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4日，奥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文所邀请在社科院二楼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以色列：在爱与黑暗之间”的演讲。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主持了演讲。我在奥兹的执意要求下，与陆建德副所长一起给他做同声翻译。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陈众议教授为我做了如此优美的介绍。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我和我的夫人前来访问。我以前曾经多次来到中国，但都是在梦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过去几天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深受感动，令我难以忘怀。中国读者对我的作品以及以色列文学所给予的不同凡响，所表现出的兴趣，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感到震惊。正如大家所知，大约有70多部希伯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大约有三四十部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希伯来文。我相信书籍之间的对话乃是中国文学和以色列文学、中华民族和以色列民族的最好对话。两个民族之间的最好对话方式就是要阅读对方的文学作品。因为如果你购买一张机票，到另一个国家旅游，你会看到那里的著名纪念碑，你会看到宫殿、广场，你会看到村庄、桥梁和河流；要是你有运气，你可以跟那里的一些人交谈，这是你通过旅游所能获取的印象。但要是你读一个国家文学作品的话，那么你则被邀请到人家做客，看到的是起居室、厨房、孩子的房间，甚至看到他们的卧室，因此你会感觉到你与别人的交往非常密切。世界上最好的旅行方式是文学旅行。我现在要用一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述现代希伯来文学及其起源。
现代希伯来文学可能令在座各位难以理解。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拥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犹太文化也有四千年的历史。我们之间一共有九千年的文化史，这是一种极其悠久深远的文化，我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整个现代希伯来文学面面俱到。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奥兹在社科院的演讲我想从影响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三个最重要因素谈起。首先，在过去的两千年间，犹太人没有家园，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难以想象。尽管在中国，大家也经历过艰难时世，遭遇外侮、反叛、内战、革命、战争和文革，经历过艰辛、苦难与饥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家园，没有流亡异乡。即使有人移居海外，但中国就是中国，这一事实无法改变。而犹太人的经历非常独特，在过去的二千年里，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到过136个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在上海有个重要的犹太社区，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关照。犹太人的最切身体验就是没有家园。
自从以色列王国在公元71年遭到罗马帝国的毁灭后，犹太人便没有了自己的国家。结果造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他们流亡到136个国家，讲述一百多个国家的语言。在欧洲，许多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带有浓重的德文口音；在中东，许多犹太人讲拉迪诺语，带有浓重的西班牙文口音；犹太人从来没有自己的语言进行日常生活对话。因此，没有口头交流语言就成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非常重要，要提请大家记住，即使到了1948年以色列再次建国，犹太人也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否能永远拥有这个国家，以色列面临着新的威胁，狂热主义者总是想把以色列毁于一旦。这三方面因素成为现代犹太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现代希伯来文学中也得到深入的反应。
许多人对犹太人感到好奇，许多中国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取得如此的成功？有众多成功的商人、企业家、科学家、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答案非常简单，并非因为我们犹太人有杰出的基因，我们的基因并不比中国人的基因强。我们的基因与其他民族的基因一样。原因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除了书之外一无所有。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建造琼楼玉宇、桥梁、城市、村庄、万里长城以及其它恢弘建筑时，犹太人在写书；在其他国家打仗、征服、失败时，我们只有书。自古以来便有一句著名的犹太谚语：如果你想在一个冬天避雨，就造个茅屋；要是你想在许多冬天避雨，就造一所石屋；要是你想为子孙后代铭记在心，就建造一座石墙环绕的城市；要是你想流芳千古，就写一本书。犹太人是书的民族，他们是学者，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成为战士、政治家和建造者，他们一无所有。尽管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书对他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在那里建立了城市、乡村、宫殿、广场、桥梁、街道，但是我们也许有朝一日会失去犹太人特别珍贵的遗产，即著书立说的遗产。但现在预言有些为时过早。
以色列人读的书仍然比任何国家都多，以色列图书的平均销售与发行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但是以色列人读书与其他国家的人不同，他们读书并非为了愉悦，而是为了与作家斗气，不同意作家的见解。我们这个民族喜欢争论，喜欢不一致，喜欢持有异议，在我们的传统中充满了争论，许多书中也充满了争论。鼓励个人与他人进行争论。国王这么说，老百姓那么说；先知这么说，但普通人那么说，不管他们尊重先知与否。普通人之间也会争论。在犹太传统中，甚至有人同上帝争论。据《圣经》记载，先父亚伯拉罕曾和上帝争论，指责上帝不公正。这种争论在其他文化传统中难以接受，甚至难以理解。但在犹太传统中具有普遍性，犹太传统的基础便是怀疑与争论。治理这样的国家，绝非易事。
以色列一共有700万人口，我想这就像北京的两个区，但是在700万人里面，就有700万个总理，700万个先知，700万个救世主，人人都有一套治国设想。即使在以色列的小学里，老师也鼓励孩子们去争论。即使孩子的见解与老师的不同，老师也还是鼓励他们直抒己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都会提出新奇的主张，这一传统也许与中国传统迥然有别。我对中国传统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我知道争论与怀疑是犹太文化的精髓，这也是理解当今以色列和以色列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读我们的书是为了和我们斗气。有时候，我在以色列乘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就开始和我争论，说他不同意这样写作品中的人物，说要那样写。以色列的作家和老百姓都不断地和以色列的总理和政府进行争论。但即使你和政府争论，你也不会被送进监狱。若是你跟政府争论，总理很可能会邀请你到他的官邸里喝杯茶，甚至吃饭。前些天，我和夫人被邀请到总理奥尔默特官邸吃饭，席间讨论了许多问题。饭吃得很愉快。总理知道许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很尊重其他人的见解，但他会对你的主张视而不见，所以不要指望作家会对政客有多大的影响。
下面我来讲述希伯来文学的特点。120多年前，犹太人开始回到以色列地，当时犹太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有迫害，有各种歧视，甚至有屠杀，还有驱逐。在世界各地不受欢迎。他们只能回到2000年前即已离开的地中海家园。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歧视，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宗教原因，也有对犹太人的偏见所致，如认为犹太人聪明，但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犹太人在敌意加剧的情况下，回到了以色列地，并在那里定居。与此同时，他们在那里也创造了一种文学，即反映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地这一思想的文学。
现在世界上近一半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整个世界约有1200万犹太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口比北京总人口要少。以色列目前共有550万犹太人，他们来自136个以上的国家，他们之所以到达以色列，并非因为理想主义，并非因为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受到了迫害。尤其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了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大屠杀之前，有1800万犹太人。但二战之后，只剩下1200万犹太人，600万犹太人消失了，如同中国失去了4亿人口。试想这是怎样的一幅情景。犹太人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安慰。
我还想强调的是，以色列居住的犹太人不光是像我父母那些从欧洲移居过去的犹太人，还有从阿拉伯国家移居过去的犹太人，差不多一半的犹太人口从摩洛哥、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移居到了以色列。要建造一个家园，没有共同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必须要有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经历了一个从死亡到复兴的过程。它的复兴甚至比重建以色列家园还要独特。国家可以重建，但是创造一种语言非常困难。
希伯来语是犹太人非常古老的一门语言，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创造了希伯来语《圣经》，即《旧约》，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希伯来语《圣经》中包括了诗歌、先知书、历史、散文、韵文，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囊括了圣经时代的整个犹太文化遗产。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后，只把希伯来语当成仪式语言，用于祈祷，用于宗教事务的对话与交流，但希伯来语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像古老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已经死亡，如同一个睡美人在那里沉睡，等待王子有朝一日亲吻她，将其唤醒。即使到了1800年，希伯来语还不是一种口头用语，不在厨房使用，不在客厅使用，只在犹太会堂使用，但犹太人仍然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在中世纪阿拉伯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创造了大量的诗歌和哲学著述，达到了希伯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所创作的大量希伯来语诗篇，非常具有感染力，当时的宗教主持人拉比也从事诗歌创作，甚至用希伯来语创作带有感官色彩的诗歌，甚至创作优美的同性恋诗歌，甚至大胆地创作色情诗歌，因此希伯来语成了一门用于写作交流与教育的语言，但主要是针对男人而言，而不是针对女人，女人在当时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运用语言的能力也比较低。
希伯来语是如何复活的呢？此乃一个天才的个人神话。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才华横溢的本-耶胡达，创作了一部希伯来文字典，创造了几千个现代希伯来语词汇，把一种古老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复活。这的确是个神话。在《圣经》时代，希伯来语只有3000个词汇，本-耶胡达是个语言天才，他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话语注入到希伯来语中。但是任何一个语言天才也不可能让一个民族去讲同一种语言，任何一个天才也不可能让中国人去讲挪威语。复活希伯来语的最好途径是要人们去讲这种语言。
当时许多犹太人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相遇，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东方犹太人讲拉迪诺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有时甚至讲波斯语，但是不能讲欧洲犹太人的语言；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匈牙利语，有时讲德语，但是不能讲东方犹太人的语言。这两大人群是无法交流的。要进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做生意，谈话，进行买卖，即便他们当时讲的是祈祷书中的希伯来语，但希伯来语作为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交流的语言，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生命。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像创立希伯来语的本-耶胡达，教授希伯来语，给希伯来语词根加入前缀和后缀，创立新词。举例说来，圣经时代没有发明电（希伯来语称电为“哈什玛拉”），因此《圣经》中没有电这个词。但本-耶胡达在《圣经》中找到了“哈什玛拉”，没人知道它的含义，在《旧约·以西结书》中，根据上下文，“哈什玛拉”一词也许与宝石或珠宝有关，于是本-耶胡达决定用这个词代表电，由此派生出系列希伯来语新词，比如“带电的”、“发电”、“被发电”、“使发电”等等。
最初，约110年前，只有少数一些人为了交流在耶路撒冷讲希伯来语，只有几百人。我想我可以确切地指出希伯来语复活的一刻。在耶路撒冷，一个男孩在一个寂静的夏夜和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女孩相遇，轻轻地对女孩说，“我爱你”，从那时起，希伯来语就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可以表情达意。我不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名字，但是他们复活了希伯来语。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窃窃私语，通过他们之间亲密而深情的表达，现代希伯来语才复活了。
自18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希伯来文学核心。欧洲的犹太人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尽管当时还没有希伯来语戏剧，用希伯来语言创作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他们虽然不讲希伯来语，但他们创造了整个希伯来文学实体，有现代意识，世俗意识，各种意识。这种文学为创造日常希伯来语做出了贡献，为口头希伯来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基础。后来，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的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希伯来语当成工具，因为这是东西方交流的最好途径。试想如果在中国，在北京，大家说普通话，但在南方，大家讲述方言，我设想讲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语言，试想在这两种语言之上，中国有古代汉语，大家能够阅读，但是却说不了。这种古代汉语很可能成为南北方的交流工具，因为这是大家唯一使用的共同语言。这也是希伯来语复兴的秘密所在。
此后，年轻一代人成了说希伯来语的人，语言本身突飞猛进。今天，科学家要把卫星送上天，医生要动复杂的心脏手术，驾驶员驾着飞机在天空飞翔，所有这些人用的都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实际上完全反映了当代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从欧洲国家的语言里借用了很多语言。借用外来语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四十年代，我在耶路撒冷还是个孩子。那时说希伯来语的人还不到50万，但19世纪末只有几百个人说希伯来语，增长的速度的确很快。到现在已经有700万人或800万人说希伯来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说希伯来语，世界其他地方的以色列人也说希伯来语。如果和说挪威语的人相比，那么说希伯来语的人就更多了。说丹麦语和芬兰语的人没有说希伯来语的人多。莎士比亚时代大概只有500万人说英语。所以想想看，在110年间希伯来语发展极其迅速，伴随着这一态势，希伯来语文学的发展也极其迅速。
首先，有一大批文学大师从欧洲来到以色列，如阿格农、比阿里克、布伦纳、车尔尼霍夫斯基，他们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但是却带来了欧洲人的意识，因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俄语、波兰语、德语，当然还有意地绪语，这些作家都懂许多语言，熟悉许多文学传统，熟悉俄语文学、波兰语文学、德语文学和其他文学。所有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深厚的欧洲文学根基。即使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作家，也把中东意识带到了以色列。因此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文学其实受到了多种文学传统的影响，能够海纳百川，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容纳其中。正如我所说，以色列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他们把居住国的语言文化带到了以色列，带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渴望，甚至挫败，文学则表现出爱与黑暗，对希伯来语的热爱，对以色列的热爱，对新犹太生活的热爱；但是也有黑暗，比如说大屠杀的黑暗，恐怖的黑暗，犹太人遭受迫害的黑暗，苦难的黑暗，以及对未来没有安全感、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的黑暗。
当然，以色列文学表现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以色列作家也试图在创作中寻找解决冲突的途径。百分之九十的以色列作家都是反政府的，总是和政府不一致。但以色列政府不会把这些作家和诗人送进监狱，顶多就是给他们扣上许多帽子。许多次，以色列的政客们就把我称做以色列的叛徒，前政府就曾经称我为“亲阿人士”。许多以色列作家均被视为“亲阿人士”。
实际上，许多以色列作家和诗人对待巴以冲突的态度非常注重实效。我们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悲剧。是正确者与正确者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正确者与错误者之间的冲突。这片土地是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土地，也是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生存的土地。我们说那片土地是我们的，巴勒斯坦人说那片土地是他们的。我们离开了那里就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离开那里也无家可归，这是两个民族所拥有的唯一一片土地。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要巴勒斯坦在那里建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妥协，一种痛苦的妥协。妥协从来不会轻而易举，一般说来不会太愉快。我知道年轻人不喜欢妥协，年轻人会认为妥协意味着放弃，没有诚意，是机会主义者，在自己的词汇表里没有妥协。在我的词汇表里，妥协与生活是同义词，只要生活，就必须有妥协。不仅在民族之间需要有妥协，在个人之间也许要有妥协。婚姻要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达成妥协。养育子女要在孩子与父母之间达成妥协。兄弟姐妹之间也要有妥协，生活就是妥协。妥协并不意味着投降，我说妥协并不是说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我觉得妥协就是跨出一步，与对方在中间点相会。坐在我旁边的太太，我们已经一同生活了47年，我们之间也是有妥协的。我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应该达成妥协，应该有两个国家，比邻而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拥有一部分土地。可以把一套房子分成两个单元，这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这是最为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大的障碍就是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他们不要任何形式的妥协，他们要摧毁以色列。即使以色列的温和人士也不会同意要摧毁以色列，即使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许要抵抗。但要是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那我是完全赞成的。
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许多以色列小说家和诗人一直都主张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与巴勒斯坦人说话。我们跟他们有对话、会议，在冲突的起源上我们的观点可能不会完全一致，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不同，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妥协让步，能够达成结果上的一致，那就好。现在我们犹太人很容易理解巴勒斯坦的苦难。许多以色列犹太人过去曾经居住在难民营，而现在巴勒斯坦居住的地方几乎就成了一个破败的难民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是受难者。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过去都是欧洲的受难者。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尤其是在大屠杀期间，欧洲人屠杀了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所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就是两个受难者之间的冲突。我知道，两个同受到同一压迫者压迫的受难者应该团结起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却不是这样。两个同属于一个父亲的孩子相互之间没有爱，相互报以仇视，可以用这种比喻来形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当成欧洲纳粹的翻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不认为我们是来自欧洲的难民，而是把我们视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另一个缩影，是曾经迫害过他们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一个象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由来已久，主要争端由土地引起。既不是宗教冲突，也不是文化冲突，而是一种国土争端。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中的狂热主义者想把土地争端变成文化争端和文明争端。很难说这片土地究竟属于谁，哪个国家能够真正拥有这片土地。妥协的方式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以色列人所有，一部分归巴勒斯坦人所有。
正是因为以色列是个大熔炉，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因而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多样性。在以色列文学中，你可以看到德国文学的影响，看到俄国文学的影响，看到阿拉伯文学的影响，看到伊朗波斯文学的影响，看到拉美文学的影响，还可以看到欧洲文学的影响。作家在创作中往往融入了几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以色列文学在建国之后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然，对作家来说，能在文学中把各种文学传统兼容并蓄也是一件好事。我父亲是个学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剽窃一本书，人家会说你是文抄公；剽窃20本书，人家会说你是学者；剽窃50本书，人家会说你是大学者。同理，如果你只接受一种文学的影响，那是模仿；如果你在许多国家的文学中博取了影响，那么你则能够创造一种独创性。以色列文学中有城市文学和乡村文学，你可以看到约书亚·凯纳兹、哈努赫·列文、雅考夫·沙伯泰比较注重描写特拉维夫生活；你也可以看到约书亚、海姆·拜伊尔、大卫·格罗斯曼比较注重描写耶路撒冷生活；还有一些人，如伊扎克·本·奈尔擅长描写乡村生活。阿哈龙·阿佩费尔德，大卫·格罗斯曼擅长描写大屠杀生活。我想不用细数这些作家的创作特征，因为许多作家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大家可以阅读文学作品，以了解这种文学的多样性。
有的作家写耶路撒冷文学，有的作家写特拉维夫文学，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相距只有70公里，但这两所城市非常不同，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不同，气氛不同，传统不同，历史不同。特拉维夫是一座新型的城市，其历史不足百年，非常后现代，非常西方化，非常生气勃勃等；耶路撒冷比较传统，由许多沉重的石头建造而成，比较内向，比较含蓄，比较神秘。这种区别造就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两种文学，此外还有基布兹文学，乡土文学，以及其他多种文学。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包括自嘲，开自己的玩笑。我们经常对自己说些笑话，我们经常嘲笑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文学也在经常嘲弄我们集体的弱点，也经常拿自己开玩笑。我觉得幽默感是一方良药，是消灭狂热主义的最好的办法。狂热分子从来不会有幽默感的，具有幽默感的人从来不会成为狂热分子。如果你具有了幽默感，一直不住地笑话自己，怎么会成为狂热分子呢？幽默感是一种文化财富。因为采取幽默的方式看待自身，就是在用别人的视角看待自身，嘲笑自己，也是在用别人的方式看待自己。我认为，要用别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乃文学伟大秘诀之所在。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学均教给我们如何从不同视角、眼光、立场来看待世界。比如一条街，我们从不同的窗口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也是任何一种文学，以色列文学，中国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学妙处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