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公元715~789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即为神童,授予秘书省正字。长大后,先后任夏县令、杭陇华三州刺史、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宝应二年,晋升为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大部分时间做经济工作,主要在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做转运租庸盐铁使。刘晏一生忠正,虽然“常衮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但在经济工作中“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苦于民,俭于家而利众”。他不仅是个理财能手,而且身先士卒,“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为维系战乱中唐王朝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历代誉为“富国名臣”。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局动荡,连年战乱,经济十分困难。京城长安斗米至千,宫厨也是吃了上顿少下顿。老百姓更是贫困,靠拣捻麦穗活命。而朝廷仍然荒淫无度,开支十分庞大,使财政更加紧张。刘晏负责经济工作后,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并采取许多措施来发展生产。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上千万,由于战乱,十耗其九。到刘晏任职时,已不足二百万户。刘晏认为,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要发展生产就要增加户数,并“使之耕耘织”。只有户数增加了,生产发展了,赋税的数量才能增加。当时各州县都让富人督营漕运、邮递等重要职务。这些人税外横取,使人民无法活命,只好外出逃亡,或去盗去抢。刘晏为了革除这种弊政,改由官员营漕运和邮递,并罢除一切苛捐杂税,使外逃的人回家耕织。这样户数很快得到增加,生产得到了发展。
刘晏为了掌握全国的生产情况,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知院官,命他们每十天半月把本道各州下雨、下雪、丰收、歉收等情况向京城报告一次。他尤其重视各地的灾情,采取了许多很好的救灾办法。在救灾时机上,如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也就是说不要等病危才治,灾重才救。如果灾重了再救济,国家给的钱粮少了,无济于事,给多了,负担不起,势必再向老百姓增收重税,造成恶性循环。另外,各地官吏在发放救济款物时,势必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也”。所以,各地有了灾情苗头,他就开始采取措施,等灾情发展了,救济措施已开始实行,人们不必再去逃难。在救灾的方法上,他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消极赐与,而是采取积极的交换方法,各取所长,以丰补歉。他认为灾区所缺少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东西还是有的。所以,用低价把粮食卖给灾区人民,换取他们手中的杂货,并把这些杂货转卖到丰收的地方换取粮食。这样做,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救济了灾区百姓,还存储了三百万斛(每斛十斗)粮食。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刘晏认为中国很大,虽然北方经常遭灾,但南方仍然富庶。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关键是要发展交通运输。当时由于主要运输工具是船,所以他十分重视漕运。他曾亲自沿黄河、通济渠、淮河直到长江进行考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发动群众大规模清挖河道。他改变过去一条船从长江一直开到渭水的机械做法,根据各条河水力的不同,分段通航。他让长江上的船运到扬州,汴水上的船运到河阴,黄河的船运到渭水河口,渭水上的船运到太仓。沿河分段设立粮仓。这样不仅可以根据水的大小,制造大小不同的船,,提高运输能力,也比较安全。过去船到黄河三门峡一带,因船小浪大,多数船翻人亡,刘晏便把十数条船连在一起,加上其它一些办法,无一船翻。刘晏这样做以后,尤其收复东都洛阳后,南北运输畅通,每年运粮四十万石,当第一批粮食运到长安后,天子大喜,派卫士到东渭桥敲锣打鼓进行欢迎。自此,关中虽天旱遭灾,也不缺粮,物价不贵,搞活了全局。
刘晏认为,要搞好经济,增加收入,就必须掌握各地的经济情报,尤其是物价。为此,他在各地设道巡院,并在诸道巡院至京城之间,高价招募骑马骑得快的人传递情报。因此,四方物价之高低,即使最远的地方,四五日也能知道。由于刘晏较好地掌握了各地的经济情报,经济工作十分主动。他采取“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方法,在丰收地区粮价偏低时,用较高的价格买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粮价偏高时,用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来调节物价。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朝廷获得大利,各地物价大体平稳,无甚贵甚贱之忧。有一次,京师盐价突然暴涨,他很快从扬州调了三万斛盐运往关中,使盐价很快恢复正常。一些偏远地方木材和山货很便宜,他便派人用合理的价格收购进来,然后转卖到其它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
刘晏还用官府食盐专卖法来控制盐价。他认为盐官吏设得多,就会增加财政负担,还会扰民,所以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负责收购盐户煮出来的盐,然后加价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转销各地。其它地方的州县就不设盐官。那些离产盐地区远的地方,政府就把官盐运到那里,存贮起来,陆续卖给大家。有的地方没商人去,盐价上涨,就减价把盐卖给那里的百姓,以降低盐价。这种买卖当时叫“常平盐”。“常平盐”不仅使官府得到了卖盐所得的利润,还方便了老百姓。
为了搞好经济工作,保证财政收入,他对官员要求很严,坚持任人唯贤。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得,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对检劾出纳等工作一律委任有才有进取精神的志士,官吏只办文书一类的公务。对亲戚朋友一概不用。所以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数百人都是“新进锐敏”,“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
刘晏虽然在经济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仍然免不了悲惨下场。德宗即位后,刘晏为尚书,杨炎为吏部侍郎,二人关系不太好。后杨炎因原宰相元载贬职而受到影响,刘晏参与了对他的处理。杨炎被起用为宰相后,怒追前事,要为元载报仇,将刘晏逐出京城,后又诬其参与谋反,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将其杀害。刘晏家属连累者数十人。当抄其家时,发现家中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德宗才弄清刘晏有大功而无罪,并为其平了反,为其子封了官。