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不可以写一写青年时代见过的人呢？
可以是可以，只是很难。青年人关心自己，对周围的人往往不大留意。最忘恩负义的——同时也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年龄是17—20岁。对生活尚未习惯，对自己也是如此。不理解生，不理解死，不理解人们，而与此同时又确信他把一切都看透了，正所谓看破红尘，万念俱灰。
青年人的这种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对自己的过分关心，是令人苦恼的。但它是自然而然的，你无可奈何。我要写写青年时代见过的一些著名老人，也就是我曾经见到的和留在记忆中的东西（遵循我一贯的准则——只限于个人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三手甚至二手材料很容易和诽谤混杂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不得不把自己也写进去——请读者原谅我：这是年龄的关系。我的白发皤然的朋友们非但原谅过我不懂事的年龄，还相应地原谅过我不懂事的外表：一个被宠坏的少年的外表和举止。我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可就连这也未能使我变得稳重些。
旧文学在当时已日薄西山。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相继谢世。但仍有一些人——即使不是那么著名，可也毕竟不是无名之辈——在“高举俄罗斯文学大旗”：波隆斯基 雅·彼、迈科夫阿·尼、普列谢耶夫阿·尼、格里戈罗维奇德·瓦、魏因伯格彼·伊。等人还健在，更不用说如今已被遗忘的那些人。
最后，健在的还有列夫·托尔斯泰（只是我见到他要晚得多）。
说实话，我当初对这些人“还活着”感到吃惊。当然，我的吃惊不是理智的，而只是凭感觉：既然普希金、波隆斯基和普列谢耶夫的诗收进了教科书，既然从11岁到16岁要一视同仁地阅读果戈理、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不就等于说，他们全都无一例外地不在人世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他们的书。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很难表达，是青年人所特有的。
我第一个认识的是普列谢耶夫。我对“芬芳的白发”的迷恋就是始于他。“白发的芬芳”不是现在的，而是我当时的说法。
阿·尼·普列谢耶夫当时在主持《北方信使》（最早的一个版本：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叶甫列伊诺娃与哈巴狗，萨巴什尼科娃出版）的诗歌部。
我们请他吃饭并决心加把劲：我们知道他喜欢吃。
他来了，很客气：带了编辑部收到的诗稿给我审阅。我不无自豪，高兴地同意“帮助”他。
普列谢耶夫说：
——这是一些真正的诗人。利多夫康·彼·利多夫（1862—？），诗人。——年纪轻轻，但已开始发表作品。阿波罗·科林夫斯基阿·阿·科林夫斯基（1868—1937），诗人。……而这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都有，全往编辑部寄……
然而，即便是利多夫的诗我也不是很喜欢：不错，天生对诗歌有感觉。要知道，就连普列谢耶夫本人我也认为是一位“稚气的”诗人，而且，我已能透彻地理解普希金的《预言家》比莱蒙托夫的好在哪里。
我极力说服自己，对“活着的”诗人要宽容，（为什么？）可利多夫的这些诗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铃兰弯曲的高脚杯
梦想着存在的秘密……
梅列日科夫斯基
梅列日科夫斯基大声喊道：利多夫是真正的诗人，他这几句“妙不可言”：
犹如远方的香炉的火苗，
夕阳在闪耀，而后熄灭。
你无动于衷地走了，
我在燃烧，而后死去……
普列谢耶夫还很欣赏“高脚杯”，我谦虚地不与他争执。不过我马上从一堆不幸的“无名小辈”的来稿中挑出几行滑稽之至的诗句——对春天的描写：
森林穿上了树叶，
树木开始发绿，
灌木丛中传来了
夜莺响亮的歌喉……
我很喜欢普列谢耶夫。他是个身材高大、有些笨重的老人，浅黄色的头发（看得出曾是个金发男子）相当浓密，梳得一丝不苟，全白的长髯一直垂到了坎肩上，很有气派。五官端正，略微有点浮肿，高贵的鼻子和似乎很严厉的眉毛，可蓝色的眼睛却透出一种俄罗斯式的温和，一种特殊的、俄罗斯式的善良和稚气，从而使眉毛的严厉显得是“故意的”。
我还喜欢普列谢耶夫的温厚的享乐主义。他一度家境殷实，可已故的谢德林说，他“在莫斯科把他家的甜馅饼全吃光了”。大概是碰上慷慨好客的了。如今在彼得堡他日子过得很寒酸，近乎贫困。《北方信使》给的薪水很微薄。
普列谢耶夫朴素的住宅正对着救主寺，是在底楼，天棚很矮。那里举办过“娱乐晚会”（不经常）。一旦宾客盈门，年老年少有名无名者挤成一堆，屋子里就会变得闷热。先是青年人合唱，然后是跳舞。普列谢耶夫老人精神焕发，愉快地看着那些翩翩起舞的人，好像恨不得自己也来一圈华尔兹。
我们去过普列谢耶夫家，而且很随便。我当时不记得他的儿子，只记得他的第二个妻子，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她的女儿，年纪很轻的柳鲍奇卡，以及普列谢耶夫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列诺奇卡，一个长着一双秀手、漂亮而典型的金发姑娘。
普列谢耶夫喜欢一个人到我们家来，吃饭或者随便坐坐。我们谈诗，也谈那些我们赶巧遇到的话题。他喜欢我的活跃和年轻：他说，青年人能让他“振作起来”。
不过，我们谈的诗主要是编辑部收到的来稿。即使谈文学，那也主要是谈当代文学的具体事务。不过有一次普列谢耶夫讲起涅克拉索夫，讲他如何在深夜里，在自己家中为普列谢耶夫朗诵刚写好的长诗《片刻骑士》。他朗诵得那么动情，以至于念到写给母亲的那段著名的——
请把我带到为爱的伟大事业
而献身的牺牲者的阵营……
——时，普列谢耶夫和涅克拉索夫本人（好像还有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热泪，普列谢耶夫甚至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
普列谢耶夫对这件事只是轻描淡写，但他的讲述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能不这样，换了谁在那种场合都会像他那样痛哭失声的。
普列谢耶夫从来没有谈起过波隆斯基和迈科夫。仔细观察彼得堡的生活，我发现：在文学界的人士之间，在老一辈文学家之间，甚或在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限。原来，这里有“自由主义者”，如普列谢耶夫、魏因伯格、谢苗夫斯基米·伊·谢苗夫斯基（1837—1892），俄国历史学家，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人，也有非自由主义者，或者不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最坏的是我还不认识的老头苏沃林阿·谢·苏沃林（1834—1912），出版家，《新时代报》主编。《新时代》报的编辑。报纸人人都可以读，而在上面写文章“不行”。
但不管怎么说，起初我还是感到吃惊：就是这两位诗人，普列谢耶夫和波隆斯基，我们习惯了将他们并称，让他们在教科书中并驾齐驱，而且两人都还“健在”，同住一个城市。可他们从不彼此见面，从不互相往来。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过来。波隆斯基呢？是的，他也是老一辈俄国诗人，作品也被选进了教科书，同样也不富裕，住房比普列谢耶夫好不了多少，天棚同样很矮——区别只在于：他是住在顶层，五楼，而普列谢耶夫完全是住在人行道上。波隆斯基家里也有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女儿，几个念大学的儿子……但波隆斯基是新闻检查官。是现在的检查官，还是从前的检查官——我不知道，不过我已经明白几分：美髯飘飘的普列谢耶夫，《前进，不要害怕和迟疑！》一诗的作者，跟手握生杀大权的新闻检查官之间肯定会有隔阂。魏因伯格也有气派的胡须（另一种风格）和相应的诗作，《大海》——
如无穷无尽的襁褓
展现在我的面前……
——也是从不参加新闻检查官波隆斯基的星期五晚会……
这是我的初步的、粗浅的观察。我仍在回避细节：为什么我们——我、梅列日科夫斯基以及其他青年文学家，甚至还有若干已经不太年轻的文学家——既能跟波隆斯基交往，又能跟普列谢耶夫交往，而且相安无事呢？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苏沃林交往，尽管他不是新闻检查官？
不过这些细节并未使我不安——我暂时也很乐意去见波隆斯基。
二
波隆斯基的“星期五晚会”和普列谢耶夫的娱乐晚会全然不同。区别何在我还说不清楚，因为这区别很微妙，但我能感觉到。
宽敞的厅堂有两扇窗户，分别朝向两条马路：旗帜街和水池街（波隆斯基家的位置正好在街角上）。里面摆着一张铺了桌布的茶桌，其长度纵贯整个厅堂。（我常想：这么长的桌布是从何处搞来的？）
茶桌周围——是客人。
干枯的、笑容可掬的女主人（波隆斯基的第二个妻子，阿·乔泽菲娜）。窗下是一台钢琴，而在墙角，绿色盆景的上方，是一尊很大的白色雕像——好像是爱神。无论在哪个角度都可以见到她。厅堂里只有她和这张茶桌。
客人总是很多，但不拥挤，因为客人是流动的：每当有新人来到，那些喝完茶的人便会起身走开。
他们穿过小会客室，进入从来不到厅堂去的主人的书房。他就坐在这个相当局促的房间里，而且总是坐在自己的位子——写字台后面的沙发椅上。
我见到了这张写字台，还有写字台后面这位脸冲着门、体态笨拙、块头硕大的老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沙发椅不是很矮。波隆斯基稍稍弯着腰，精神焕发地坐在那里。旁边是他的拐杖。
他没有普列谢耶夫的雪白的胡须。胡须不短，但也不长。他已经须发斑白——确切地说，是灰白。眼睛炯炯有神，而且声如洪钟。忽而高兴地喊叫，忽而生气地或严肃地吼叫。有时还用拐杖敲地板。
写字台将他与客人隔开，客人只能面向波隆斯基坐在椅子上或墙边的沙发上。他说话也是面向所有的人，始终有点像是站在台上。不过，也有客人坐在身旁，说话亲密一些的时候。
波隆斯基很快便对我表现出厚爱。他经常让我坐在他旁边。
能够进入书房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大概，也是些有名望的人吧（只是当时我不知道）。年轻一辈——波隆斯基的孩子连同自己的客人，大学生和小姐们——在隔壁的房间里不时地放声大笑。
我得承认，开始，这隔壁的房间曾勾起我的伤感和嫉妒。我特别想过去，到无忧无虑的他们中间去。想去——可惜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的，其实，我的年龄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小呢。他们是彼得堡的“年轻一辈”，他们有自己的事情。我呢，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文学家嘛，我都发表作品了。我应该坐在书房里，并倾听文学家们的谈话。
既然如此，我也就平静了。还是想想办法，让我们这儿也变得不枯燥乏味才是。不过——但愿他们能把门关上！
波隆斯基在兴奋地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诗。他在讲，有哪些词是他创造的，是他第一次纳入文学的。如果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抛出了“стушеВаться”（由浓转淡）一词，那么他，波隆斯基，则创造了“непроглядная”（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说实话，我对这些“新”词并不感兴趣，觉得已经是陈词滥调。令我吃惊的只有他的一个发现：在卡拉姆辛之前，没有“предмет” （对象，客体）一词，卡拉姆辛是它的创造者。
只要有人要求，波隆斯基总是很乐意为大家朗诵诗，这是常有的事。
他的朗诵很奇特，完全是自己的风格。很有可能，在真正的舞台上，而不是在这家庭的舞台上，在写字台后面，他也是这么朗诵的。可惜我没听过。
他的嗓音犹如长号，低沉浑厚，间或会令人恐惧地拔高。他的朗诵至今萦绕在我耳畔，我能够大致地模仿出来，但却不能描绘出来。普列谢耶夫和魏因伯格的朗诵带有当时的大学生所要求的特定的激情。波隆斯基的朗诵不同。开始你会觉得很可笑，而然后你就会喜欢上。
有形—式，但它是空的！
漂—亮，但它不是美！
这两行诗本身就写得不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言之有物的，通过波隆斯基浑厚的吼叫，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他还以同样的方式朗诵了他唯一的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诗：
她与我何干？不是妻子，不是情妇，
也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可究竟为什么她该死的命运
搅得我彻夜不能入睡？
我不知道，为什么波隆斯基的另一首堪称优美的诗作没能流行起来，就连波隆斯基自己都不朗诵它（当着我的面），好像在台上也很少有别人朗诵。不难想象，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是朗诵这首诗，声音肯定会像打雷：
作家，假如只有他才是
波涛，而俄罗斯是大海，
他不可能不奔腾翻滚，
当整个大海在汹涌澎湃。
作家，假如只有他才是
伟大的人民的神经，
他不可能不感到疼痛，
当自由的创伤如此严重！
但“大学生”要求给这首诗取名为《前进，不要害怕和迟疑！》，他们只相信白胡子，而诗本身是好是坏他们根本不在乎。
在波隆斯基的星期五晚会上什么人没见过啊！作家、演员、音乐家……这里有催眠术专家费尔德曼，有新时代的气象预报专家凯戈罗多夫，有说书人戈尔布诺夫，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家，还有安东·鲁宾斯坦……每年12月底，波隆斯基生日那天，都要举行大型晚会。晚会上，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好像整个彼得堡的核心全集中在波隆斯基家。
主人依旧坐在老地方，写字台后面，庄重地接受来宾的祝贺。不过有一次过生日时，他却拄着拐杖走进了厅堂。没呆多久，只是在安东·鲁宾斯坦丢下纸牌、扑向钢琴，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恶狠狠地击打琴键的时候。
所有的房间都开着门，而且全都挤满了人。没有安排跳舞 （牌桌只有一个，是专门为鲁宾斯坦准备的：每逢星期五禁止任何人打牌）。客人都是有身份的，都是达官显贵，名门望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的夫人温文尔雅，但不漂亮，披着黑色的面纱，好像守寡的皇后，不时地朝介绍给她的人微笑着……我不由地想：这些诗句难道就是写给她的吗？
在喧闹的舞会上，
在世俗的空虚和惶恐中，
我偶然见到了你，但一个秘密
遮盖了你的面容……
是否人人都知道，这舞会——是化装舞会，这“秘密”——不过是一只面具，而且遮盖的是一副少有的、不漂亮的面容？
我是否爱你——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是爱你的……
这首诗具有怎样的魔力啊！人的心灵又是怎样的幻术啊！没见到脸——只是“觉得”他爱她。见到了这张不漂亮的脸（年轻时她还要难看）——大概这才明确知道他爱她……
在人群中，有一个独来独往、举止古怪的人，他忽而来到这个房间，忽而进入那个房间。我们不时地偷看对方，我看他，他看我。他个子不很高，身体瘦削，走路不慌不忙，脚跟紧贴着地面。脸色苍白……是个老头？不是。这个年龄不明的人物，鸟儿一样的脖子青筋裸露，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一点令我震惊）——他长着一双特别苍白的、蜡一般透明的大耳朵。这双大耳朵甚至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大耳朵走来走去，东张西望，跟谁都不说话。不，看啊，他站住了，在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女儿说话……又走了。又回来了。这回，他是在跟明斯基谈话。应该去问明斯基。
可明斯基在人群中不见了，过了很长时间，等大耳朵的人完全消失时才找到他。
——请问，这个大耳朵的人是谁？他刚才还在窗户旁边跟您说过话？
——怎么，您不认识他？可他向我问起过您。这就是波别多诺斯采夫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国务活动家。！
三
我还是回到波隆斯基上来，因为我还记得他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但现在我想把我的第一个忘年交——普列谢耶夫可爱的肖像画完。
我们经常见面，万一没能见面，就互相写字条，甚至写信。每当夏天我们各奔东西——他去别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火车站，我去莫斯科近郊——我们间的通信便会异常活跃。此时我仿佛看得见他黑色的蝇头小字，写在带横格的不大的信纸上。他对我无话不说。谈诗歌，谈生活，谈别人，谈别墅……但他的口吻永远是和蔼可亲的：从来不以长者自居。他喜欢开玩笑，而且是那么天真和温存，丝毫也感觉不到我们之间竟相差40岁。
他谈到刊物的事。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请转告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让他不要急于为自己的两本书寻找出版者，跟苏沃林的接触最好等一等：也许我本人能出版这两本书。您会惊奇，会问：我的钱从哪儿来呢？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似乎很快会变得富有，而且非常富有……”
确实意想不到：普列谢耶夫继承了一笔庞大的遗产。这笔遗产是从谁那儿继承来的，我担心会说错，但好像是一位他从未指望过的远房亲戚。遗产有争议：不过经过一番折腾最后还是确定他为合法继承人。很快，普列谢耶夫一家全去了巴黎。
那年开春之际，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决定，我们也出国——到意大利去旅行六个星期。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有幸漫游过俄罗斯——“从芬兰的寒冷的礁石到火热的科尔西达”——可欧洲……要知道，欧洲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维也纳开始，欧洲就把我征服了。威尼斯——意大利第一城，也作为“世界第一城”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们在那儿已经住了两个星期时，有一次，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昏暗的圣马可教堂里见到一位高个、驼背、身披褐色斗篷的老头：
——这不是苏沃林嘛！另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是契诃夫。等他们走到广场上，我要跟契诃夫打招呼。他会介绍我们认识苏沃林。换了布列宁尼·叶·布列宁（1874—1962），革命活动家。我才不理他呢，可苏沃林，尽管是一块地里的果子，但味道不一样。至少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我们俩都认为契诃夫是年轻一代小说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位。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不久前还在《北方信使》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不过我很少关注过契诃夫，这是出于一种幼稚的成见：首先，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作家中没人能比得上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其次，我觉得契诃夫的笔法绝对不够坚实。不过，认识一下“可怕的”苏沃林我还是愿意的，一是因为习惯了跟老人打交道，二是好奇。
契诃夫
提到苏沃林，我要走题了：须知，他的白发可一点都不“芬芳”！我之所以允许自己走题，是因为他的个性对俄罗斯来说很有代表性，也很有意思。
不过首先，我好像需要再随便一些：稍微谈谈契诃夫。可他不但没有“白发”，而且还能感觉得出，他永远都不会有白发！这并不是因为想到了他的早逝。而是因为契诃夫——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似乎天生没有年龄。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见面，而且每次见面他都依然如故，同在威尼斯时相比，既没变老，也没变年轻。这种印象很牢固，很清晰，对我后来搞清楚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很有帮助。他身上有很多非同寻常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如此细微，如此藏而不露地深植在他的体内，以致我们如果不先搞清楚他身体的基础，就不可能抓住并理解它们。
而这基础就是——静态性。
契诃夫具有静止不动的天才。他并非老气横秋、僵硬不能动：不，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甚至具有罕见的天赋。只是所有这些天赋马上就被放弃了，最后只剩下一种天赋（如果这也算天赋）——在时间中保持静止不动。
任何个人（哲学概念上的）都是一种局限性。但运动中的个人，它的界限是动态的、多变的、弹性的，可以延伸的。但契诃夫的界限是坚硬的、一成不变的。无论什么，体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任何运动他都看成一种外在的东西，并仅仅把它理解成外在的东西。要换一种理解就要具备内在的运动。而且要善于将外在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范围并将之与内在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契诃夫不知道什么是结合。他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由于不生长，自然也就与“年龄”不相干。生下来是四十岁，死时还是四十岁，似乎处于个人的顶峰。
“一个自己时刻的正常人和正常而优秀的作家，”有一次谢·安德列耶夫斯基这样评价契诃夫。是的，正是这样。在契诃夫那里，不存在时间，只存在时刻。“正常”一词用在契诃夫身上是非常恰当的。他连外表都是“正常”的，跟他很相称。一个正常的外省医生，受过正常的教育，有着正常的文化程度，他的生活与此相称，他的爱情与此相称，他的写作与他的出色才华相称。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有些粗糙的手法，这也是正常的。
甚至他的病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正常”的，没人能想到契诃夫会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梅什金公爵那样，在癫痫病发作时瘫倒在未婚妻面前，打翻珍贵的花瓶。或者像果戈理那样，受戒十日，焚毁《海鸥》、《樱桃园》、《三姐妹》，然后才死去。有时契诃夫企图（可并不在乎）突破正常的理性主义的框架，创作出不同于平常的作品。他触及过“疯狂”，（果戈理是否疯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魔鬼乃至友西玛长老是否疯狂，还有托尔斯泰及其“主人”是否疯狂？）但契诃夫此类作品中的疯狂却是一种最为正常的疯狂，描写细腻，富于洞察力，甚至富于柔情，医生式的由表及里。要么干脆变成——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对《黑衣僧人》的天才评价——“一塌糊涂的石印油画”。
契诃夫看女人也是由表及里——要知道，他是个男人！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女性特征。他观察女人，研究女人，正常地追求女人，如果他喜欢她，他会正常地娶她。就这一点而言，他给未婚妻和妻子的信（不久前公之于世的）很有说服力。里面的一切都是“相称”的，一切都是各就各位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单就严整而论，契诃夫已经堪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对那些倾向于“标准”和静态但又沉默寡言的人来说，契诃夫当然是需要的、亲切的。他是他们在“艺术”中的代言人。不过——真不知道，如今该到何处去找这样的人：生活、运动、形势，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帝才知道，“标准”这个概念成了什么样。要知道，就连“标准”也是可以移动的。契诃夫是个正常的人和“自己时刻”的作家，也就是说，是静态意义的标准的人和作家。
不过我的插叙拉得太长了。早该回到威尼斯了。
我喜欢上了“可怕的”苏沃林（他甚至没有去过“新闻检查官”波隆斯基的家）。多么生动的老人！如同水银浇筑的一般。萎靡不振的契诃夫像秋天的苍蝇一样在他身边移动。是苏沃林把他“硬拖”出国的，显然是想让他开开眼界，领略一下欧洲、意大利的风光。他驾轻就熟地为契诃夫指点圣马可教堂，广场上的鸽子，以及一些“艺术品”。擅长讽刺和头脑聪明的契诃夫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故意“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逗自己的保护人生气。他是善意的：他对苏沃林极好。
不过契诃夫确实对“欧洲奇迹”有点不以为然。他对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契诃夫式的看法。苏沃林懊丧地笑着抱怨道：
——他总是着急要去罗马。说什么，那里至少可以找块草地躺一会儿！
在威尼斯的最后几天我们几乎是在一起度过的。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城中散步，然后去河岸街一家最好的宾馆，苏沃林住处的豪华沙龙喝意大利葡萄酒。沙龙挂满了无框的威尼斯镜子和带有闪光的玻璃垂饰的吊灯。金色的葡萄酒同样闪闪发光。大家都很快活。最快活的是苏沃林。他滔滔不绝地讲话，甚至坐都坐不住，动不动就站起来。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和他争论。他争论得很激烈，一再论述、证明，坚持自己的看法。可突然，他停了下来，耸了耸肩膀，完全换了一副口吻补充道：
——鬼才知道呢！也许，并不是这样的。
对他的这种反复，我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过了很久（我跟苏沃林的私人关系不限于威尼斯：我们间或见面，偶尔也通信，只是措辞比较激烈），我才理解这个非凡的俄罗斯人深刻的、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不知为什么，这个才华横溢、带有几分狡猾的聪明人，竟然毫无快意地在精神上将自己整个儿挥霍净尽。俄罗斯式的。
他的脸也是很俄罗斯式的。跟普列谢耶夫、波隆斯基一样。但普列谢耶夫，尽管曾经呼吁“前进，不要害怕和迟疑”，却是真正的俄罗斯贵族，出身名门，皮肤柔软，毛病不少，有些懒惰。波隆斯基的脸较少善意，常流露出些许彼得堡的官气。真正有官气，地位又很显要的当数英俊、枯燥、长着一双锐利而聪明的眼睛的迈科夫。或许，屠格涅夫拥有一副地主老爷的面孔。过于活泼和琐碎的格里戈罗维奇没能保持贵族气派，或者说是没能达到这种境界，当年他曾颇为讲究发型和胡须，但那“完全是模仿屠格涅夫”。
苏沃林的脸虽说也是俄罗斯的，但这是俄罗斯农民的脸。并不是说它粗糙，说苏沃林身上残留着农民气，这无论如何是不切合实际的。但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发觉的狡狯。他的五官，他的整个面孔，正是一个聪明和固执的俄罗斯农民的面孔。灰白的胡须剃得不算短。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快活而狡猾的眼睛。向后梳的头发（从前肯定是淡褐色的）尚未变得稀疏，只是额头有些秃了。由于个子高，所以驼背，脑袋有点往肩膀里缩。
显然，他跟普列谢耶夫一样，喜欢我的活泼，但他并不需要别人的年轻来使自己变得年轻：好像他自己有足够的储备。
我们的晚间聚会以苏沃林和契诃夫把我们送回我们简陋的旅馆而告结束。我跟苏沃林走在前面，契诃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走在后面。我们还在继续争论，苏沃林情绪激动，褐色的斗篷不停地抖动。契诃夫用平稳的男低音说，他喜欢晚些时候在这里问每一位意大利“小姑娘”——Quanto意大利语，多少（钱）。由于不会讲意大利语，他无法进行更细致的观察，不然，至少可以打听到，物价能低廉到什么程度。他已经碰到过一个小姑娘，她回答说：“Cinque意大利语，五（里拉）。……”
我们是乘同一辆火车去比萨的。一路上尽是在争论布列宁。其实这算不上争论：对我的尖刻苏沃林只是抱歉地耸耸肩膀，并说：
——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不是个好人，也没法说他好……
一到比萨，苏沃林和契诃夫便开始狠命地催促我们。只呆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了比萨。在佛罗伦萨，旅游快结束时才碰到了他们。契诃夫一点都不喜欢佛罗伦萨。我们跟行军打仗似的乘车赶路。最后一次跟他们碰头是在罗马，白色的圣保罗大教堂里。阳光明媚的一天。彩色玻璃窗映照出来的浅蓝色和粉红色斑点，投射在白色的大理石上。依旧是苏沃林生龙活虎、风风火火，契诃夫慢条斯理、磨磨蹭蹭……只是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在罗马，找到了可以“躺一会儿”的草地没有。
四
我们计划5月初回到俄罗斯。可已经5月中旬了，我们才到巴黎。我是初次到巴黎，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更不必说新近落成的埃菲尔铁塔了。就连巴黎人对它也还没有习惯。
有何事发生？
在罗马收到了普列谢耶夫热情而诱人的来信：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国外，何不到他那儿去一趟？“哪怕是稍作停留也好，但愿你们能知道，巴黎有多美！5月是巴黎最好的月份。直接到我的旅馆来吧……”
这家旅馆原来是米拉波饭店（当时还未改建）。普列谢耶夫寓所宽敞的阳台朝向马路，而我的正对面是“沃尔施”简陋的金字招牌。左边是凡多姆的灰色廊柱，下面是出租马车欢快的铃铛声。
——我没说错吧，好不好？爸爸就盼着你们来呢。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普列谢耶夫的女儿们一边给我指点“自己的”巴黎，一边问。
老人也陪着我们。然后我们到他的寓所喝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精神焕发。他很高兴见到我——我也很高兴见到他。不过他还是有点变化。这并不是说他的住处已经今非昔比，由救主街低矮的客厅换为巴黎最好的饭店。而是说他瘦了，面部消瘦了，而且坐在沙发上已经不是很灵活。尽管他精神饱满，但比起当年在彼得堡到我们家爬五层楼时，还是有了几分老态。
但这并不明显。他说，巴黎能使他“精神振奋”，永葆青春。在家里坐不住。我们跟着他逛街，游布龙森林，而晚上——去“安巴萨都”咖啡馆，那里，戴着黑手套、年轻苗条的女演员不断赢得满堂喝彩。
饭菜特别味美可口（普列谢耶夫讲究吃）。有一次，饱餐一顿之后，他又说：“喂，现在领我去assommoir法语，下等酒店。”随即又哈哈大笑，善意地嘲弄起自己：
——真荒唐，我想说的是去ascenseur法语，电梯。侍者们盯着我纳闷：刚吃完饭，突然又要领这老头去——
可刚休息一会，他又抓起绅士帽（他变得衣着考究）：
——我们走吧，哪怕是逛逛街心花园，走走，看看……
一生贫困，到了晚年，却得到一笔突如其来的财富，这在当时，即使是对一个家境殷实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普列谢耶夫，一个“进步”诗人（当时都这么说），一个有着自己“闪光的”过去（他曾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牵连，甚至还被判过死刑）的诗人，一夜暴富，这不但没有使他的处境有所好转，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我可以作证，命运的意外转变并没有使这个可爱的人发生丝毫改变。相反，他的温柔的、俄罗斯式的有些缺乏条理的善良，他的纯真的、令人感动的享乐主义，变得更加突出了。巴黎的每一样细小的东西都会让他高兴。湛蓝的天空让他高兴，另外，瑞士，还有尼斯的蓝色大海，同样让他高兴。看着他那高兴不已的样子，你自己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快活起来。他喜欢生活的每一次振颤，极力捕捉它，感受它，因为对他而言，生活确实是所剩无多了。
有一回他说：
——这财富于我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我不必为孩子发愁了，仅此而已。还有，临死时，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松口气了。
他的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他甚至没有回彼得堡过冬天——他本来是很想回来的。从那时起，他只有在夏天才回俄罗斯，住在彼得堡的别墅里。巴黎和尼斯之后，我们再没见面。这两年对他来说等于是命运的恩赐。生命确实在“向他报以告别的微笑”。
他的“最后一天”是在晚秋的巴黎度过的。他好像是猝然死去的，没有痛苦。
灰蒙蒙的喀山大教堂，祭祷仪式。我发现，在人群中，到处都是我的朋友们——普列谢耶夫的同龄人的闪烁的白发。
走出教堂时彼得·伊萨基耶维奇·魏因伯格低头对我耳语道：
——您知道吗，他死了是件好事。那些继承人打赢了官司，他若是还在，他的所有财产都要被抢走。所幸的是，他的家庭已没有后顾之忧了。
果真如此，命运向这个天真可爱的人发出的告别的微笑，这个小小的奇迹，岂不是更加神奇了吗？
五
波隆斯基自认为他是个冤枉的、未被承认的小说家。这一点我是慢慢了解到的。
每逢星期五，他越来越经常地安排我坐在他的身边，没完没了地讲他自己的故事，讲他自己的文学成就……还有“失败”，因为，正如他所抱怨的，人们只顾“赞美”作为诗人的他，却全然不愿了解他的散文。而他的散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比他的诗更令他满意，而且数量可观，大概不比屠格涅夫少。
——写诗又怎么样！屠格涅夫也写诗。糟糕透顶……除了长诗。他的长诗我还是喜欢的。
说完（这样的谈话往往不长，有客人打扰），雅可夫·彼得罗维奇吃力地离开自己的座位，拄着拐杖走到墙边的一个柜子旁，翻出自己还未裁剪开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您读一读，读一读。您自己判断吧。等您读完了，我再给您几本。写信把您的想法告诉我。
他对我唠叨着，在书上写下温存的题词。
他把我连同这些书送走时，既温柔又感激——因为我将读他的书。
后来，他又给我寄来几本新书。我长期保存着他的书信，写得很长，很全面，详述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过——当然，依旧牢骚满腹，抱怨他的小说没得到应有的评价。
为什么他选我作为他的评论家，我这个年轻人的评判对他意味着什么？我想，这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书分送给所有的人，听过所有人的意见，而我是个新人，而且是个年轻的“文学家”——新一代。于是乎便想要再听一次别人对他的小说的看法。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还认为他的小说同屠格涅夫的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我有一个印象，波隆斯基的愤愤不平正是冲屠格涅夫来的。屠格涅夫的东西全得到承认，而他波隆斯基的小说却默默无闻。
这里我又要插一段。多年以后，已是战争期间，玛丽娅·加夫利洛芙娜·萨文娜对我们讲过屠格涅夫和波隆斯基的故事。
那是一个明朗的春天的夜，她来得很晚，刚参加了一场晚会。（这是她最后一次来。当年的秋天她就去世了。）
萨文娜的讲述是无法再现的。作为一个演员，她不是无懈可击，但作为讲故事的人，她是才华横溢的。她的言语中充满迷人的幽默，时而温存，时而恶毒，而且每次都击中要害。
她跟屠格涅夫有过一段“罗曼史”。直到他去世那天仍未终止通信。萨文娜讲了他的最后几年，讲了克拉拉·米利奇……
——他写完《胜利的爱之歌》时，我正好在他的斯巴斯科耶做客。雅可夫·彼得罗维奇也在，他们是好朋友。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希望我们听一听他刚完成的作品，也就是《胜利的爱之歌》。他的朗诵是在晚上，在阳台上，点着蜡烛。时值夏初，百花盛开，入夜，温馨而宁静的空气中洋溢着沁人心脾的芳香。屠格涅夫很激动，我感到，他很重视这篇作品，就连他的嗓音都显得异常高亢。朗诵结束后，波隆斯基沉吟片刻，然后用自己低沉的呻吟不满地喊道：他一窍不通，写得太臃肿……“不，这篇作品你没写好。”屠格涅夫没有反驳，没有争论，但我的心能感觉得到，波隆斯基的反应对他的打击有多大。而且我觉得，波隆斯基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是出于愚蠢或嫉妒，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没法说什么，不便于说，也不会说。不过屠格涅夫肯定明白了我心里的话。后来——波隆斯基走了以后——我们俩来到昏暗的花园，久久地一言不发，在芬芳的花草中间走来走去，又同样一言不发地在长凳上坐了许久，好像我在以此给他女性的、无言的温存和安慰，用沉默来告诉他我想说的一切……而花园和宁静的夜帮了我的忙。
波隆斯基的长篇小说当然不同于《胜利的爱之歌》这类“胡说八道”。大概是因为这是固执而温存的雅可夫·彼得罗维奇的赠书吧，我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的，但后来则忘得一干二净。我甚至觉得奇怪，要知道，年轻时读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是终生难忘的。而这一回却适得其反。也许，那些认为波隆斯基的小说在屠格涅夫之下的人并不见得有失公允。
六
在我的忘年交和熟人中，唯一一位不大喜欢自立门户，并尽力对某种“文学界”给予支持的是彼得·伊萨基耶维奇·魏因伯格。不错，他并不是一位得到普遍承认的俄国“诗人”，不能同波隆斯基、普列谢耶夫、迈科夫相提并论。人们景仰他，尊敬他，知道他。青年人对他的《大海》崇拜得五体投地。然而，他毕竟主要还是一个翻译家。“来自坦波夫的海涅”，所有文学晚会的灵魂，“诚实的”文学—社会流派的保护者。身体消瘦，快活机智，言谈举止赏心悦目，完全秃顶，面部轮廓酷似《圣经》中的先知。他的胡须非常奇特，中间夹杂着灰色，不同于普列谢耶夫的扇状。魏因伯格的胡须是亚伯拉罕的胡须。
大概他是犹太血统，这一点我不敢肯定，因为从来没人关心过这个问题，甚至包括魏因伯格本人。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俄罗斯语言的行家，才华出众的诗人，人人爱戴的彼得·伊萨基耶维奇——难道这还不够吗？应该说，在当时的文学中，“犹太问题”总的来说是很少存在的（只有布列宁提出过这个问题，是针对纳德松谢·雅·纳德松（1862—1887），诗人。的）。而在“旧”文学中，这个问题根本不被提及，也没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些“非自由主义”作家，如与捷尔吉·菲利波夫颇有交情的迈科夫，或与波别多诺斯采夫过从甚密的波隆斯基，也不认为这个问题有意义。
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听到过有哪位老一辈作家提起这事。就连苏沃林自己在谈话中都不好意思触及犹太问题，感到从文学传统角度而言，这是“不合乎习惯”的。不仅如此：过了很久，大概是在1906年，我曾就他对犹太人的态度问题给他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在回信中尴尬地说：“对此，我能回答您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回答。”
尽管当时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团体，如莎士比亚小组和“星期一”文学社，但只有魏因伯格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界”。他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很简朴。他住在喷泉街，阿尼契科夫大桥下面，房子十分窄小，但各路作家都乐意来此聚会。我说的不是个别作家，而是整个文学界。
魏因伯格温柔而忠实地爱着旧文学，熟悉并珍视其传统，甚至风习，但他对新生事物也兴趣盎然，在这方面，别人恐怕有所不及。他试图掌握并领会文学运动的变迁、更迭。可能他觉得，他注定要比几乎所有的同龄人长寿（他比契诃夫死得还晚），注定要目睹不止一次的变革。另外他也确实精力充沛，感觉敏锐。
不久，当颓废派刚刚萌芽（或可说尚未萌芽）的时候，他便大胆地邀请我参加文学基金会的传统晚会（一年一度，在商业学校大礼堂里举行）。要明白从魏因伯格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气氛，当时的公众，“旧”青年。普列谢耶夫、迈科夫、格里戈罗维奇、波捷辛阿·安·波捷辛（1829—1908），俄国作家。魏因伯格本人年年都要在那儿登台朗诵，从前波隆斯基身体好的时候也参加，还有屠格涅夫，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又是一些老人，依旧是格利戈罗维奇、魏因伯格和我！魏因伯格对我个人很好，不过，有时也显出几分顽皮：别光说我们，你们也要听一听新东西！跟他在一起，我们有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些淘气的孩子。假如有人大声喧哗，魏因伯格并不理会：让他们喧哗好了，这样反倒更让人高兴。他本人跟我一起登台演出过几次。为了尽兴，每次收场时他都要朗诵《大海》——同时又做出厌倦之至的样子——他不过是在满足观众的要求。
魏因伯格愿意接纳年轻人，希望能形成新老结合的局面，让观众逐渐适应他们。但进展非常缓慢，在基金会的晚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毕竟还是旧的优良传统。
迈科夫的朗诵我只听过一次。他朗诵得很好。身体干瘦，穿着一丝不苟，相貌英俊，有一双冷峻而又聪明、锐利的眼睛。他的朗诵具有同样冷峻的穿透力和一丝嘲讽意味。有两行诗我记得特别清楚（《执政官夫妇》）：
听得见——还是听不见？
他睡着——还是没睡？
他朗诵的《三死》也是令人叫绝：
别了，高傲的幻想，
我无法将你们实现。
啊，我将像神一样死在
他开创的世界中间！
迈科夫毫无疑问是当时诗坛上最有才华的诗人。但他的天赋总让人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那么快就被遗忘了，而且始终没能像费特那样——我认为——受到人们的喜爱。
我们与迈科夫的关系从来不曾密切（又有谁曾跟他关系密切呢？我想不起来）。经常见面，有时他也到我们家来。
有一段时间他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朱利安》很着迷，甚至还在家里组织过朗诵。
他给人的印象全然不像个“老人”，情绪饱满，精力旺盛，生龙活虎一般。他的去世出人意料，但不知何故没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们当时不在彼得堡。
在基金会的晚会和类似的晚会上，我最感兴趣的是“演员室”。我在那里有幸见到当时所有的名人和半名人。比如费格涅尔维·尼·费格涅尔（1852—1942），女革命家，回忆录作家。当时还相当年轻，留着栗色的连鬓胡，在角落里踱来踱去，等待着自己的节目——显得很紧张。他的妻子美迪亚·费格涅尔，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人，在斜对面，也在踱来踱去——也显得很紧张。我惊奇地观察着他们，这些歌剧演员，有什么可紧张的呢？他们告诉我，每次出场之前，都是这样。这也许是职业特点吧。不过萨文娜不一样，她不慌不忙，从容地坐在桌旁喝茶。矮壮、黑眼、已经须发斑白的科罗连柯好像在跟加林说话：这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小说家，著有《捷马的童年》，赢得了普遍赞誉，可我——不喜欢。
还是让我们从这个明亮的房间转移到另一个“幕后”般的房间吧。那里现在更有意思。那是一个紧密的成员作家与非成员作家的小组。小组的灵魂是格利戈罗维奇。他在讲“笑话”（他永远在讲什么）——压低了嗓音，以免打扰别人。时间很多，因为奥尔加·沙皮尔在朗诵《关于爱》，魏因伯格刚到厅里打过照面并宣布：
——目前一切都好。只有一个人睡觉。她还没有进行到一半。
格利戈罗维奇讲的东西总是令人吃惊。据说，有一半是他虚构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意思就行。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位格利戈罗维奇，我从小就熟知的《乡村大道》、《苦命人安东》的作者。从照片上看，他是个十足的绅士，留着一副连鬓胡。而眼前这位——身体细长，好动，白色的胡须剃得很短（效法屠格涅夫）。
我和格利戈罗维奇是好朋友。经常见面，快活地聊天。他热情地鼓励我：
——写吧！写吧！
他甚至还画着小小的十字，祝福我未来的文学道路。他画的之所以是小小的十字，那是因为当着众人的面不便于手势太大，即便是在“演员室”里。
在演员室里，亦即在第二个房间里，“在幕后”，他还给我们讲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他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农民是多么痛恨由医生变为地主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如何当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面在树林里把他活活打死。我记得，他说了“当面”两字，并且问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能忘记这件事吗？能吗？这件事能解释很多问题。”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我们全被惊呆了。而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七
魏因伯格的快活和机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如他的即兴之作。随便给他一个词，他都能当场给你找到它的韵脚。我们之间通信始终是用诗。他经常到我们家来。每次来都要爬五层楼，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就在爬楼的功夫，他已经完成一首长长的赞美诗，一进门，他便开口朗诵，并这样结尾：
而然后——
请接受古尔梅的糖果。
每到晚会接近尾声时，我们六七个人便开始筹划，到哪儿去吃晚饭。去帕尔金家？去多诺恩家？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提议去“狗熊”酒家。意见不统一。但坦波夫的海涅——他有一首诗曾经家喻户晓，写的好像是一个九品文官和将军的女儿——这时开口了：
既然主人发了话，
那我们就去“狗熊”酒家！
于是我们便奔赴“狗熊”酒家，彼得·伊萨基耶维奇用他的即兴之作，用他的“远古的传说”，使气氛又变得活跃起来。这是一口真正的文学传说的深井。他甚至知道早已无人记得的杂志《世纪》的“丑陋行为”是怎么回事。我要悄悄告诉未来的古代文学掌故的收集者，这究竟是怎样的“行为”：一家自由派杂志；或是团体，组织了一次文学晚会，并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估计也跟文学沾边）登台朗诵普希金的《埃及之夜》。当她声情并茂地念道：
谁会来此热情的集市？
我要出卖自己的爱情！
观众情绪激奋，反响强烈——但态度有些难以捉摸。为此，《世纪》向晚会的组织者，部分地也是向那位女士，发起了猛烈攻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妇女问题”也被拉扯进来，《世纪》（当时参与该杂志的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哥哥）连同自己的“丑陋行为”——企图侵犯“妇女自由”——一起遭到唾弃。
有一次魏因伯格给我带来一样东西，不是古尔梅的糖果，而是一个写诗用的红色的山羊皮封面的笔记本。第一页上是一首戏谑性的献诗：
纵然您住的是七层楼，
我的爱仍是一如既往，
即使您住得比涅瓦河底还低，
我的情依旧不会两样。
什么样的心都不难领略，
唯独这样的情愫天下难寻：
这是来自坦波夫的海涅，
赠送这本纪念册的老人。
接着，下面还写了这么两句：
三年过去了，血已开始变冷，
但对您——我的爱依旧滚烫。
（这个笔记本后来记下了我整整15年的诗作，它同我远未失去历史价值的全部档案一起遗失在苏维埃俄国。）
魏因伯格对文学的柔情绝对不只限于书本。他不断地出席一些委员会的会议，夜以继日地在基金会里工作，接待作家，为处于困境的人筹措贷款。他耐心倾听每一个来访者的陈述，即便是对那些写作狂也一视同仁。必要的时候开几句玩笑，但总是带着快乐的、善意的幽默，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
然而岁月无情。老人们，魏因伯格的同龄人，都相继谢世。文坛上萌生了新的流派。魏因伯格当然不能加入其中，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他太真诚了。但他跟从前一样，善意和关切地对待新生事物：难道这不同样也是他所忠诚捍卫的俄罗斯文学吗？
他已经老态龙钟，可依旧不时地自嘲，对自己的衰老抱着乐观豁达的态度。出国疗养过——有一次我们在德国偶然碰到他。我记得，契诃夫去世时，他非常伤心；甚至愤愤不平：他对契诃夫评价很高。不过，他从前也承认过，他不能接受契诃夫的生活态度，说他热衷于“琐屑、阴沉的生活，缺乏正面的东西……要知道，他是有才能的，屠格涅夫式的才能！”我又挑逗他：“什么正面的东西！您习惯了有‘理想’的作家！如今都改弦更张了！”
对高尔基，魏因伯格明确表示不能容忍，尽管承认他有才能。对安德列耶夫，他简直无法理解，甚至也不想理解，只求避而远之。我们经常谈论当代作家。有一次他对我提起蒲宁，不知何故我们在彼得堡对他知之甚少：“这是个扎实的好作家。只是……”
——只是什么？他也缺乏“理想”吗？
——不是。他到底热爱什么？要知道，作家应该义无反顾地热爱什么才是。
一般说来，魏因伯格不是简单地接受八面来风。他要认真分析，仔细观察。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老人”，一个在新“潮流”——不光是文学的，还有生活中的——生活过几年的文学家，他是很有意义的。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鸿沟在哪儿？他们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在哪儿？究竟有没有联系？子辈转向了哪里？孙辈将走向何方？
新宗教思潮开始时魏因伯格经常到我们家来（我们已经搬到三楼，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每次来都要不厌其烦地仔细询问：这宗教倾向从何而来？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思考什么？
他自称是唯物主义者。啊，当然。他们40—70年代的人全都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然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坚持这一点——若要把普列谢耶夫、魏因伯格、波隆斯基、迈科夫、格利戈罗维奇及其数以千计的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同后来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应迟钝，难以容忍，天生自鸣得意。它自身代表了文化的某种断裂，最终必将导致个性概念的丧失。
我们这些著名的（还有不著名的）“老人”的唯物主义与此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不过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变化了的感觉。他们自称“唯物主义者”，以示自己跟从前的盲目“信教者”的区别。可他们，说实在的，根本不懂什么是“唯物主义”。他们完好地保留了人的所有感觉，不曾有丝毫的丧失——他们算什么唯物主义者？
不过，这是个既十分有趣，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这里只说一点：即使把那一代俄罗斯人叫做唯物主义者，那也应该是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我并不是有意将别林斯基、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巴扎罗夫排除在外——只要再读一遍《父与子》就够了！只是一层无意识的薄膜将他们同真正的宗教性隔离开来。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才成为“崇高道德的代言人”（这一过时的说法一点也不可笑）。正因如此，当时才会出现精神异常坚强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够建功立业和自我牺牲的人。（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偏僻的流放地、冰封雪盖的西伯利亚小城写的《给妻子的信》，同契诃夫在他同样称之为流放地的雅尔塔写的《给妻子的信》两相比较是饶有兴味的。——作者自注。）真正的唯物主义扼杀“骑士”精神。会不会有人说，我们当时的文学，乃至整个俄国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精神呢？
但我现在说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后来可怕的分道扬镳，而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俄罗斯旧文学的一个谦虚的骑士——魏因伯格。
他伤心而饥渴地听着我们对他说的话。是的，如果他“不信”，我们也无可奈何。确实，长年以来，他习惯了“不信”。难道半个小时的话就能征服这个习惯？
可是，起身要走时，他突然说：
——或许，那边还是有什么的。我见到过她。
我们明白，这“她”指的是他爱了一生的那个女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怎么见到的？什么时候？
——就像现在见到你们一样。而且这几年见到过不止一次，而是两三次。早晨或者晚间，我躺在床上——突然，她走了进来，坐在我身旁。她跟我说话，只是我不知道，我听见了她的话没有，或者看到了她在想什么没有。奇怪，我甚至是头一次没感到害怕，而且没在心里管她叫“幽灵”。当时只是觉得，“那边”大概是有什么的……
他思索片刻，微微一笑，以他惯常的、迷人的讽刺补充道：
——也有可能这只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是老年智力衰退的征兆。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见到了她，而且至今也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日本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便去了国外，最近几年没见过彼得·伊萨基耶维奇。他逝世于彼得堡，好像是在1908年夏天。
八
关于我青年时代见过的人们，关于“芬芳的白发”，我的故事结束了。应该在此打上句号。即使我还要讲一讲我跟亚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位老人的唯一一次见面，那也是以附录的形式。我没有离题：整个世界都知道这白发的芬芳。但我们的见面发生得很晚，是在1904年，几乎是昙花一现，所以我的叙述也将很简短。
去拜见托尔斯泰？去扩大已经使他疲惫不堪的来访者的人数？不过梅列日科夫斯基有特殊理由要求这次访问，部分地是朝圣：他刚刚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论托尔斯泰的著作（《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他在书中对托尔斯泰似乎不是特别公平，加上刚刚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托尔斯泰被“革出教门”的事，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痛心疾首。一句话，这并不是出于一种想“一睹托尔斯泰风采”的好奇心，而只是出于一种对他的向往。
我们决定从侧面打听一下，我们能不能去，何时去才不至于打搅托尔斯泰。直到收到苏霍金夫妇转来的直接邀请（甚至还有交通路线图），我们才动身前往亚斯纳雅波良纳。
马车在火车站上等候我们。时值5月初。天空晴朗，刚下过一场冷雨。麻雀在田野上空悦耳地啁啾，好像是在笑。接近房子时，硕大的水滴从林荫道的树上掉到我们身上。
在楼下，在窄小的、不很明亮的前厅里，一个丰满，但不够匀称的女人朝我们跑了过来（确实是跑）：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1844—1949），托尔斯泰的妻子。
——啊，他们来啦！
她马上开始安顿我们，把我们领进事先准备好的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都在楼下，其中一间好像曾经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工作室，我在列宾的画上见过。
列夫·托尔斯泰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领我们进房间时告诉我们，她今晚是专门留下来等我们的，明天早晨六点钟她要去莫斯科——“还是因为出书的事！”但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她已经吩咐下人为我们备好马（我们是第二天十二点离开的）。
——你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上楼，我们过一会儿开饭！
说完她跑开了。她的灵活让我吃惊，甚至让我有些不安。
我们坐在长长的饭厅里，饭厅两端是窗户。桌子也是长长的。人算得上多，但不是很多。好像全都是亲戚。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介绍大家认识，忙得不亦乐乎：
——请坐，请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马上就来！
当一个身材不高、面容瘦削、穿着束腰短衫的老人迈着轻柔的脚步，从左侧的内室里走出来时，我们已经开始落座。长长的短衫在他弯曲的背上翘着。
他走得相当快，马上跟我们寒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矮小令我大吃一惊。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吗？如果说我们见过的无数照片给我们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如果说它们是托尔斯泰，那么，眼前这个瘦小的老头就不是托尔斯泰。一句话，我无法将两者——新的、活的托尔斯泰同照片上的、习惯的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坐在桌子的一端，我坐在她的左侧，托尔斯泰坐在右侧，正对着我。桌子不宽，灰色的短衫，罕见的白里透黄的大胡子，浓黑的眉毛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眉毛不是威严，而是忧伤地悬在深陷的眼睛上方。孩子般的眼睛——或者说是老年人的眼睛——是浅蓝色的。
托尔斯泰在跟梅列日科夫斯基说话：好像是在谈道路，我听不清，桌旁很嘈杂。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吃得很快，举止跟所有的近视眼一样，有点像是“埋着头”。她没有忘记用馅饼款待客人。佣人戴着白手套上菜。桌子中间放满了酒。很快，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面前（也等于是托尔斯泰面前）出现了一只烤乳猪——我甚至还记得它龇着牙。
不过托尔斯泰没注意，他只顾吃自己小碗中的菜。他像老人那样聚精会神地吃着，久久地咀嚼着。
饭后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高兴地领我们参观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房子，所有的藏画和照片：“看，这是——！”她不无自豪地说，指着一排有些发黑的油布。她的房间里有一个画架，她平时从事绘画创作。
——这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卧室。
一个不大的房间，除了一张白色的弹簧床，一只小桌，几乎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我们来到宽敞的木阳台。下面的庄园弥漫着一股芬芳的春天的湿气。
——你们是从莫斯科到国外去吧？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问道，随即又冲我开玩笑说：
——干脆，您留下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替您出国！我还从来没有出过国呢！
黄昏的时候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领我们去庄园。她就像一个小姑娘，遇到水沟就蹦过去，迫不及待地什么都给我们看，什么都给我们讲。我们四处走了个遍，她告诉我们，哪片树林是属于哪个儿子的，哪片树林已被砍伐……接着又讲起明天到莫斯科的事，出书的事，等等。
我们回到饭厅。墙角放着一圈椅子和沙发，中间是一张圆桌。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现在坐在沙发上，紧靠着一盏带白色大灯罩的台灯。托尔斯泰坐得有些靠边，大概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姿势跟平常累了时一样。这里没有不速之客。显然，只有两三个常住者，外加一个身穿褐色猎装，少言寡语的男子。
托尔斯泰用熟悉而又疲倦的嗓音谈论着熟悉的东西。人生……祷告……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见缝插针，及时地发表了相反的意见。祷告？不，她相信，可以将请求诉诸祷告，而且马上会得到满足。托尔斯泰不以为然地谈起当代诗人，提到索洛古勃……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从座位上站起来，在钢琴上抓起一本带插图的杂志，当场朗读了一首索洛古勃的诗。
——可我喜欢！
她不无挑战意味地说。
很快我们又转移到饭厅的另一端，坐到了茶几旁边。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立刻过来喝茶的。他们陆陆续续地来，又很快陆陆续续地离去。托尔斯泰这时变得精神起来。他亲自挑起话题。只有两个极不爱说话的人听他讲。就连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也走了（明天要早起赶火车），高兴而客气地同我们道了别。
谈话的详细内容我忘记了，这里我只能大概说说。托尔斯泰当时说的话，可能对很多人都讲过，而且被记录过多次，只是他的语调非常兴奋，从他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交谈中可以感觉得出，他读过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他的书。（事实上确实如此：托尔斯泰无所不读，对当代文学了如指掌。他甚至还读过我们的宗教杂志《新路》！）
——我一直想动笔写真正的日记，可是做不到。要知道，即便是只记下我一天的生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打断他：
——您说的是您现在的生活？
托尔斯泰点点头：对，对，是现在的……
我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世上有这样虚怀若谷的人吗？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现在罪孽深重呢？
我们当然要谈论宗教问题。这时，托尔斯泰突然把谈话纳入自己的轨道，开始赞扬“健全的理智”。
——健全的理智是人的指路明灯。健全的理智有助于人走上正确道路。路被明灯照亮，人就可以知道把脚迈向何处了。 （我不敢保证托翁的话我记得完全准确——作者自注。）
托尔斯泰赞扬“健全的理智”时的那种夸张语调刺激了我，使我同他争论起来。我几乎是叫喊着说，不应该在这一层面上赋予“健全的理智”至高无上的意义，这个概念是很相对的……突然，我又醒悟过来，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我这是在对谁大喊大叫？要知道，这可是托尔斯泰！不，我绝对无法将这个瘦小、固执的老头同我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不是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只不过是在我眼里，出现了两个列夫·托尔斯泰，而不是一个。
其实，这个矮小的老头说的跟列夫·托尔斯泰近几年说的和写的完全是一致的。我明白，托尔斯泰是“唯物主义者”。但我还明白（就是现在我也敢肯定），托尔斯泰这位“唯物主义者”，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俄罗斯人，宗教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毫无二致。只是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他把这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推向了极致，使它已经具备了真正的宗教形态，只是一条看不见的界线将它与宗教隔离开来。
托尔斯泰跨越了这条界线没有？他在生命的某些瞬间跨越过没有？回答大概应该是肯定的。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谈论复活，谈论个性。突然，托尔斯泰用异常朴素，朴素得惊人的话语说道：
——临死的时候，我会对上帝说：我现在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要是愿意，就让我复活，要是不愿意，就别让我复活。我整个交给了他，任凭他怎么处置……
听了他的话，我们全都默不作声了，再没有争论什么。
早晨八点钟，当我们走出房间时，在前厅里遇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刚散步回来，情绪饱满，精神焕发，戴着白色的羔羊毛帽子。
——我敲过你们的门，想找你们一起出去走走，可你们还在睡觉！我们现在去喝茶吧。
在通向饭厅的不太高的室内楼梯上，他停了片刻，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梅列日科夫斯基说：
——你们能来我很高兴。这意味着，你们并不反对我……
饭厅里很清静。有人——不记得是谁——给我们倒茶，但喝茶的只有我们三个人。茶的味道很香，加了奶油，就着新鲜的白面包。
女主人不在，但“伯爵”的家中秩序井然。仆人们来去无声。厨师甚至还把菜单拿来给“伯爵大人”过目：看得出来，这是长年养成的习惯。托尔斯泰迅速浏览了一下，（这有什么值得他亲自过目和讨论的呢？）做了一个肯定和敷衍的手势，厨师满意地走了。
我们三人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托尔斯泰很高兴，比昨天高兴得多。我们没有触及根本性的和有争议的问题，只是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通过交谈我们才了解到，托尔斯泰什么书都读，而且在密切注视一切。
马车准备好了。托尔斯泰走到门口的台阶上送我们。夜里下过雨，湿漉漉的草闪闪发亮。阳光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白里透黄的大胡子也在闪闪发亮。我们上车时，他的眼睛眯缝着，是那么和蔼可亲。
我们走了，再次穿过田野，我发现，那里的麻雀笑得、唱得比昨天更加悦耳动听了……
这是“附录”。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提到一个人。这不是对他的回忆，只是顺便提提而已。他也散发着白发的芬芳。关于他，不需要详说，他还健在，人人都熟悉他，其程度不在我之下。关于自己辉煌而动人的一生，他自己会讲述的，只要他愿意。此人就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恰伊科夫斯基尼·瓦·恰伊科夫斯基（1850—1926），革命民粹派分子，1904— 1910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当然啦，他要比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年轻。但他毕竟不是他们的儿子，他是他们的弟弟。他跟他们是同一代人，而且走的是同一条路。只不过由于年轻，他在这条路上又比他们朝前多迈出了一步。尼·瓦·恰伊科夫斯基已经不是一个自称“唯物主义者”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者。但他的唯心主义也不具有宗教面貌。尼·瓦·恰伊科夫斯基尽管实际上跟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没什么两样，但他信奉基督教。
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
没有必要再回到老人那里。没有必要重复他们走过的路。但有必要“向他们索取”。索取，然后继续前行。或许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要惧怕，不要迟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