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武则天晚年以来，社会上的奢侈淫靡之风日渐盛行。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靡，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腐朽与堕落，它无端地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玄宗即位后，在姚崇的建议下，接连颁发了几道敕令，力煞社会上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风。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玄宗首先从后妃、百官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入手，从统治阶级上层刹住奢侈豪华的风气。玄宗颁下制书，命令将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交付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于殿前当众焚烧；规定后妃以下，皆不准服用珠玉锦绣。玄宗率先从后宫做起，禁止金银器玩，并在大庭广众面前焚烧了锦绣珠玉，向后妃、百官表示了禁止奢靡之风的决心。
事过两天之后，玄宗又颁下了第二道敕令。敕令规定，百官所用衣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官，允许装饰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官用银，其余官僚则禁止服用美玉金银；妇女的服饰随从其夫、子的品级而定。对于过去的锦绣成衣，可以染成黑色。令下以后，天下不得再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对于违犯法令的人罚杖刑100，工人减轻一等。与此同时，还撤消了专供官用的两京织锦坊。当然，玄宗还不能十分彻底地禁止使用华贵之物，例如百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官品分别使用宝玉金银等，但是，对于极端奢侈成风的统治者无疑是个很大的限制，对社会上盛行一时的奢侈之风也是个有力的打击。
这年八月，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传说皇帝要在民间挑选美女，以充实掖庭。玄宗听到这一消息后，特意颁下一道制书，其中说：最近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贪求声色，选美女充实掖庭，为什么有这种谣传呢？因过去太平公主把美女贡入宫中，事须顺从，未能拒绝。“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朕将改而更张，减少宫女，妃嫔以下，将选择部分宫女，放还其家。于是玄宗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紫宸殿的崇明门，用牛车载出宫外，放还其家。玄宗释放宫女的实际行动，使得那些流传玄宗将选美女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安葬死者方面，奢侈淫靡之风也十分严重。不少王公贵族，甚至庶民百姓，为了摆阔气、讲排场，不惜挥霍家财，厚葬死者，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这年九月，玄宗又颁下制书，禁止厚葬，提倡薄葬。制书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为它无益于死者，又有损于生者。但近代以来，盛行奢靡之风，多行厚葬，并互相仿效，渐渐成为社会风俗，有的因此而倾家荡产，多至凋敝。这样做失礼违令，实在不应该。“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
与此同时，玄宗对于死者的棺椁及殉葬品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不得有金宝珠玉。”
这些禁止厚葬的措施还是很得力的，敕令对安葬死者的各种规定明确而具体，对违令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同时还责令各地州县长官督促检查，对于失职的地方官吏给以适当的惩罚，以保证敕令顺利地贯彻施行。
为了在安葬死者方面提倡俭朴，禁止奢靡之风，玄宗还率先从皇陵做起。原来，诸皇陵都供俸鹰狗，耗费既大，又违背了礼仪。玄宗下令改革这一弊端。诏书指出：近来供奉山陵料度，极多废损，有关仪式，诸陵所供鹰狗并应马上停止。
这些狠刹奢侈淫靡之风、崇尚简朴的做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又及时地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措施，力图扭转积弱积贫的局面。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救灾赈贫，安定农民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连续发生了蝗灾，这是多年不遇的特大虫灾。只见大群大群的蝗虫漫天飞舞，遮天蔽日，所至之处，禾苗一扫而光。但在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下，大都认为是天灾，再加上当时佛教盛行，人们都好生恶杀，因此老百姓都跪在庄稼地边祈求上帝显灵禳灾，对蝗虫则是眼睁睁地坐视食苗而不敢扑杀，满朝文武也多是长吁短叹，一筹莫展。
这时，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终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这年十一月，姚崇身患虐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府第过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便将姚崇迁居罔极寺，他对姚崇的病情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天都派数十使者前去探视。每有军国大事，便命宰相源乾曜前去征求姚崇的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凡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源乾曜上奏，为了咨询更为方便，请迁居姚崇至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宽大为由，予以推辞。不久，姚崇遇到一件事，他的亲信、中书省主书赵诲收受了蕃人的贿赂，被人揭发后，玄宗亲自审讯，并定为死罪下狱。姚崇知道后又设法进行营救，玄宗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姚崇恐惧不安，以为自己已经不宜再做宰相，数次请求辞职，玄宗最终答应，并根据他的推荐，由宋璟出任宰相职务。姚崇遂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开元五年（717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又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很犹豫，又同姚崇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若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姚崇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而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他立即给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依靠人力是无法抗拒的。”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立即给倪若水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你这个刺史是怎么做的？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请再不要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带着情绪执行命令，发动各地官民捕捉蝗虫、焚埋蝗虫。汴州所捕杀的蝗虫多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的还不计其数。倪若水终于在事实面前服输了。
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将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慎重考虑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任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姚崇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
还有一个迂腐的人韩思复也极力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蔓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朝野佥载》中也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2.检田括户，抑制兼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