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效磺胺事件
小说《桅顶》第三卷完工了。在我生日的头一天，他把三卷《桅顶》作为我的生日献礼送给我，我很高兴地收下他的礼物。他也特别高兴，特别放松。
你看这是他写给我的长信，四五页，里面说的都是感激我的话。说他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了写给我看。我说你的小说写得还真有味。他就马上产生了信心，充满了激情，才动笔创作《桅顶》。虽然《桅顶》真正动笔的时间是在七二年，但是酝酿的时间却从七〇年开始。我现在仔细回想他刚动笔的那段岁月，还真有几分心酸。刚到儒林村，人心惶惶，前途渺茫。三年来，他又要劳动，又要做饭，忙这忙那，而令他心神不宁的是他受管制的身份，时时让他提心吊胆。这个工程浩大的创作——草稿、初稿、誊写的三道工序，写字一百五十万，绞尽了脑汁，这是多么辛勤的劳动。
他说：如果没有你我爱情的光、火、力、热，我一个人是没有如此磅礴的心力来把它完成的。我想，如果当时的鼓励真有这么大的作用，那我真的十分欣慰了。他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女儿，因为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桅顶》的初稿，这是他五七年以后十八年，第一部得到完成的大型作品，这是他回到家乡八年零七个月的巨大收获，他说这是我的爱情给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丰满硕果，是我们的作品，是我们的爱情的结晶——我们的女儿。
在七五年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他回顾我们七年相爱的历程。读着他的这一封信，这封同样写于春天里的信，让我再一次回到六九年春光明媚的菜园门口，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涌上我心头。我不知是高兴，还是酸楚。整整七年了，这中间发生的事情，让我百感交集。
我相信他所说的这一切，我也被一切所打动。不管有过多少次值得铭记的转折点，我都会为拥有这样的经历而感满足。真如他信里再三强调的：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七年，一个人的青春，不到两个七年！所以更要珍惜我们这些无比可贵的岁月吧！青春，七年。时间，感情！这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吗？
同样，刘绍棠在信中一如既往地分析社会形势：七五年，恐怕不会比七四年有多大发展，因为大发展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要身在现实，心在未来。吃七十年代的饭，做八十年代的事。
他的信一般都很长，就好像我们在一起时，都是他在长篇大论。他说：你是知道的，我是多么喜欢给你写信，而且喜欢写得很长。十页，百页，千页，万页——我都不愿意停笔。真的是这样，如果在大地震时没有丢失的话，他的信真的有几百页了吧！
他把信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说，在信中我是你理所当然的丈夫，你是我的心甘情愿的妻子，在现实也同样如此！
我瞪他一眼，他又无可奈何地说：是精神上的夫妻！
我低头默认。
然而这一年的事情特别多，大队里为了提高收入，就引进栽种山东的大蒜，因为山东的大蒜很有名，从山东请了老农指导栽种。地里到处倒满了大粪，田地都弄成了大粪场。由于我们土是沙土，大风一刮，沙子飞起来了，沙子里的粪尘随之乱飞，污染我们整个村，我们村子里很多人得了肠胃炎，都在咳嗽，还有拉肚子。
一次收工回家，我们走在村中间的道路上，一起到了南边的大堤，他看着我，在前面慢下了脚步，我紧跟几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包，是一包药。他轻声对我说：这是长效磺胺，这种药消炎，疗效很好，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我看你很不舒服，可以吃一点。
他的个子高，我矮一些。有个人过来了，听到了“长效”两个字，把“磺胺”听成了“安全”，理所当然理解为长效避孕药，举报到公社里。那时提倡计划生育，村里的妇联主任找我谈话，说：你这个青年党员、团支部书记，千万别做出这样的事！我又气愤又委屈，我说，我现在不想跟你们解释，我们之间很清白，没有你们想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反正，这种事情又不能关在箱子里，以后你们会见得到的。
妇女主任说：你们为什么用长效安全？我说因为我感染了肠胃炎，刘绍棠从北京带回来的药叫长效磺胺，这种药消炎，止痛，治呕吐。那时候，满天的粪土使我们村的空气水源都受到了污染，很多人都是上吐下泻，以为得了霍乱。村里人对这种污染性传染病没有很在意。后来，公社卫生防疫站，专门派人来检测水源，往水里撒消毒粉，很多村民还不乐意，说撒了消毒粉水不好喝，有味儿。
我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
这个事情让他心里很难受，他觉得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在信里说，那些都是蛇蝎小人，太无耻了，咱们是贾宝玉和晴雯，空担着虚名，我们都是纯洁的人，但是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当时也很生气，就告诉他，公社没有批准我上大学，并随时以没有批斗刘绍棠为理由要挟我。刘绍棠一听火呼呼地冒上来，他红着脸要去找人算账，被我死死拉住。他于是破天荒用粗鲁的语言，骂这个人，骂他是蛆虫小人，心肠比蛇蝎还狠！他们是蛆虫，精神境界是最肮脏的粪坑。他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也不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圣洁的情操。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卑污和下流。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更坚强的意志，更美好的理想，更神圣的信念，更庄严的态度，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爱情，宏观而壮丽，让那些小人，那些蛇蝎，那些蛆虫，盼瞎了双眼，也看不到我们的悲剧。
永别大学梦
六月份，村里又推荐我上大学，提出让我带头批刘绍棠，说一九七五年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可是我一报名，就有很多人上公社反映，公社的领导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我报名上大学，就成了村里和公社的谈资，刘绍棠就成了他们的话题。用现在娱乐新闻的话来说，就是重大的绯闻。这一次我心里有了思想准备，有人让我批斗他，我就说，他的档案还是没有转过来，他的档案在北京。我说，批斗也要有名堂，做什么事都要明明白白，不能稀里糊涂的，村里人就没有说什么了。
“长效磺胺”的事传得很快，公社都知道了，找我谈话。
公社妇女主任翟老师，看见我就笑，说：我看今年你上大学的事，又得考虑考虑了！
我说：翟老师，就是没有这个谣言，我也通不过，但是我不想被人想成那样。
翟老师说：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委屈得说不出话来，我说：翟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不用说了。但是我知道，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因为我不会无缘无故地批判别人。我很平静地向翟主任表达我的态度：这么多年，刘绍棠积极参加劳动，表现挺好，没有批斗他的罪名。
后来党支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说我被反革命毒化了，要我清洗头脑，武装自己，让我稍远离点，避避嫌。
我说，我们光明正大，没什么可避的。把找我谈话的人气得够呛。
村里有一个青年托了一个媒人要为我解围，这个青年也是又红又专的身份，我如果跟他谈恋爱，公社的人就不会有批刘绍棠的理由，就不能从我身上打开批判刘绍棠的缺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到上大学的名额。父亲管知青，这位青年在我的小院子里住过，从小我们俩一起玩，后来我却没有注意他，对他没有了印象。后来那位青年告诉我，我们小时候一起上过学，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还真是，我们经常上学放学一起走，就如书中说的，有点青梅竹马的意思。
我们小时候，村里没有小学，都去村东头的沙古堆小学上学。当时沙古堆有一个白痴，坐在路口。我一经过那个地方就很害怕，他弄一个小球，吸引白痴的注意力，帮我引开白痴，我趁机跑过去，他再走过来，一直护送我上学。英雄救美，是不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来向我求亲。他说你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我说我的事情是很重要，是个好机会，但我不能胡说八道吧！
媒人来了以后，我没有答应。他自己来了，跟我说起这些往事，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刘绍棠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却看见我跟他说说笑笑，非常开心的样子，可生气了。他当我的面讽刺他像个癞蛤蟆，说他不配我。想要娶我，简直做梦。他忿恨地对我说：你要是同意了他的婚事，我就不写小说了。我对那个男青年有好感，他长得也挺好看的，但是没有恋爱的想法。我的心里全是刘绍棠，别人怎么能进来？当时我记得在打谷场上，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邻居大姐要我的答复，我正要说话，却看见谷场右边大树下，站着那位青年，他正紧张地看着我，邻居大姐说：你同意吧，他挺好的！我明知道他正在看我，这样直接拒绝他，对他打击太厉害了。但是后来我还是摇摇头。我回头，看见了那位青年，牙咬着嘴唇，低头直晃，很痛苦的样子。
那位男青年到了三十几岁才结婚，他是家里的老儿子，他父母很着急，为他一次次地定亲，浪费钱财。一九七七年的时候，刘绍棠跑自己的路，他一九七八年又向我家定亲了，他以为刘绍棠没看见，又托了媒人来我家。到了中午广播结束的时候，出工时我们都在那旮旯坐着，大姐过来说，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位男青年就在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看我摇头，他就扭头看别的地方了。
《地火》中的金哥，《碧桃》中的文秀，两个人合起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参考两段，就知道这个人的大概，外貌像性格不像。刘绍棠说长相聚必生情的，所以每次一看见我跟他说话，就要讽刺我一顿，一般我不搭理他，把他当孩子乱发脾气，事实上这位男青年真的还不错，如果我没认识刘绍棠，我也许我会嫁给他。可能我们的缘分不够吧！这也是命里的事情。
但是这位男青年还不死心，也特别尊重刘绍棠，信任他，知道他能说能写，知道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就亲自上门来找刘绍棠，让他帮忙说说情，面子大一点好说事，能说得动我。没想到他一推开刘绍棠的门，就呆住了，在迎门的墙上，挂着我的放大的照片，男青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回头就走。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很多人都知道我为了帮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是一种大恩大德，知道我们的关系好，却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恋人关系。在公众场合，我们一般不说话。于是那青年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拒绝他，于是从那天开始，很多人都开始传说我们的故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却一直不知道，可能传说的人，以为她肯定知道，就没有告诉她，反而成了舆论的边缘。
一九七五年的大学计划也不甚了了了。这一次我的心里平静多了，想好了有这样的结果，也想好了该有这样的选择。党支部和公社与我的谈话，刘绍棠并不知道，他喜滋滋地盼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你是我的热土”
刘绍棠开始投入到他早已计划写的长篇小说《热土》的创作中。他的心情很不错，很有激情与豪情。
我去看他时，他都是神采奕奕的。我去还书，他让我把书本往炕上一放，跑到门口，对着阳光，让我看他的脸。我说我不看。他说你看我长得像不像金日成？我说你又臭美。在平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老说自己长得像朝鲜主席金日成，在我眼里他是长得好看。他说我不是臭美，我是个年轻时候的金日成。你看看我年轻不年轻？我看了他一眼，他确实精神不错，长得又高高大大，又好看。他说我现在出去，乡亲们都说我年轻！他们看到我外貌上的现象，其实我的内心更是春意盎然！自从我们相爱以来，自从我投入文艺复兴的创作以后，我就像一棵被雷电殛倒的大树，又得到了复活，重新生长出茂密的青枝绿叶。创作和爱情的高度亢奋，使我又回到了五七年的二十一岁。
他又眉飞色舞地说：我的生机一旦迸发，便会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我是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产生的第一代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是五星红旗下涌现的第一代人民共和国作家。历史赋予我光荣和使命，还有待于在未来完成。我必须巩固和加强年轻的心志，“莫等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他又这样老调重弹，我希望你也保持和延长青春的娇颜秀色，而不要花落叶残，凋谢枯萎，滋长暮气。
他一说话，就是这样滔滔不绝。
他说：你知道我正在写的小说为什么要取名《热土》吗？
我回答：你舍不得离开生你养你的家乡，俗语说，热土难离嘛！
他说：你说对了一半，对于我来说，你也是我的热土。在这片天地间，只因为你跟我相爱，对于我才是一块热土。这块热土，就在你那温暖的芳洁的心灵上，就在你有着紫丁香花香的身体上。
我哈哈一笑，假装不买账！
他又说：你知道的，我从一帆风顺和青云直上的快速高度发展上倒栽下来，跌倒到现实生活的最底层。十八年，我目睹和身受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才懂得了人类世界如此的丰富而复杂，如此温暖而冷酷，如此可爱而悲凉。在经历了天真的希望，悲哀的失望，痛苦的绝望，而又萌发出新的、明确的、光明的、有根据的希望以后，我变得开阔、深刻、坚韧和耐心了。他说，让我们一起年轻，共同年轻。我保持着五七年春天的二十一岁，你保持着六九年春天在菜园门口跟我建交的十八岁，生机勃勃地等待和迎接春满人间、芳草天涯的美好未来。
这一年，他叔叔家的孩子结婚要房子，让他搬。他没地儿去，就占住了一个房间，因为边上的房子全都扒了，重新翻盖，只剩一间没了一面墙的小破屋让他栖身。就在这间被社员戏称为“猎户老常家”的破屋里，开始了他的“文艺复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地火》的创作。他在构思的时候告诉我，它的篇幅，将比《桅顶》短。《桅顶》的初稿四十几万字，将来进行修改和丰富，很可能达到六十万字。
我问：《热土》内容是什么？
他说：《桅顶》是一幅历史风云画卷，使用的是强烈的油画色彩；《热土》是一幅时代人物风情画，使用的是水彩画的色彩。《桅顶》象征性地写了你，而《地火》里要以你为主角，这部小说会写得很好，因为你是小说之魂、艺术之魂。这部长篇小说的女主角叫做芳倌，借自《红楼梦》里那个跟晴雯性格相似、而又比晴雯更天真野性的女孩子的名字。芳者香也，也暗含着桂香的小名。芳倌也是宝玉的丫头，是元春省亲时贾府买回来十二名学戏的少女。元春省亲过后，贾母下令将这些小戏子分拨给各房当丫头的，芳倌分到怡红院，供宝玉使唤。芳倌俊俏、天真、顽皮、任性。模样和品性与“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晴雯相似。晴雯和芳倌都是他的“意中人”。他说他一定要把我们相爱的许多情节写进去，把我很美好的形象描写出来。
我笑笑没吱声。
他说：我们眼光远大，身在现实，心在未来，吃七十年代的饭，做八十年代的事上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看，他的内心是很坚定的。
《艳阳天》是作家浩然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刘绍棠并不欣赏这部小说，他说如果他有机会，会写得更加好。他说浩然的小说，政治的东西多了一点，乡土味并不浓，人情味少了点。
我说：尽量不要说别人不好，你的亏还没吃够吗？
他说：我这是实事求是，我只是对他的作品做出批评，又没有对他人身攻击。这样的批评，才能使作家的写作水平提高，才能使社会进步。
我只能不说话了。
他说：我的八十年代将会是一个大辉煌的年代。到一九八〇年，我才四十四岁，正是浩然现在的年纪，创作上成熟的黄金年代，到一九九〇年，我五十四岁，仍然是创作力旺盛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六十四岁，也还没有到达衰退的下限，所以，从现在计算，我至少还有三十年的创作寿命。
我说：两部长篇基本上都差不多，接下来写什么？
他马上又激动起来：我将编选出版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总集，我将整理、修改出版我现在正在写作和即将写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我将写作和出版一部关于现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篇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一部关于伟大女性的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
我说：写吧，写吧！
他双眼盯着我：可是那一天，你在哪里呢？我四十四岁，你三十岁；我五十四岁，你四十岁；我六十四岁，你五十岁。你嫁给了别人，即使胜利和光荣重新降临在我的身上，身边没有了你，我的晚年是空虚的。
我哈哈笑：你有家庭，你有孩子，你有事业，忙得团团转。
他说：你不要老是嘻嘻哈哈，像个小孩，如果你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你是不会有幸福的。
我又哈哈地大笑起来。
他说：你从小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依赖母亲的料理，在成长的过程中，完全依赖我的主导，因此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与独立处理问题的才干和气魄。你只能给强有力者充当配角，只能像月亮围绕地球转动一样跟随我转动。所以如果你嫁到一个跟你姐姐的婆家相似的人家，你的遭遇也不会比你的姐姐美妙多少。你的思想更混沌，你的生活更无望。
我说：那我不嫁不就行了！
他高兴了，说：那你等着我。从今天开始，婚姻的事情，我不决定，你不能行动，我不点头，你不能同意。我有权对你实行爱情的专政，不给你一点自由。他还说，我和你一同坚持，一同等待。“航程十万八千里，也要愤然而前行，跋涉途中乏无力，一痕曙色上桅顶”，让我们坚持到绝望而又绝望，等待绝望而又绝望之后的希望的实现。他再三反复地说：坚持，等待！坚持，等待——
我站起来就走：坚持坚持，我的肚子坚持不了，我得回家吃饭去了。
他哭笑不得地看着我，手指着我，眼瞪着我：你，这个人！
我说：民以食为天。话讲多了，耗“电量”。你也该补充“电量”了。
他的又一个悲伤的梦
国庆节，运动紧张起来，他看见我就吸气，他有一个习惯动作：一紧张就全身往里吸气，就开始做梦，梦见我们的女儿被人害死了。他说的女儿就是小说《桅顶》。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高兴，就会手舞足蹈；一紧张，就会心惊胆战，噩梦连连。
在他那个冰冷的小屋里，我和他并排坐在土炕上，一脸悲哀地向我讲他梦中的事情：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瞒着他，跟我母亲到男方家去。他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怀着满腔怒火，他径直闯到男方家。房子里果然坐着我和母亲，他谁也不理，然后用眼神命令我，强硬地说：“送我到车站去。”到了无人的地方，“你背叛了对我的诺言！”他喊叫起来。我躲避他那怒视的目光，闪烁其词地答道：“一个人，早晚还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骂我吧！打我也行。我听着不回嘴，任你打，不还手。”他反而沉默了，脸色铁青，悲愤地说了一句：“我憎恨你！”就独自奔车站去了。还有一次，我们站在西河滩的河岸上，月色幽暗，水声呜咽，我把一个纸捆交给他，说：“恨我吧，忘了我吧！只当我这个人死了。”他接过纸捆，打开来，那一封封、一页页的文字，他一页页地撕碎了这些字纸，抛下河去。整个河面，漂浮着白色的碎片。然后他转身就走，没有回头。我追了他几步，又停住了。一别数年。他走进我家门。我刚从屋里走出来，我们忽然像两块石头似地站住了，像是两具僵尸。我的模样全变了，很消瘦，脸色枯黄，眼角刻上了皱纹，嘴唇没有血色。屋里只有我们两人。我哭了，说：“我出卖了自己，背叛了你，也断送了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他惊讶地望着我。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四寸放大照片，就倒在了炕上，咬着手帕，泣不成声。照片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蓬松的卷发，乌溜溜的眼睛，满月似的圆脸儿，一笑两个酒窝。照片右下角，影印着四个字“我叫菤葹”。字体很幼稚，笔画也不全。“菤葹，我们的——？”我坐了起来，像个泪人，说道：“难道你忘了？在我瞒着你到那个男人家去的前几天，我们——我们不是在一起吗？”“孩子呢！”他高兴地说。我又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骨灰盒，脸色惨白，哽咽地说：“她活着没见过自己的爸爸，死后总算到了她的爸爸眼前。”“啊！”他像被沉重地一击。我抓住他的肩头，狠命地摇晃着。我断断续续地说，“我跟他结婚不到八个月，菤葹落了生——那个男人怀疑，我说是早产。我给这个孩子取名菤葹，他又多了心，一定要问明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说象征爱情不死。他高兴了，我却肝肠寸断。因为我知道，我对他是没有爱情的。”小菤葹三岁，我就教她写“我叫菤葹”四个字，让她从小就为这个名字感到骄傲，因为这个名字是我和她的真正的父亲在相爱最热烈的年月的纪念。那个男人的怀疑一直没有消除，他见小菤葹越长越不像他，背着我常吓唬孩子，折磨孩子。半个月前，我到嘉峪关出差，孩子得了肺炎，他不管，眼瞧着孩子一天比一天病重，才虚情假意地抱到医院，已经抢救不过来了。又是在西河滩的河岸上，月色幽暗，水声呜咽，我们打开小小的黑色的骨灰盒，取出我们的女儿的骨灰，一点一点地撒下河去。满河泛起了他写给我的信、诗、祝词的碎片，像是祭奠我的女儿的纸钱，像是繁密盛开的白水仙花。我们默祷着：菤葹，亲爱的女儿，安息吧！安息在故乡的圣河里，安息在爸爸妈妈的思悼中。将来会有一天，爸爸妈妈的骨灰也要撒下河去，跟你聚会在一起。
听他讲这个梦，我非常难受。菤葹，象征爱情不死，可是我们的爱情却死去活来。虽然在他的梦里，但是都是他的情真所致。那是他对我的一片炽热的感情，我能不感动吗？他说写小说是为了我写，是因为我的大力支持，也是因为我的爱情之火的滋润。小说也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嘛！所以他把梦中的小菤葹的故事，用这种惨痛的结果讲给我听，给我敲警钟。
我就对他说梦跟现实生活图景是颠倒的，我说你做梦，你就别当真。
《热土》这部小说他写不下去了，他心里又不安定了，他又成了批斗的目标。我对他说，不用想得太多，你安心地写吧，什么事我顶着。在你的小说里芳倌为夏竞雄，什么事都自己扛着。同样，在生活中，我不会让你吃苦，还是那句老话，有什么事，我顶着，你只管写你的。但是他还是安定不下来。
在冬天里讲着春天的故事
就好像刘绍棠说的一样，要是有特别的日子、重大节日与纪念日，我也会记得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三十八周年纪念日。我们儒林村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和一个京剧样板戏舞台片。村里人都去看了，在电影场，我也看到刘绍棠了。
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站在一起，在公共场合，我们很自觉地保持距离，但是彼此都在关注对方。我看他看《列宁在一九一八》的时候是很认真的。看完了《列宁在一九一八》，我就看见他回去了，因为接下来放的是样板戏。我对样板戏没兴趣，我也回头就走，找他聊天去。
他住的地方非常荒凉，是一个没门没墙的敞院子，两间屋子外面放的全是秋天打下的玉米秆子。他住的屋子有一面墙是透风的。我一进屋，他马上高兴地对我喊：你来得正好，我正高兴想找个人说说话，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列宁说话了？我笑了：列宁在苏联我怎么听得见？他没有觉察我在逗他，自顾自地说：列宁说，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是非常宝贵的人才，如果不是目前革命形势和经济状况艰难拮据，应该给予他们一千倍现在的待遇。你有没有听见？真的，广芹，我听了这些话，真是心里阵阵温暖，我的春天要到了！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作家，我会得到很好的公正的待遇的。
我看到他手舞足蹈的样子，又好玩，又很感动。他对党和国家是十分的想念与亲近的，怎么会反党呢？刘绍棠难抑兴奋，又拿出列宁的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给我朗读了两段。
我听了也很振奋，感到了一片光明。
我鼓励他，那就继续好好干，好好写，马上就能熬出头了。这当儿，刘绍棠的情绪却低落下来，说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我怕我们文艺的复苏还是冬天的严寒与坚冰，一时间化不了。
我说，你要相信春天，就不要害怕冬天，冬天是很冷，但是每年不是过了年，就到春天了，温暖起来吗？你不是老说你要为八十年代写作吗？那你何必管其他，写你的。
刘绍棠很动情地说：你真是我的知音，也是我的动力，每次我碰到难题的时候，我听了你的话，就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
我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相信，我还是那句老话，有什么事，我顶着，你放心。
刘绍棠说：行，我听你的，我又要大干一场了，我想在写完这部《热土》后，再写众多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内容丰富，要用中篇或长篇的篇幅给她完成。小说描写一个平凡而高贵的女性，发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历尽艰难，抚养一个革命孤儿的故事，题目暂定为《春草》。
我说好。
刘绍棠说：故事的背景在冬天，不，临近春天，是很有希望的故事。
一说到冬天，我们同时都起了寒战，风从不是门的墙缝里钻过来。
我赶紧把他屋子里热水瓶的暖被壶，塞到被窝里，把我们早已冻得硬邦邦的冰冷的双脚踩在热壶上，哆哆嗦嗦地继续听他讲小说的构思。
刘绍棠说得很有激情，我听得很投入。当时只觉得这部小说特别有豪情，能鼓舞人心，而且故事情节也是非常非常有波澜的，他讲得绘声绘色特别生动。我都听得入迷了。他一直讲一直讲，脚暖和了，但是我的脚与屁股却坐得发麻。我打断他的话，我说几点了，他一看腕上的表，大叫一声：哇，十二点多了。
我赶紧蹦下床，我说：坏了，样板戏肯定演完了，我妈我弟她们全都回家了，我妈肯定要骂死我了。
我赶紧跳下炕，冒着寒风往家里跑。院门倒虚掩着，但是屋门却闭紧了。我推门推不进去，喊我妈，我妈恶声恶气地说：你回来干什么，你不是看电影吗？看得这么久，都看什么去了！一个女孩子家，要知道脸面！我关了门，就不给你开，你在外面睡好了。我又叫了几次妈，不停地推门，我妈就是铁了心不开门。我那个时候，长得猴，身手敏捷。我妈不给我开，我就摸到窗户边，推了推窗，幸好，窗户关得不严实。我一用劲，窗户就开了，我手脚并用，连滚带爬滚进屋内，钻进被子，倒头便睡。
也就在那一天晚上，刘绍棠把长篇小说《桅顶》改名为《地火》。这是引自鲁迅先生《野草·题辞》中的一句：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旦熔岩喷出……
刚开始写的时候，他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桅顶，是一种希望。而现在，是一种力量的喷发了。他真正的希望来了。
我们天天在一起，随时等待着形势的变化。但即使是这样，刘绍棠总是对我有一种忧虑。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对我的理论教育也更多了。
“希望你跟我走”
运动越来越激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开展起来了，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了，“四人帮”又开始批判“黑猫白猫论”，那时的形势很紧张，矛头直接对准右派。
他那一次是真正的害怕，比刚来儒林村时要紧张，那个时候他要是没看见我，就发慌，看见也是心情很不好，忧心如焚的样子，说我不帮他。他说，我很害怕，要是我被直接抓走，就被毙了。因为上次有我的名，五七年杀了一批，逃过了一劫，幸免于难，全部被放去劳动改造了。当时幸亏毛主席批示：一个不杀，基本不抓，我才得到了性命。如果是杀一批，我就是第一个，我是“三个代表”之一。当时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严肃也恐怖，很紧张。他说，运动一搞，我就是第一个。他说，如果被别人杀，不如自杀。
他说，当年，他从北京躲到儒林村，他的一个也参加敢死队的侄子，去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听说老舍被批斗押到刘绍棠家门口时，批斗老舍先生的革命小将，指着门说，这个门就是刘绍棠家，可惜他不在，要不我们正好揪住他斗他玩玩！他的侄子回村告诉他，叔，你幸亏走得快，要不，性命难保！
他说，如果被造反派批斗死，还不如自己去死！宁可玉碎，也不要瓦全！没有别的办法，那我只好逃走，我真的要走的话，希望你也跟我走。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发懵了，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他生活在一起，或者说结婚。他以前给我写信，说当精神上的丈夫，我从来没往心里去，不当是一回事，我想你随便写，随便写，只要你能有信心写作，全心全意写作就行。他这么一提出来，我也挺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对我说当年鲁迅革命，逃难的时候，也是带着许广平走；郭沫若逃难带着于立群，我不能离开你，所以我想带你走。你要做好走的准备！我点头同意了，我想我帮他不是为了他好吗？如果他为了我没有走，被批斗了，斗死了，我想不如陪他走吧！从那个时候，我从心里认真对待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想我是喜欢他，爱他的，所以我想为了我的人应该为他做一切事。他很激动很高兴，说你真是我的最有力的支持者。那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生死与共了。说着，他到外屋暖水瓶里倒了两杯白开水递了一杯给我，我们以水当酒喝了吧！从此我们对对方要彼此负责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感情。
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尽量不出工，出工也是过两天就请假回来一次。他常常给我信，我说你少写信，多写小说。他说我把心里话说给你听，我就有精神。然后他就到我家来玩，找我爸聊天，和我妈说话，和我弟玩，已经坐到夜晚十一点或十二点，夜都黑透了，街上基本没有声音，只有狗吠得很响，大概是冬天的冷空气冻的。他有一搭没一搭坐我炕上说着话，我弟我爸都去睡了，他都不肯走。我妈没办法，又不能直接说你怎么还不走，只能连连打哈欠，没想到我妈的哈欠不但没有撵走他，他倒不急不慢地又从兜里拿出一支烟，看着我对着我妈说：我抽完这一支烟就走。可是抽完了一支没走，又掏了一支点燃了在那抽，还再拖延一下，我母亲实在困得东倒西歪，支持不住了。我的眼睛含笑望着他，我能看到他的心里，知道他不想走，一半是为了我们的决定，当形势紧张我们就远走高飞，那时我们不告而别，肯定会让父母伤心与难受，趁现在在父母身边多陪一会儿。
他有一封信写的就是那个晚上的事。他心情不定，小说无法正常写下去……
一九七六年元旦，我到村里去开会，学习元旦社论。所谓的学习元旦社论，就是去读一些报纸，当时的报纸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两报一刊”，是党的喉舌。这是我们每次必须学习的。晚上，我吃过饭，提前出了门。我想到他的冷屋子里看他一眼。虽然我的心情不好，前景很不乐观，但是我想毕竟是新年的第一天，新的一年来到了，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一进去，他还是很高兴，我们两人一起坐在炕沿上开始说话。
一开始说话，他就滔滔不绝。他说：我是一朵锦上之花，只有国家繁荣似锦，我才重放光彩。他说：在经济大规模发展，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富裕之后，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就成为人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作家将成为国家和社会最重视和最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达到发达先进国家目前的经济文化水平（按人口平均，仍然落后），那么钢产量将达到一亿多吨，即比现在的二千七百万吨增长四倍，石油产量将达到五亿吨以上，即比现在得五千万吨增长九倍；粮食产量将达到一亿二千万吨，即比现在的五千二百亿吨增长1.5倍；作家人数将达到五千名，即比现在的几百名增长八倍。想想看，如果发展到这个水平，得要开办多少工厂，出版多少作品……
他又在重复这些枯燥乏味的数字，我听得头都炸了，我对这些数据天生排斥，没有兴趣关注，而他却是深有研究的样子。
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下去：如果以解放初期的发展速度，要达到这个水平，只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对你讲我的文艺复兴，十年有希望，二十年有把握。他说让我做好他的好妻子，全心全意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全面发挥他的才华。
我听着他讲话，脑子开始走神。我在想今天是元旦，一九七五年是永远地过去了，一九七五年这一年，我们发生了很多的事，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上大学没戏了，我的前途没希望了。一九七六年到来了，然后我们又要做好随时出逃的准备。我是一个党员、团支部书记，如果出逃不成功，被抓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批斗大会还不被斗死！如果出逃成功，我们又何以为生？那时候，全国各地户口查得紧，吃饭都得靠粮票。我从没离开过家，离开我妈妈。我不知道我跟他出逃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生活，那肯定是漂无定期，居无住所！一想到这儿，我越想越悲哀，一时就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听到我的哭声，他一下子吓得从炕沿边站了起来。从我跟他交往开始，我从没有在他面前哭过，我是个乐观的人，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所以这一哭把他哭慌了。他赶紧趴在我耳边轻声问我：你怎么啦？怎么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哭，我只是想到我要离开儒林村，心都要碎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真想发生一场大地震，把我们一起埋在这个小屋算了，就如古诗说的：生不同衾，死亦同穴！其实我早已在流泪了，只是我们都靠着墙坐，背对着灯光，我们的脸都是黑乎乎的，他看不到。
他赶紧去倒了一盆热水，让我洗脸。我要走了，因为开会的时间到了。没想到第二年七月份的时候真的来了一场大地震，难道老天有感应？
这一年，他没有回北京过春节。如出外工，有我去，他也去，我们形影不离。冬天的时候，他说只要他住宿的房子不冷得要死，他就不回北京“避寒”，以免三四月不见面，两地相思，十分痛苦。
这一年，我没有收到他一年一卷的生日献礼。这是一个灰暗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