话以后，刘绍棠满腔热情地响应毛主席的思想精神，四月份在报上发表《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五月份又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并四处参加各种会议与活动。
因为这两篇文章，刘绍棠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六月份被《文艺报》点名，八月份被划成“右派”，成为了文艺界的三大“右派”代表之一。这三个代表就是：以丁玲、冯雪峰为代表的“左联”时期作家反党典型；以陈涌、钟惦棐为代表的“延安时期”作家反党典型；以刘绍棠为代表的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在团中央礼堂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联合召开的大批判大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全来批判他，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一个心直口快、满腔激情的少年。他一篇著名的文章《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就谈到这段特殊的经历，并重新来找回当年的豪情。
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跟我说他犯错误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一点也不反党，满篇都是一个热血青年充满激情、充满豪情，要大干一场的决心，是从心里掏出来的表白书。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情非常认真，而且也非常天真，有什么就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做什么，又是一个大嗓门，红脸膛，很“冲”。“冲”就是莽撞，说出的话，是真直、真实，也很真诚，但是有人就不爱你这样直接，不知不觉顶撞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还很热情，祸从口出。
批判他的三条罪状：“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他年少，口无遮拦惹出的事。作为当年团中央重点培养的五年计划里的专业作家，发表作品多，挣的稿费多，他就单纯地跟人说，我只要挣够三万元稿费就安心写作，被人一歪解，就成了罪名；还有“带馒头下乡”，原本是好心，给他挂职锻炼的家乡老百姓改善生活，却也被人认为是少爷作风，不能与老百姓吃同甘共苦的饭；而“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也与他的直性子有关，因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人提醒他不要到会上乱说，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当时的红人姚文元说：要把刘绍棠打下去。
刘绍棠一直是胡耀邦重点培养的干部与知识青年，作为一位少年得志的乡土作家，小说收到高中教材中，是很不错的成绩。
一九六二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去见胡耀邦，胡耀邦说：你知道你犯什么错吗？你哪里是“右派”？你是太骄傲。他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去见恩师孙犁，孙先生对他说的话也是：不要骄傲了，不要赶浪头了，要有自己的风格。
摘掉“右派”帽子，他刚想大干一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来了。一九六六年，北京城里已陷入水深火热当中。所以他与妻子商议，大乱还乡，躲避血雨腥风。
我是他劳动的榜样
儒林村相对北京城，是简单和安宁的。
村干部对他有一些照顾，派他干轻活。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却不乐意，说他回村是接受劳动监督的，就应该干重活、脏活，让他去挑大粪。而且刘绍棠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抽烟，烟瘾还挺大，一边干活，一边拿农具。有时候，大伙儿已经开始干活了，他还在地头抽烟，一边抽烟还一边捶背。不是他偷懒，而是气单力薄。我们村男劳力挣十个工分，就是姑娘媳妇挣八分，他挣的才六分。就是这样干的活，他还老得病，稍一用力，就犯腰肌劳损的老毛病。干了一上午，下午就该请假歇病去了。平时他倒是被派去放母牛，一年有两次忙季，一次是六月份插秧，还有秋收秋种的时候。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要抢在节气前把玉米收回来，把麦子种下去，村里的劳力就得集中起来，搞突击队。记得有一次秋收砍玉米棒子，我们在同丘田里，隔十条垄。一般男劳力，能一下子砍四五垄，一手抓住四五棵玉米缨，一手拿镰刀嚓地割下一堆放着，一棵缨子长好几个棒子，所以五棵缨子拿到手里特别沉。我能割三棵缨子，刘绍棠可不行了，只割一棵樱子，还割不动。我们这些姑娘家在背后偷偷地笑他。收工了，我们倒还精神抖擞地说说笑笑，他早耷拉着头，挪着双脚走。我看着他的样子挺心痛。经过他身边时，我问：怎么，累坏啦？
他马上表现出一副痛苦的样子，对我大声诉苦，他说：你不知道，今天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榜样，我才熬到现在。我割下一个缨子，那一个缨子，竟然长有三个棒子，一割断缨子，那棒子劈头盖脸就往我脸上砸。我抬头看前面，看前面一个小小的人，干得很快，我就有了干下去的信心与勇气。他的一番话把我说乐了。我听我妈说过他小时候的故事，全家人对他的宠爱与《红楼梦》里的宝二爷无二。他的父亲在他长大娶妻生子以后，还不让他沾一点苦力活。我装出一种对他不屑的样子，我说：亏你长这么高，力气哪里去了！他苦着脸说：人是一块铁，久炼成钢，不炼成废铁。去年回家过年下雪，我一开门，顺手拿一扫帚刚一扫，我爸就把扫帚给接过去了，说，别干这累活。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累活呀！
夏天，平时他会赶着三四头母牛，耕牛要下田干活，母牛肚子里有小牛，才要看着。他去运河滩放牧，运河滩上草长，露水又浓，再加上不知名的小虫小蝇，每年夏天，他的两只脚就长满小红包，奇痒无比。后来他告诉我，他用给母牛喝水用的石槽，倒上刚从井里提上来的凉水，拔一下脚，就好了。这可是北京土话，南方就叫泡脚是吧？也不知谁发明的老偏方子，可能碰巧了。
当时我们是每人每月五十斤米、五十斤面粉，按人口平均分配。他虽然干活慢，但还是能挣到自己的口粮。而且那时候，他的个人存款已解冻，经济上好起来了。吃用倒不发愁。
不许我早早嫁人
七〇年，我十九岁，他以为我二十岁，就为我写了二十岁的生日祝词。在祝词的开头写：祝广芹二十大寿！里面这样写：今天是你的二十大寿，不但是中国人为你祝寿，东南亚人们也为你祝寿。他还专门在书中仔细查证了一下，说东南亚的越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过春节，我的生日是大年三十，上半夜还是旧年，下半夜就是新年了。
我不买账，顺手就扔了，说他写得不好，一是今年我没有二十岁，二是二十岁也不能算是大寿吧，我出生在五一年的初一，大年三十，抗美援朝的那一年。他说：上半夜是属虎，下半夜属兔，立春是二月五日，所以你是“大虎小兔”。
那时，除了知青上我家玩，还有一个在附近削木厂上班的男青年，经常来找我。我心想找我玩的应该是女孩，找我弟的都是男的。其实刚相反的，找我的都是男青年，找我弟的是女孩子。
我大弟二弟的媳妇都是知青，是那个时候谈的恋爱。很多年以后，许多人开玩笑说，知青下乡你们家倒赚了两个媳妇，但赔了一个女儿。我是团支部书记，还管青年的思想工作，刚恢复十年，发展团组织要申请，出身不好的只能是积极分子，然后积极地引导先进带后进。主要是学习传达文件，读报纸，当然还要写发言，还是很简单，意思讲明白就好。还有义务劳动，比如大队去背棒子，剥棒子，刨草，就不记工分，算是给社会主义贡献一份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暮春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到他的小屋还书，进屋，他没有如以前一样高谈阔论，而是有些沉默。他说：书看完了？我说看完了。他说你说这书有意思吗？我说我不知道有意思，我看书只是解闷儿。他说解了闷吗？我说没有。他就点着了一根烟，看我一眼，叹一口气。我也跟着叹了一口气。他又看我一眼，好像要我坦白。我说，今天有人上我家提亲来了。他还是吐着烟，自顾自说：我知道的。我很惊讶地问：你听谁说的？他摇摇头说：不用人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份，这样——好——的人，很难留得住，谁不眼馋？我突然很生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本我是想跟你来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当顾问，出主意，却招来你的讽刺。他于是也慌了，赶紧站起来：我是怕你要走了！我说：走，我走到哪里去？他高兴起来说：你不走我就安心了，我是怕你也跟别的女孩一样，父母让你嫁你就嫁。我们坐到了十点多钟，一起说婚姻，说村里女孩的，说我的，心情就愉快了。然后他送我回家，走在村南道上，春夜很静，荡漾着枣花清香，他住在西街，我住在东街，走过了两三条小巷，我家就到了。路口分手，我轻声说：你回去吧。他突然激动地在我耳边说：你答应我，不要走！我也有些激动，更多的是害怕，急急地说：“我不走，走哪儿去？你放心。”说完转身就往家门口跑。
六月份，我们村集中劳动力到五十亩河湾插秧苗，刘绍棠也被集中起来帮着运秧，一根扁担挑两个篮子放秧苗，从秧苗田挑到稻田里。在稻田里，我们年轻人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那个经常找我玩的削木厂青年更是挨着与我闹，我梳两根长辫子，他揪我的辫子揪一下就跑，我抓起泥巴扔他，他也用泥巴扔我，吵得不可开交。他刚好看见了，生气得不得了。突然天下起雨来，大伙儿都跑着躲雨去了。夏天的雨来得快收得也快。他在前头走得却很慢，我知道他是在等我，我走上前去，他才与我并排跑向我家，到了我家的西大屋，我还没来得及擦一把脸，他突然很严肃地看我，生气地说：一个女孩子要懂得自尊，不要轻浮，不要乱开玩笑，你严肃点，别人就不敢随便闹。他生气的时候大叫大嚷，特别在我面前，忘了自己被管制，也不怕别人听见。我就不言语了。我说以后注意点，慢慢改，他才消了气。
秋收时节，他又听人说我同那个削木厂工人恋爱了。我对那个青年真的没有想法，但是他坚持不懈地到我家找我。有一天，我刚吃完饭，他又来了，我就借故走开。他坐了一会冷板凳，觉得没意思也走了。刘绍棠来了，质问我，我很生气地否认了。他回去以后，我把这件事情同我妈妈说了，我妈妈听了很生气，骂刘绍棠也骂我。刚好她在外面也听到有人谣传我同那个青年在谈恋爱，并且说得不怎么好听，所以我妈妈正窝着火。她是个火暴性子，外号叫“二踢脚”，一踢就响，不但在底下响，蹦到天上还在上面响。听我这么一说，她就要出去找人理论，叫那个男青年不要再上门来了。家里人听见我妈大叫大嚷，都跑过来，以为出事了。后来总算把我妈劝了下来。这事差一点引起一场风波，妈妈从此对我有了一些言语上的管制。
第二天晚上，我来到了他的小屋，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好，顺便找他来拿本书看。
我们谈了很久。他说：你的事，我要管，我要干涉内政！
我说：你管吧，我听你的！
他听了很兴奋，拿出他的小说稿子给我看，这是他以前写的旧稿子，是他大难还乡时留在家里的一部长篇小说，后来，红卫兵小将上门查抄，成了残稿，刘绍棠一心想整理完整。这部残稿，就是当年大难回乡时，已经成交的长篇小说《狼烟》。他有些兴奋地说：有你的支持，我能写出好的小说，我也会把这部残稿整理出来。
我庄严点头说：我相信你！
我也喜欢写作。七〇年的冬天，通县举办通讯员学习班，挑出我们几个思想觉悟好、政治面貌好、有文化基础的青年，五个女孩，三个男孩。这些都是村子里的尘子，这可是最好的人选了，一般的人还去不了呢。我在学习班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那个傍晚，刘绍棠找到我的学习班里来了，他站在宿舍门口的时候，我愣了，问，你怎么来了。他说，我回北京，路过这儿，来这里看看你。我说，你回去吧，过两天我就回村了。他又从他的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来，是《青枝绿叶》。他对我说，这是我以前写的一本小说集，比你现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写的，对你学习写作有帮助，你好好看一看。我点头同意了。我就送他去车站，记得当时正是下雪天，雪花飘飘的，很有诗意，我们慢慢地在雪地上走，雪也积得很厚了，谁也没有说话，只听见雪在我们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他就看着我笑嘻嘻地走，我说，你走路往前走就是了，看我干什么呀？他说，我真不想回去。我说，瞎说，那你住在雪地里好了，赶紧回家，家里老婆孩子等着你过年呢？他突然问，要不要我到北京给你带什么礼物？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我什么也不缺。雪花在我们的头上身上飘着，往我的脖子里钻，我不由自主地跺了一下脚，缩起了脖子。他赶紧解下他脖子上的围巾，要往我脖子上套，我赶紧往后退，说我不要，你还是在路上围着吧，我在教室里，不怕冷。
他回去了。后来我回到宿舍，我们同屋的四个女孩都不理睬我，说我与右派分子有瓜葛，有牵扯不清的关系，他是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培训老师也找我来了，因为刘绍棠给我《青枝绿叶》这本书时，老师同学全都看见了。老师拿过去一看，说这本书不好，没有革命的意识与精神，只是小情小调、小花小草。我们在后南仓学习了一个月就回去了。随后我们下乡采访，找村子里的尖子说话，住上两天，宣传宣传典型事例，写好稿子，在《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登了播了。回去以后，通讯员还是没有继续当下去。
后来他从北京回到儒林村，就送给我一条绿白格围巾。他是从北京百货商店买的，送我的时候，从他怀里拿出来给我的，揣得热乎乎的。我心里怪他花钱，嘴里说得不好听，我说这围巾也太难看了吧！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在雪地里我缩脖子的一幕他记在心里了。在那个年代，经济不富裕，他还想着给我一条围巾。我一直舍不得围，放在箱子里。刘绍棠问，你为什么不围上围巾呢？我说我不喜欢戴围巾。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说话特别随便，特别冲，也不知道会不会伤他，我现在想想，可能仗着他年纪比我大一截，我有点倚小卖小的做派。每次这样，他总是哭笑不得，说，真拿你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