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由作家的自身存在决定的。即便是最为杰出的作家也不可能例外。张承志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但他在本质上则是一位诗人。不过，这还不是他的全部一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人们很难见到像他这样如此深入地、持续地与底层劳动者及其社会人性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作家。他在《心灵史》的“代前言”中说：“对于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一那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张承志是回族，然而仅仅把他视为回族作家，那就毫无疑问地进入了判断的误区；那么，他是一位何种意义上的作家呢？应该说，他是一位中国人的作家，一位拥有中国文化优秀品性或体现了人类基本精神的作家。他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厌恶狭溢”。他这样倾心告诉《心灵史》的读者“当你们在我的书中读到一些动感情的段落时，我不希望你们古怪地产生任何隔膜。那是因为哲合忍耶人民为着心灵世界不受侵犯付出的太惨重了，而且他们沉默得太令人难以忍受了。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你们可以获得经验，决定未来的取舍。”（《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可以说，这是理解张承志及其创作的所有钥匙中的最为重要的一把。早在十多年前，他就警告自己：“肤浅和愚昧的陷阱埋在每个人前方的路上；要严于律己，两倍于人地投入热情，两倍于人地增加教养，要使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得多”（《心火》）。
张承志的这种由锯末燃成的火苗——火，多年来终于不息地缓缓燃烧着、顽强地跳跃着。他的自我警告在他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体现；他同样践约了。虽然他声称自己的注视点是乌珠穆沁、吉木萨尔、西海固，实际上要比这些“基地”更为辽阔广博；他是一位真正“有感而发”的作家——时髦与他无缘，“现代”或所谓的“后现代”与他无缘，“京腔”与他无缘，“转向”或趋炎附势与他无缘；他执着地坚守自己，坚忍地与包括崇洋媚外在内的种种腐恶俗态作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他因守护神圣的人类精神而使他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独立旗帜。因了他是历史学者的缘故，他比其他作家看得更深邃更沉重；因了他是小说家的缘故，他比一般散文写家更富有想像力与概括才能；因了他拥有诗人气质的缘故，他具备更凝重沉郁的激情，也更能超越描写对象而发现无限与永恒；不言而喻，也因了他与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持续而深入的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真挚情感，他在对于历史、对于现实、对于人的生命状态与人生景况的理解与把握方面，要比其他作家高明或可靠得多！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作品、如《心火》、《荒芜英雄路》、《圣山难色》、《袖不在异国》、《清洁的精神》、《夏台之恋》、《狗的雕像》、《无援的思想》等，都可认作是当代散文世界中的一流精品。其实，如《心灵史》这样的出类拔萃之作，你可以当作小说来品读，但何尝不可当作长篇散文来欣赏呢？应该指出的是，张承志的晚近散文更趋于成熟，其中的内涵与力度更显得厚实与动人心弦，可谓见解迭出而新人耳目。他说：“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洁’字”；“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要显形问世，就一定‘骇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清洁的精神》实际上，这种与古远的传统相关的精神（洁意识），一直是张承志散文（同时也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撑持因素一它与他的“为人民”的观念、“母亲”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最终成为他的文学世界的天空与大地。
《夏台之恋》的“恋因”是什么？那是张承志的一种寻找或一种理想：“夏台形式”刻刻地在我的思想中清晰起来，使我开始意识到：它远远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它的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夏台之恋》）。在那大山深处的“夏台形式”中，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各种语言纯真无邪，那里有着人类的音乐与情调，没有污染，没有歧视；有的是宝贵的气质、崇高的感情，有的是善良、正义与真诚。与《夏台之恋》的温情形成对照的是那篇《无援的思想》：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散谈或随笔，其中虽则充满了论证、抗议、激愤、讨伐，或绝望与希望，但作品所传达的诚挚而激越的生存体验，却拥有一贯的、始终如一的质泽，或者说仅仅是一种以往的深化或延伸。“失败的大陆像一艘下沉的巨船。我是它还给卑鄙海洋的一个旋涡，尽管我不能成为桅杆上的旗。中文是不死的，我知道用中文这样写的只有我一个一这就是我追逐的道路”一张承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憎，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着自己所听到的关于这个充满污浊的世界的声音；声音很独特，但其中透露了作者的清醒与可靠——《无援的思想》只是一种佐证，但现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个智慧而愚昧的“智识阶层”，都该读一读这篇用中文写成的叫做《无援的思想》的作品，且诉诸于相应的自省或自检，那或多或少会感到震惊与不安；倘若以为张承志是在作危言耸听的无的放矢之述，那就可能是我们已经在麻痹的糊涂中沉醉了过多的时光，或者是对富有见解的美文丧失了起码的感悟力。
以上便是对五位散文作家的粗疏描述——从马丽华到最后的张承志，对于他们的描述也仅仅是一种轮廓的勾勒，甚至连勾勒都不是：只是阅读的些许体验而已。张承志说过“圣山难色”的话，而杰出的作品也是不可以作语言概括的；它们只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中，被人意会到某种幻想般的神奇瑰丽，被人感悟到它们所包含的某种对于精神及情感的冲击或激动一这五位散文作家所创造的，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散文世界的巅峰或巅峰的重要部分。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都立足于对于往昔与现时的发现，并各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关于当今这个绝对不体现理想与完美的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在目前的文坛（或“文场”）日益受到污染与侵害、而某些“文人”开始出售灵魂的景况之下，他们依然守护着一方清洁的圣土，依然扞卫着文学的纯真与正义，依然坚持与拓展着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到今天的伟大理由。在连自诩为深刻公正的理论批评界也被金钱名利收买、以至于失却了独立发言的勇气与胆识、并沉迷于一片崇洋媚外的耻辱雾霭中的时候，正是这五位作家以笔为旗、耐心耕耘，他们的散文作品所体现的，或许就是这个世纪末最亲切的声音，或最富有良知的浪漫精神，或最具备传统品性的现代情感。关于这里的判断，可能要在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或进入更久远的时代时，才会显示出其中的可靠性：让历史去评价吧！
但现实的评价也使我们获益匪浅一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卓越的散文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情素质与精神修养：五位作家的创作现实似乎都在诉说这一真理。一个作家一旦具备高质量的思情素质与高质量的精神修养（这种状态自然不可能十分完美、而且既不排斥传统（如那些盲目无端地夸夸其谈从西方拾来的牙慧），又拥有一种最能切近生存现实的眼光与感悟能力，那就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篇章。实际上，只是那些无知而又无聊的“理论批评家”，即那些对于中国社会、对于底层常人百姓的生存状态、也对于世界的精神景况与人类的真实处境一知半解或蒙在鼓里的“现代文人”，才在一些讲坛或报纸杂志上喋喋不休地要求以所谓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去指导写作。自己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土地，我们只能为自己的土地写作，或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写作；丢弃传统等于消灭自己，无视严峻的现实就如空中的浮云一般无足轻重；我们不能想象散文作家就是一群躲在书斋里写些花草虫鸟、写些闲暇文字、写些无济于人生与社会但又冒充痛苦的所谓“散文作家”……散文作家是最见功力的作家，无论是传达文字，还是风骨气韵，或是感触、悟性、见解，都可能对作家构成一种威胁，一种挑战。毫无疑问，这里所说到的五位作家的可贵与值得尊重，其原因也在于他们迎接了这样的威胁与挑战，而且赢得了相应的胜利；胜利虽则有大有小，而胜利的最终结局也无绝对可言。但这样的胜利，也足以使今日的文坛感到惊奇、感到不安、感到一种新鲜的声音的存在及无聊或寂寞的打破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中旬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